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
林语堂说：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个谜。苏曼殊就是这样一个谜。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像苏曼殊一样，能够得到三教九流的同声称慕，而被称慕的，多是他思想和行为的奇与怪。他以和尚的形象出没于清末民初的寺院、文坛、政坛乃至妓院，他的和尚头衔也因此多了很多前缀：革命和尚，浪漫和尚，锦绣和尚，自由主义和尚，情僧……
陈独秀说，苏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但这个天才却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他是和尚，却抽雪茄，嚼牛肉，吃摩尔登糖，身边还围着很多漂亮女人。
身世之伤
如果说弘一法师是大悟红尘，终于了却俗世纷扰披剃出家，那么苏曼殊则是典型的“烦恼即菩提”，他所有惊世骇俗的行为，皆因为内心有伤。
苏曼殊的身世颇为特殊，用他自己的诗表达，就是“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一个“孤”字，涵盖了苏曼殊的一生。
苏杰生在日本经商时，娶了一位名叫河合仙的日本女子做妾。苏曼殊的生母若子是河合仙的妹妹，曾经因为在姐姐家帮忙，被苏杰生偶然看到胸口有颗红痣。按照古代相书所说，女子身上有红痣，必生贵子。苏杰生与若子珠胎暗结，生下了苏曼殊，但是儿子出生三个月，若子就离开了苏家，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苏杰生本身已经有了一妻二妾，现在又有一个私生子，怕传出去败坏名声，就谎称苏曼殊是河合仙所生。
这件事做得非常隐秘，就连和苏杰生在日本一起生活的另一妾室大陈氏都瞒了过去。河合仙对苏曼殊视如己出，苏曼殊直到成年都认定自己是河合仙所生。
对于苏曼殊，父亲有一种莫名的期许，这种期许为苏曼殊提供了四年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童年岁月。然而，就在苏曼殊四岁的某一天，一位相士经过苏家，指着苏曼殊说：“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这件事成为苏曼殊人生的转折点。
这个聪明过人，又调皮捣蛋的儿子该如何教养，成为苏杰生的一块心病，慎思熟虑的结果，就是把他送回老家接受中国式的传统教育。
广东白沥港村的苏家，是一个讲究嫡庶尊卑、华夷有别的家族，中日混血的苏曼殊被视为异类，“群摈作之”。家庭冷漠的气氛让苏曼殊感到窒息，他的九妹回忆起哥哥返乡后的生活时说：“一父数母，各爱其子女”，“时或婶婶辈言语不检，人重此轻彼之分，使三兄感怀身世，抑郁不安。”有一次苏曼殊身患重疾，大陈氏不仅不给他治病，反而把他锁在柴房，“以待毙”。
父亲的冷漠，加重了苏曼殊的被遗弃感。
把儿子送回国后，苏杰生虽然回过几次家，但来去匆匆，并没有表现出父亲对儿子应有的关怀。后来，父亲经营失败回国，脾气变得乖张暴躁，苏曼殊一不小心就会遭到呵斥和谩骂。他曾一度怀疑自己不是父亲所生，甚至自拟为江户望祖之后。
家庭的惨痛，让父子之情蒙上了悲剧色彩。1904年3月，苏杰生病危，托同乡到香港请苏曼殊回来，苏曼殊以没钱为由，拒绝回乡，父亲去世，他也拒绝奔丧。
苏曼殊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家庭事虽不足为外人道，每一念及，伤心至极矣！”伤心至极的结果，就是活得没意思，活得没温暖，因为“身无所寄，心无所忧”。寻找归属感，成为苏曼殊毕生的追求。
故国伤心只泪流
1898年，父亲送苏曼殊去日本留学，期望他将来能成家立业，光宗耀祖，并把照顾儿子的责任，交给了苏曼殊的表哥林紫坦。
林紫坦每月向苏曼殊资助10元，除去房租和吃饭，所剩无几。即使这点钱，日后也被断绝，这让苏曼殊很受伤。他在回国的船上给表哥写信扬言要自杀，第一次有了“脱弃浊世之心”：“伶丁一身，四顾茫然，天下之大，竟无我容身之地；学业未成，壮志难伸，弗如一死耳！”
苏曼殊和柳亚子一起游河时，看着河中的植物，出了一个谜语：在娘家绿发婆娑，自归郎手，青少黄多；历尽了多少风波，经受了多少折磨，休提起，提起珠泪洒江河。
谜底是竹篙，苏曼殊觉得自己就是竹篙。
缺乏家庭温暖的苏曼殊，很自然地靠向了革命组织。
在日本，他早早加入了反清革命团体青年会，成为发起人之一。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俄国人想趁机侵占东北，青年会骨干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拒俄义勇队。苏曼殊积极地报名参加，一个原本的柔弱书生，却天天在操场上操练，练习射击。后来，这个组织被清政府和日本联手取缔。他们又成立了国民教育会，看上去是搞教育的，其实是换汤不换药。正是这个时候，苏曼殊认识了陈天华和黄兴等革命党人。
苏曼殊对组织倾注了极大心力，他每月只有10元的生活费，却舍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捐给国民教育会，他甚至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来激励自己投入革命。他从日本回国，一是被断绝经济来源，二是想要“披发长歌览大荒”，闯荡一番。
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
