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一大”中央局选举 有一人没投陈独秀的票

“一大”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揭秘中共“一大”中央局选举 有一人没投陈独秀的票

    “一大”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说,一大“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即李达——引者注)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这显然与会议的记载和其他当事人回忆有些出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周佛海,选定由周佛海代理书记。周佛海的回忆虽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显然有自抬身价之嫌,因为当时既没有委员长、部长之说,当然也就没有他担任副委员长之事。

    下午6时,夜游消夏的游船逐渐增多,南湖水面上渐渐热闹起来。在这黄昏之中的桨声灯影里,张国焘宣布会议闭幕,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在庄重的气氛中,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代表们走下画舫来到岸上的时候,湖面上已经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乘坐晚车赶回上海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一大”最后一天会议进行中央局选举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刘仁静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是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一票,还表示感谢。在1923年或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象事先有默契,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从刘仁静的回忆来看,中央领导机构三位领导人的选举似乎事先规定了候选人。从董必武的惊问来看,很可能这是所有选票中唯一未按事先约定投的一票,如果不是出于对有人越轨的极大惊异以及对李汉俊的个人好感,董必武大概不会忘掉无记名投票的基本要求,忍不住当场查问起来。

    现在看来,刘仁静投了自己在一大上的主要争论对象李汉俊一票,首先说明刘仁静是个有个性、有主见的书生,看到李汉俊有学问有贡献,不免惺惺相惜。同时,这一票也说明刘仁静襟怀坦白,争论时对事不对人,即使对事而言,在他心目中也完全是同志间的正常讨论。刘仁静之子、刘仁静传记作者刘威立对此评论道:

    “总的看,这一票投者无意,闻者有心,后来似乎成为大会的花絮流传。几年后蔡和森还开玩笑地说这票有历史意义,这虽然过甚其词,却也折射出当年选举的一些特色。无论当年酝酿候选人名单的具体过程如何,张国焘个人当时显然还不具有使选票高度集中的威望与能力,所以当他后来与代表们逐个商谈时,势必要借马林的权威来说服人。在这种情况下,刘仁静的自由的一票,在笑谈中被提到政治高度,被说成有历史意义,亦即被用以证明中国共产党即使在刚诞生时对共产国际也并非唯命是从,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选举是否根据马林的意见规定了候选人,并由张国焘在选举之前与大家做说服工作呢?陈独秀后来在南京监狱中与濮清泉的一段谈话,似乎可以作为印证: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实际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陈既这样说过,我就如实地把它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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