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民国名人狎妓史

在这个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让他印象最深的也许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规定一人为主,仅此人可以对妓女动手动脚),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脱下皮鞋殴打对方,被罚款五元。

 闲话民国名人狎妓史

  1909年,上海有一个叫何德梅的中德混血儿,他和他的小伙伴们都热衷吃喝嫖赌。其中一个小伙伴名叫唐桂梁,其父是大名鼎鼎的唐才常,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后创办自立会,谋划在汉口发动起义,事泄后被捕就义,唐桂梁也一度热心革命,但当时革命正值低潮,起义屡屡失败,他也心灰意冷,自暴自弃。与他们一道的还有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所寄身的中国新公学难以为继,家中又上演分家产闹剧,生活一度潦倒,“迩来所赖,仅有三事,一曰索,索债也;二曰借,借债也;三曰质,质衣物也”,在此茫然之际,也以打牌、喝酒和叫局喝花酒为寄托,终日胡混买醉。

  这位年轻人曾在日记里写道,他曾夸赞某妓女的容貌,朋友以为他有意,还特为他招来。这个年方十六岁的妓女名叫花瑞英,一年后嫁给了南浔富翁张石铭,不久后便因失宠而离家重操旧业,这位张石铭也有来头,乃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兄长。

  在这个年轻人的日记和回忆录里,有许多类似的记录。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让他印象最深的也许是1910年2月12日(旧历)的雨夜,当晚,他在妓院喝花酒,之后又去“打茶围”(即点名叫妓女,喝茶聊天听曲,规定一人为主,仅此人可以对妓女动手动脚),酒醉归家时向巡捕寻衅,脱下皮鞋殴打对方,被罚款五元。这件事对他触动极大,他曾说那段时间虽然只是喝喝花酒打打牌,并无真正嫖妓,但已是一生中最灰暗堕落的时光,而酒醉滋事被罚款,则是他“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还有一种说法,指他因醉倒街头,整夜淋雨不说,钱财也被人偷光,因此反省。

  这个年轻人名叫胡适。

  日后的胡适,以“中国青年的思想导师”自居,提起那些年少荒唐时自然免不了痛心疾首。但平心而论,狎妓之举在当时其实极为普遍,决非不懂事的年轻人的专利。何况,即使是胡适本人,日后在北大任教时,志得意满,也一度又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后来,这位大名人胡博士有回在上海喝花酒,又被人看到,还被包天笑撰文刊登于《晶报》,气得他居然亲赴报馆,要找包天笑算账,老包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跑,还在当晚日记里写下“胡适之自注销《晶报》一篇文后,大窘,昨亲至晶报馆,余急避之”这样的话语。

  《中国娼妓史》中的娼业规律

  古龙曾说,杀手是男人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妓女是女人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前者未必,后者倒真是历史悠久。《隋唐演义》的作者、清代人褚人获曾考证,“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认为春秋时齐国便已有真正意义上的妓女。《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载,元大都“营乐的妓女和漂亮的待招女郎达2万人”,明朝的谢肇制曾说北京“娼妓多于良家”。

  在中国古代史上,文人与妓女之间的逸事极多,但故事中的名妓往往并非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妓女。古代的“娼”与“妓”有别,娼纯粹卖身,妓则受过专业训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要懂点,“客户群”为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

  满清得天下后,认为汉人官员好狎妓是其败亡的一大原因,故在《大清律例》中规定,“凡文武官员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换言之,官员、“官二代”和拉皮条的都在受罚之列,但娼妓作为弱势群体,却不在被处罚之列。这也使得清代官员们热衷逛相公堂子,跟戏子腻在一起,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只是将长相秀美的男性艺人当成了妓女的代替品。乾隆年间又有法例,规定北京内城不得开妓院,内城妓院迁至前门外大栅栏一带,也就是“八大胡同”的前身。