苏曼殊回国后，到苏州教书，同时给章士钊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他是最早将雨果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但是，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呜呼广东人》一文，大骂广东人只知吃喝玩乐，不知国事艰难，结果“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1903年底，《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为寻找革命出路，满怀希望跑到香港投奔陈少白，遭到冷遇。陈怕他主持的《中国日报》失去读者，不敢用他。
这一次香港之行，也让苏曼殊对革命产生了幻灭。他从陈少白口中得知，康有为等人募集款项的同时却中饱私囊，非常生气。他无法理解经历过维新变法的人竟然也如此贪财，一气之下向陈少白借手枪，说要毙了康有为。陈少白劝他：“我的手枪是有编号的，你打了他你可以走掉，那我怎么办？”
革命无门，饭碗无着，苏曼殊在1904年的农历新年跑到广东惠州的一座寺庙，削发为僧。
无端狂哭无端笑
法师胡秋原曾经说过，今天的人很难想到民国成立后的幻灭心情，“辛亥革命以前，一般青年希望民国成立再造中国的命运，结果‘莽操尸位’，一切成空。如果仅仅袁世凯之徒倒行逆施，其事尚小。然而一般新人物或革命志士，在清末已有变节者。至于民国，尤多趋于寡廉鲜耻，成为势利之徒，一种幻灭与绝望之情袭击当时的知识界。”
苏曼殊的出家，不仅代表个人的感伤，也代表了社会的感伤，“代表对社会腐败的反抗或逃避的一种绝望的心情”。只是，苏曼殊不曾真正的遁世离俗，“他只是入世而不为世所污”。
辛亥革命成功后，很多人开始争名夺利。苏曼殊没有享受革命成果，而是异常清醒地告诫大家，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万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正是他率先发现了袁世凯的野心，写了一篇《讨袁宣言》，大加挞伐。
苏曼殊出家后开始翻译拜伦的《哀希腊》，他把自己的爱国情怀与这篇文章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翻译完成后，泛舟湖上拜读时，竟然歌而哭，哭而歌，船夫以为他是个神经病，丢下船就跑了。
整个社会都污浊了，苏曼殊只有以自己的方式远离。
作为一个僧人，他不常住寺院，他的一生大多辗转在宾馆，朋友家，也从来不参加任何传统意义上的佛事活动，他的饮食习惯也不符合佛家的清规戒律。
苏曼殊喜欢暴饮暴食。有一次他去易白少家做客，吃了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还有很多糖果。易白少以为他多日挨饿，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吃，苏曼殊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鲁迅曾经这样描述苏曼殊：“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这期间有了钱，又跑出去把钱花光。”这位身披袈裟的僧人在外人看来更像是个浪荡公子，手头宽裕，就呼朋引伴，一旦“客少，不欢也”，于是托人辗转相邀，“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
苏曼殊在日本曾经和刘师培夫妇住在一起，有一次半夜三更他一丝不挂地闯入人家卧室，对着洋油灯足足骂了两分钟后扭头就走。跟章太炎住在一起则半夜大哭，章太炎问他为什么哭，他说我最好的朋友刘三以前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但因为我现在出家他不给我介绍了，连我最好的朋友都欺骗我。还有一次，他在东京马路上看到一个艺伎正在搭电车，赶紧去追，因为跑得太快摔倒在地，掉了两颗门牙，他也因此被朋友讥笑为“无齿之徒”。
苏曼殊最为人诟病的是出入妓院。有人曾这样描写他的生活状态：“每在沪上，与名士选色征歌无虚夕”，只要有妓女倾诉身世之苦，“即就囊中所有予之，虽千金不吝”。他光花在“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一个女仆的月工资只有一块钱。
陈陶遗曾在青楼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陈陶遗不知，苏曼殊在妓院经常孤坐，很少跟妓女说话，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洁癖——不许妓女碰他的衣服，他是入青楼而守身如玉。
陈独秀说，自己所有的朋友中，“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别人在禅堂开悟，他却在妓院开悟，因为他从小缺失母爱，需要在这里得到补偿。而他所有的疯癫憨傻，在陈独秀眼里却是对于人情世故看得过于透彻而不肯信仰，他的暴饮暴食，也被看作是“以求速死”。
1918年5月，苏曼殊病逝，后事由汪精卫料理。六年后，由孙中山出资，葬于杭州西湖孤山，离他的坟墓不远处，长眠着一代名妓苏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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