陈伯达骨灰盒仍放在故居水缸里至今没有下葬

　　2003年的夏日，我用了四天时间，从厦门专程去惠安县，往访了陈伯达的故居。在雨天，我看到了陈伯达的骨灰盒仍放在故居的水缸里，至今没有下葬。此情此景，令人不胜悲凉。回味中国共产党的沧桑历程，又十分耐人寻味。

　　1.出身寒门

　　在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城西南30多公里处，有一个四周山峰环抱、树木葱绿的小村庄，叫岭头村。从村口走过桥头向左走60米，便是陈伯达的故居。陈伯达故居的老屋显得太过破旧，零落与枯寂地坐落在村子南边，不太合群。陈伯达比陈布雷小14岁，1904年出生在这里。陈伯达的家庭，没有陈布雷家庭那么阔绰。两个家庭，属于两种不同类型。陈布雷的家庭，属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其祖父与其父对官宦之家不感兴趣，只要自家殷实富庶就行了。陈伯达的家庭与其正相反。在陈伯达的高祖父时，读些经书，有所追求，但未取得功名。陈伯达曾祖父陈金城，因受其高祖父的熏陶教育，考取了清朝举人。嘉庆年间，又考取了进士。按照清朝官制，陈金城考取进士后被清朝当局录用，任刑部云南司主事，官阶七品。几年后，升迁为六品官。在云南供职十余年后，奉调回福州地区任事，在福建巡抚下面管司法。不久，鸦片战争爆发。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卷进了这场划时代的，然而又是不大不小的战事。陈金城当时与林则徐、魏源颇有交往，受爱国士大夫和人民群众抗英斗争的影响，积极参加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抗英斗争。在鸦片战争史上，陈金城与林则徐、魏源为同一时期的“名士”。年老后，告老还乡，落叶于故土。陈伯达祖父继承家业，继承父志。从云南到福州，一直努力攻读经书，最后考取了清朝末年的举人。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科举入仕制度，因战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侵入，到咸丰皇帝以后，就逐渐瓦解了。陈伯达祖父陈玉书生不逢时，一辈子想当官，可一辈子也未如人愿。人到中年以后，仅仅在惠安县文峰书院做个院长，终生执教。但在当地名气很大，是个有名的先生。清朝光绪年间，陈伯达父亲陈其潜，遵从父嘱，但任凭如何努力攻读诗书，也未能考取举人。一生守着其父那点家业，在文峰书院执教，经常为不得志而长吁短叹。家境也越来越差，一天天走下坡路。陈伯达母亲没有文化。陈伯达父母唯一高兴的是膝下三个儿女，小时候挺着人喜爱。执教之余，陈其潜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三个孩子身上。希望孩子长大后，继承父志，恢复家业，取得功名，耀祖光宗。陈伯达母亲，对三个孩子也十分疼爱。每当其夫唉声叹气之时，便劝慰丈夫，劝想开点，养着三个孩子，家里不缺吃，不缺穿，不也是十分合意？陈其潜经其妻劝告，日久天长，也就转移了自己的志向，安心在书院教书过日子。

　　文化，也有个积累的过程。陈家三代读书，到陈伯达已是第四代，按理说，应当有所成就了。

　　陈家在当时仅属中下等人家，陈其潜没有一房二妾三房小，故也没有陈布雷家庭那样的众多人口。陈伯达兄妹三人，他排行第二，另有一个妹妹。三兄妹之间，只有陈伯达是读书人。陈伯达大哥脑子有点儿迟钝，不是读书的材料，跟着其父读了几年私塾，几如白读，陈其潜看其长子无可造就，不便勉强让自己儿子受苦，便由他去，开始让他务农。

　　陈伯达原名陈建湘，字尚友。20世纪30年代初，陈伯达在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一次偶看电影《斯巴达克思》，对其主人公崇敬备至。后从其名字中取“巴达”两个字作笔名，中文音译为“伯达”。20世纪30年代中期，用陈伯达这一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的这一笔名用得最多，影响最广，反使人们忘记了他的真名陈建湘。

　　陈伯达的启蒙老师是其父陈其潜。在陈伯达的大哥跟随父亲读书时，他也跟随练习认字。陈伯达8岁那年，其父因患鼠疫去世。陈伯达母亲于其夫病逝时，哭得死去活来，后带着两儿一女，艰难度日。每当夜深人静时，其母便长吁短叹，暗自伤心落泪。陈伯达姑母心地善良，看到其兄病逝后，其嫂和三个孩子无人照料，便接其遗嫂和三个孩子来惠安县城家中度日。老家岭头村的几亩薄田和几间房子，雇人看守和耕种。陈伯达在父亲死后，便到他堂兄所办的私塾去读书，三年后，转梅山小学读书。因陈伯达开始读的是私塾，未学过数学课，转到梅山小学后，数学怎么也跟不上，努力学习亦捉襟见肘，所获甚少。陈伯达从小学开始，数学就没有学好，长大之后，对数学仍是一知半解。弗兰西斯·培根说过：“数学使人周密，自然科学使人深刻。”陈伯达少年时期，乃至后来的青年时期，未学好数学和自然科学，其定型的世界观，仅是中国传统经学培养铸造出来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缺乏科学性，遇事凭自己主观臆断，空言义理，于近代很不协调。父亲去世后，陈伯达在学校读书觉得很孤单，没有长辈做坚强的后盾。转学后，数学又那么差，别的学生一度很看不起他，陈伯达很自卑，经常独自一人来往，与人不合群。久而久之，养成了孤僻的个性。同时，于自卑中又很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