  所谓八大胡同,其实只是北京“红灯区”的代指,又称“八大埠”,并非绝对的地理坐标,乃至有人说:男人说去八大胡同,只是表示自己“要做什么”,并非是讲“要去哪里”。它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八”这个数字也只是虚指,《顺天时报丛谈》曾说那一带有十余条胡同属于“花柳繁华之地”,公认的八条胡同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现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棕树斜街)、朱家胡同和李纱帽胡同(现大力胡同、小力胡同)。清末时法纪渐弛,各地妓女纷纷进京谋生,这八大胡同开始扬名,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清廷官员“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如果官员对狎妓一道不够精通,还会被同僚们耻笑,是绝对的土包子,“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八国联军入京时,那位传说中的赛金花也是八大胡同的名妓之一,至于她的“以身救国”则是绝对的意淫——中国男人一向有在积弱时代意淫女英雄横空出世的传统。其后,庚子赔款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前门火车站的建成,都使得八大胡同更加繁盛。

  1905年,清政府在京实行公娼制,对娼妓征税,在法律上承认了其合法地位。公娼制即“娼妓检查制度”,即在政府监督下由私人开办妓院,妓院按期交税,按例营业,妓女按期体检。1798年,法国最早实行此制度,时人认为,娼妓行业无法根除,所以不如加强管理、增加税收,同时防止性病传播。清政府对这一行业的规模和经营地点也有着严格限制,如妓院总量控制,额满后,有妓院倒闭退出,新开者方准入,私开妓院或暗娼均属违法。同时,妓院不得接待未成年人,妓女还要定期接受身体检查,妓院不得在临街一面用任何相关装饰招徕客户,甚至不能有走廊,妓女也不能走到门外拉客。另外,清政府也针对妓女的弱势,做了不少保护性规定,还拨款并募集社会捐助,成立了“济良所”,如有妓院漫天要价,阻碍妓女从良,或虐待妓女,受害者均可申请庇护,济良所对其进行文化和技能教育,学习国文、伦理、算学、手工、烹饪、图画、体操和音乐等,以助其日后生活,妓女在济良所里劳动所得也全数归于自己存用。

  辛亥革命成功后,有人认为国家理应面貌一新,应予废娼,却不成功,娼业反而更盛。1912年2月,唐绍仪、汪精卫、蔡元培和宋教仁等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入会条件共有36条。第一条即“不狎妓”,其次为“不置婢妾”。但民初政治动荡,大家还没来得及实行会务,便各奔前程去了。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沿用清代的公娼制,妓院可领营业执照,定期纳税。1934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曾出版《中国娼妓史》,八十年代后,此书又几次重新出版,成为学者们研究这一课题时的必备参考书。作者王书奴,真名和履历均不详,但视野开阔、文字洗练、兼顾中西,想来决非凡俗,可惜已湮没于历史。

  他在书中写道:“民国后,北京仍为政治中心(民国十六年为止),上海广州仍为工商业中心。所以我们研究娼妓事业,仍以北平广州上海为全国代表。民国后娼妓比前清反为发达而普遍。看了北平上海广州情形,其他各大都会可以类推了。”

  书中统计,1918年,北京有妓院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年(1917年),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又据《北京社会调查》估计,民国六年,北京私娼不下7000人。按此推算,当时北京的公娼私娼在万人以上。另据1920年上海“淫风调查会”的调查数据,当时上海注册从业娼妓总数为60141人,但这个数字不包括外国娼妓及暗娼,据估计行业总人数约在十二万人数以上。

  由此可见,公娼制虽然实行,但对私娼的泛滥并无制约。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都市,私娼暗娼均远多于公娼,甚至以警署为保护伞。尽管政府、妇女运动组织都曾投身“禁娼”,但收效甚微。国民政府曾发起“新生活运动”,限制妓院营业执照发放,还设立妓女营救所,但也未能彻底禁娼。1920年,工部局曾力图缩减租界内的正规妓院,进行摇珠禁娼,被摇中号码的妓院和妓女被公示,限令停业,第二年又再次摇珠。但此举不但不能减少暗娼数目,甚至使得被停业的公娼纷纷转为暗娼。

