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二战结束后痛骂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

起初,每每瞧见溥仪一阵阵装疯卖傻,时而大骂国民党,又时而大骂日本,溥杰绞尽脑汁也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多次之后,他才稍许明白了一点儿“醉翁之意”。若非亲眼所见,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

溥仪二战结束后痛骂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间……

  起初,每每瞧见溥仪一阵阵装疯卖傻,时而大骂国民党,又时而大骂日本,溥杰绞尽脑汁也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多次之后,他才稍许明白了一点儿“醉翁之意”。若非亲眼所见,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信的。

  一次溥仪与日本战俘偶然路遇,竟引发了一场众人围观的“争吵”。至于起因,不过是一位日本战俘瞥了他一眼,溥仪便借题发挥地破口大骂:“看什么,没见过我吗?当年我没有让你们日本人在满洲国害死,真是件幸事……”

  那个日本战俘一时愕然,嘟囔了几句,溥仪便又借机没边没沿儿地大骂起来:“你们这些日本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一些混账东西,我与你们不共戴天……”

  眼见溥仪莫名其妙地一个劲儿故作姿态,溥杰的心情十分矛盾。他与溥仪不同。溥仪完全是在拼命“做戏”,以达到其讨好苏联大鼻子的目的。而溥杰在内心深处对于苏联人出兵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而使满洲国彻底垮台,衔恨不已。对日本人,他却抱着极其复杂的心理。

  岁月飞驰,流年似水。他在苏联这几年,简直度日如年,连做梦都在思念着妻子和女儿。

  望穿秋水,依然瞧不见一丝希望。

  倒不仅仅因为妻子是日本人、长女慧生自幼生长在日本——根本的是,他觉得如果能从苏联通过某种途径回到日本,无疑那里将成为自己的归宿。

  显而易见,在这种信念支配下,他与溥仪不免多少有些离心离德。当着溥仪的面,他虽然不敢与日本人过分亲密,但背着溥仪无时无刻不在与日本人笼络感情。只要与日本战俘见了面,他若瞅瞅四周无人,便立即恭敬地行一个日本礼,用日语低声地问候:“阁下可好?”

  在无人处,他时常与日本各层的人物“谈心”,交换情况。

  一时,风传又一批日本战俘将被遣送回国,溥杰几经犹豫,找到了一个最熟悉的日本战俘。

  一见面,他便一躬鞠到地,小声而又诚恳地央求不已:“阁下,听说你们有可能回国,我发自内心地请求你办一件事情。”

  “什么事?”日本人瞪大了双眼,疑惑不解地望着溥杰。

  “阁下知道,我的妻子是日本皇族……”

  “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作为日本人,无人不晓嵯峨家族在日本的影响和地位。

  “再说,我的女儿也在日本国内,如果你们回到日本一定捎信给我的妻子和女儿,我无论有何机会,只要能够逃离苏联,就一定去日本与她们团聚。”

  “咳噫,咳噫……”那个日本战俘仿佛为他的真挚感情所动,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承诺:“我一定想方设法把这个口信带给你家人,请你放心!”

  惟恐口信捎不到,溥杰又设法找了几个日本人用同样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请转告我的妻子,一旦我获得释放,会马上想办法回到日本去。一定让她等着我啊……”

  他不傻,表面上他不显得太过分。但在背地里,溥杰绞尽脑汁与那些日本人,尤其是那些有可能获释的日本战犯拉拢关系。甚至他对日本前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那些赫赫有名的战犯,见面都亲热地打招呼,毕恭毕敬地向他们哈腰致礼,称他们“阁下”如何如何。

  乃至对日本的中下层军官,他也称得上彬彬有礼。所有这些,无非一个目的,千方百计打通回日本的一切渠道。

  这,成了他昼思夜想之事。

  “悠悠万事,惟此唯大……”

  他变了,变得有些疑神疑鬼。

  突然有一天,他亲眼见三妹夫润麒、五妹夫老万以及毓�l、毓�O调到了别处,以为这是根据他们不同的罪行而定的,如果把他们释放了,那么在苏联人的心目中,自己岂不成了罪恶深重的吗……

