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虽然他们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的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作为小辈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投入第二项里。既然她是小辈中惟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格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
一九○九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为了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的逗留,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一九一○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鲁迅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而他决定住在学校。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一九一一年,她的小叔子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一九一一年十月,满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他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往南京赴任,同年五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就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一九一九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份子地位是巩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banquan@lishi.net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