  1928年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废娼,几省的省会又迅速跟进,可失业妓女却纷纷远走其他城市,尤以上海“受灾”严重。

  为何如此“繁荣娼盛”?王书奴总结了几条原因,针针见血,其中第一条为“革命伟人之放浪”,第二条为“军阀之贪财好色”,第三条和第四条则是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妓院曾是革命党人堕落之所 

  在王书奴的总结中,第一条就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革命伟人之放浪”。他援引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指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歌舞管弦之盛,更增于往日”,民国初年也与之类似。他写道:“无论何国,经一度革命,社会上阶级位置,必为之一变。从前贵族高官,降为皂隶。现在握政权的,都是首先发难的革命伟人。这班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一般革命伟人,从前骂旧的贵族高官穷奢极侈,富贵时,也几几乎和他们一样。”这一说法,不但总结历史,亦预示将来。有人说底层凤凰男发迹后往往嘴脸一变,其实也恰恰是这道理。

  这种状况甚至在革命初起时便已出现。武昌起义后,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三镇激战,后停战议和。义军中的不少新贵在此期间以嫖娼为乐,或者在武昌找土娼,或者每晚渡江到汉口嫖妓。可惜当时汉口已被冯国璋的清军用大炮轰得不成样子,仅有洋人所占的租借地未曾受害,所以革命党人便齐聚租借地嫖妓。

  说革命党人嫖妓之前,得先说说一位传奇人物——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他并非革命党人,反倒是革命党的死对头袁世凯之子。这位民国四公子之一,可算是民国文人雅士中在风月场上最为传奇的人物,还是青帮大佬,也因此与革命党人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出身富贵,才情过人,金石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却极看淡名利,可算是货真价实的翩翩公子。他生性风流,年少时便随兄长袁克定狎妓,成年后更是常常流连于风月场,又因父兄均醉心权力,他生性恬淡,不沾政治,只求避世,于是很少回家。

  他曾纳薛丽清为妾,生下一子,即后来的华裔物理学家袁家骝。可惜不久后,薛丽清就嫌弃袁克文太过恬淡,不问功名,生活太过沉闷,离开袁家,重返风月场。之后,袁克文还纳过小桃红,后者亦嫌弃袁家规矩太多,步薛丽清后尘。在袁克文的《寒云日记》里,仅提到名字、曾经欢好的妓女便有多人。

  不过他虽风流,却不猥琐,对女性一视同仁,充满怜惜。有才情的美丽名妓,他自然喜欢,而那种最下等窑子里的大龄貌丑土娼,他也十分尊重,并不轻薄。相比肉欲,他更爱诗词唱和。

  晚年的袁二公子穷困潦倒,凄然离世。丧事由青帮包办,徒子徒孙沿途送葬,还有大批妓女自发为之送葬,谁说风尘中人无情呢?其实无情有情,只看对象,像袁克文这般的浊世佳公子,即使潦倒,也不掩传奇。

  有趣的是,革命党人唐继星曾在晚清时入狱,辛亥革命成功后被放出,任国民党支部负责人。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已然闹翻,唐继星也被列入抓捕之列,他却仍好整以暇,“日作狎邪游,昵一妓,寝食必于是”。袁克文与唐继星有交情,所以他虽是袁世凯的儿子,却帮朋友不帮爹,几番掩护。有次他听闻军警要抓捕唐继星,立刻约他去德义楼暂避,唐继星却不愿意,非说自己已经约了妓女,有事咱们明天再说,天大的事情也不能妨碍一夜风流。袁克文无奈,只能让唐继星把妓女也带到德义楼,唐才答允。

  说到袁克文,便不可不提他的专栏。他的文字温润自然、毫不做作,加之见多识广,极多秘辛,堪称报纸畅销之保证。

  1920年,这位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开始在上海《晶报》刊载专栏《辛丙秘苑》,大谈前沪军都督、老派革命党人陈其美的狎妓逸事,涉及人物还有应夔丞(即应桂馨)、沈翔云与当时还年轻的蒋介石。