  为此,他开始胡思乱想,吃睡不香。直到他确切地知道他们是被送往另一个地方去从事体力劳动,才放下心。他被苏联人带到了X光透视机前。并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与其他几个伪满人员一起被送去的,结果,被诊断为肺病,一起被送往了伯力市第二收容所。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借口,并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说明他们患了肺病。据溥杰后来估计,这当时只是苏联人的一种“策略”。溥仪因无法参加体力劳动,便成了“光杆司令”,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拘留所。

  到了第二收容所,他才发觉那里聚集了中国各路的“残渣余孽”,可称“三教九流”一应俱全。与原来相比,这群人层次显得非常之低——绝大部分是军阀混战时期,在各地招摇撞骗的“混混儿”。

  对于“皇弟”的到来,那些人起初为之一怔。

  继而反应不同。有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土匪,对他恭敬异常,见面就鞠躬行礼,有的则对他怒目横视。就在溥杰刚来到这里时,这些战俘甚至在夜晚暗中商议多次,要打掉这个特殊人物——“皇弟”的气焰。

  无疑,溥杰是个明白人。他没来之前,听到此地复杂,早准备好了对付的招法——即“韬光养晦”,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尽量不吭不哈,静静地思虑再三。

  这里,充斥着混乱和野蛮。偷窃东西,打架斗殴,屡见不鲜。对于诸如此类的事情,苏联人无法管、也管不了。他们只是按照上级的规定把这些人聚集一堆,干完规定的活儿就算完事。

  在这儿,没有一个人能够免于体力劳动,这算是对战俘的一种惩罚。溥杰原来拒绝体力劳动的煽动,在这里没有了任何意义。然而,他在艰苦的劳动当中也锻炼了体魄。

  溥杰拿定主意不得罪人,广结善缘。经过一段努力,他与伙伴们相处得还不错。

  后来在吃饭时,一位过去的满洲国省长向他悄悄透露了一个过时的信息:“二爷,这一段您总算熬过来了。您可不知道,刚进所里时,有的人就想撮合着联手斗争您呢!”

  “哟,我还真不知道起初有这碴儿!”

  “唉,别提了,乍开始我就反对他们,这才没斗争起来。要不然可就惨了!”

  “得,真谢谢您!”溥杰明明知道这是卖好,但也言不由衷地对他说,“来到异国他乡都不容易,咱们互相关照着点儿吧!”

  在复杂的环境中,他潜心琢磨着应付各类人。

  他眼见那些日本俘虏在苏联的关押所里,屡次闹事,而没有受到任何肉刑。而他曾看到日本关东军和宪兵是那么惨无人道地虐待犯人,对比这些,他甚至感到有些不解。

  的确,他在这里看到了冠冕堂皇的苏联收容所所长百般从犯人手里坑骗东西,贪污津贴。自然也注意到,每次让他们签字领取的津贴,却总没有应得数额那么多。

  乃至有一天,管理所的管理人员,公然带着溥杰这些犯人,偷偷来到营外,把外边闲置的喷壶和铁锹等用具偷来。甚至他们还带着俘虏,到外面拆下卡车上的机器,回来重新组装。

  苏联人太贪心了。不久他便明白了,苏联经济困难,造成了这些人在心态上的缺陷。也难怪,连年大旱使苏联百姓的日常衣食都出现了困难,何况在俘虏营里。

  而最有趣的是,在第二收容所大门内,堂堂正正地竖立着一座中国战俘集体为苏联人修建的纪念碑。每逢见此,溥杰便感慨万端。

  这座纪念碑是用以表达战犯对苏联人厚待的感谢。而此碑所采用的材料,竟都是这些战俘每天从外面偷盗而来的。不消说,溥杰也是其中之一。可谓极大讽刺。

  上行下效。逐渐,关押所里偷盗成风,有的从外面偷回了大量的水泥、钢材,所里即使明知也视若无睹。一些苏联人假造劳动册,公然擅自从中克扣工钱据为己有。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在关押所里竟“蔚然成风”。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加之置身特殊环境——倘如此自我解脱,想来便也就无可厚非了。“出污泥而不染”,说归说,世上有几人能做到?溥杰虽如此暗中宽慰自己,然而毕竟有“染”,心中未免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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