  以往提及宋教仁遇刺,多以袁世凯派人刺杀为定论,但近年来学界亦有不少人认为,革命党人自己才是幕后黑手,此事应为陈其美与应桂馨所谋划。袁克文当年在《辛丙秘苑》专栏中便提及陈、应二人的谋划地点——妓院。他写道,宋教仁从上海赴京前,陈其美和应桂馨曾设宴饯行。席间,陈其美曾问宋教仁该如何组织国民党内阁,宋教仁以“大公无党”为唯一办法,应桂馨认为此举叛党,大家不欢而散。也有人告诉袁克文,国民党内部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密谋要害他。而宋案元凶之一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其实也是青帮大佬。

  早在清末,陈其美便已经是窑子里的常客。这位青帮“大”字辈的人物在加入同盟会后,将秘密机关设于妓院。后来有记者采访陈其美,在报道中写道:“英公主持江浙两省革命运动,设总机关马霍路德福里。此外,则清和坊琴楼别墅,及粤华楼十七号,为附属机关。表面则酣歌狂饮,花天酒地,以避满清之耳目。不知者以为醉生梦死之流耳。又孰知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哉!”而在广东,革命党人邓荫楠等也曾雇艇招妓设宴,以此掩护革命工作,据说效果极好。

  不过,考虑到晚清立宪那几年间,革命屡屡受挫,革命党人大多消沉的真实情况,陈其美的“革命大事酝酿于此中”恐怕得打个折扣。革命成功后,他就任沪军都督,也有人专门致信给他,劝他不要狎妓,别做“杨梅都督”。他则在报纸上回公开信,表示虽然“昔日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为私议之场,边幅不修,无须自讳”,但革命成功后,公务繁忙,“风月情怀,消磨殆尽”,绝对没有出去鬼混。但别人既然写信给他专门说这事儿,也绝非捕风捉影。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常常出入上海五马路的玉芳妓院,时人称他“日走妓馆,恣情滥狎”,这才招来了群众来信。那时他身边还跟着一位小兄弟,名叫蒋介石。

  陈其美还曾向老同志陶成章讨要南洋华侨捐款充当公款,陶成章拒绝,表示这钱得用在革命工作上,不能给你嫖妓。据说,二人反目便是因此事,后来,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和王竹卿暗杀了陶成章,可怜陶成章这位坚定的革命党人,奔波多年后死于同志之手,时年仅三十五岁。之后,蒋介石一度躲在玉芳妓院里,后来还纳姚冶诚为妾,这位姚姑娘就是玉芳妓院里的娘姨,专门伺候高级妓女。

  上梁不正下梁歪,陈其美如此,军政府的其他人亦不能免。报章称上海“军界中有身穿戎服,出入于花天酒地之中,结队成群,毫无顾忌,丧失军人资格”。陈其美曾为此于1912年1月12日发出通告:“以后除通饬各军队严加约束外,凡有见军服之人在妓院、戏馆混闹者,许即扭解来府,即以军法从事。扭解之人,立予重赏。”同年4月4日,他还发布训诫,指某些兵士“败坏军纪”,“有调笑土娼之事”,于是不准士兵平日随便外出。

  但有领导带头腐化堕落,再多的训诫、通告都没有用。到了1912年8月,《申报》还曾有报道称:“从前应酬场中,酒菜之一两元而已。今上海以请客应酬,妓院之事,局菜等费,统计不下百余元。遇有住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时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的王金发还大肆搜刮民财,在上海买别墅,金屋藏娇,包养了名妓花小宝。

  还有一桩逸事也跟陈其美和嫖妓有关。1912年初,关外的革命党人买了两挺机关枪,途中去玩日本妓女,结果这两挺机关枪被上海都督府的人、也就是陈其美的下属顺走了。

  年轻的蒋介石在大上海耳濡目染,也有不少荒唐之举。据说他还曾和王陵基争风。这位王将军曾留学日本,生性风流,酷爱嫖妓,二人在妓院里为争一个美貌有才的“女校书”而大打出手。当时蒋介石正值落魄,王将军却正得志,事后还到处吹牛,说自己那时比老蒋有钱、也比他有权,嫖的女人都比他的漂亮,他想跟我争,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

  1933年,王陵基在湖北与贺龙部红军交战,因嫖妓误事。次年,他在四川围剿川北红军,又于战事激烈时跑回万县嫖妓,导致本部败北,被免去所有职务,一度赋闲。不过他倒是知耻而后勇,抗战期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出川抗日,立下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其间也甚少出入风月场,俨然痛改前非。

  其实,痛改前非的何止他,还有当年曾与他争风吃醋、后来反倒成了其领导的蒋介石。蒋介石后来戒色,推崇传统道德,不复年少时的荒唐。

  在革命期间,妓女与革命党之间的故事并非只有荒唐,也有不少正能量。比如黄花岗起义时,便有一位妓女郭莲花曾放火配合,后被捕。上海光复后,妓女张侠琴、唐天琴等青楼妓女曾创办中华女子侦探团养成所,准备为革命军收集情报而培养间谍,不过因为南北议和成功,这群女子并无用武之地。最著名的则是湖南醴陵女子黄玉娇,她曾是妓女,后脱籍独居。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傅熙湘回家乡醴陵暂避,黄玉娇毅然将之收留。后来,黄玉娇嫁人,傅熙湘亦主持《长沙日报》,还曾将二人唱和诗作整理成《江薇感旧记》,广泛流传。

  但类似的故事若掺入家长里短,往往难有好结果。也是二次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原重庆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为躲避袁世凯的追捕,躲入上海清和坊一家妓院。在这家妓院里,他遇上了董竹君,二人一见钟情。董竹君不愿夏之时为自己掏钱赎身,于是设计装病,老鸨只能将她送往他处休养软禁,董竹君不久后趁看守不备乘车逃离,找到夏之时,二人在旅馆中匆匆成婚,一起流亡日本。故事写到这里,本已荡气回肠,谁知到了1934年,二人渐行渐远,董竹君不满夏之时的霸道,毅然离婚,她拥有群益纱管厂、锦江川菜馆(上海锦江饭店前身)、锦江茶室等实业,是上海滩著名女强人。

  至于悲凉,那也是每个时代都无法避开的暗面,比如辛亥革命成功后,许多人以革命元勋自居,论功行赏后腐化堕落,成为新贵。可也有一些曾参加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女革命党人,衣食无着,沦为妓女。

  有趣的是,在革命的大氛围下,妓女往往也被激情所裹挟。清末有位名妓,假借《红楼梦》主角之名,艺名林黛玉。这位花魁当年在上海红透半边天,不但被官员富商公子哥们追逐,还常常被文人写入书中,当年上海小报的妓界花榜,她亦是常客。1914年,眼见民主共和成了时髦词,已然渐渐老去的林黛玉也与时俱进,参与成立了“青楼进化团”,不过她并非这个“青楼进化团”的主角,最热心的要算是张曼君和祝如椿,前者更是热衷读书读报,还公开演讲,宣传爱国思想。到了五四运动前夕,上海还有十九名妓女组织宣讲团,请林黛玉牵头,但此举被《晶报》鄙视,认为“让人想起义和拳运动,不寒而栗”。也正是那一年的《晶报》曾经报道,有一位名妓因为不读书,也不熟悉“爱国”、“同胞”这样的新鲜词,居然无人问津,生意难做。袁世凯打算称帝时,也曾策划组织各种劝进请愿团,其中便有“娼妓请愿团”。

 
 “睡张宗昌的老婆去!”

 

  即使有王陵基这样的回头浪子,也无法掩饰军阀整体都是嫖妓爱好者的事实。在王书奴的书中,“军阀之贪财好色”便是民国娼妓盛行的第二条原因。当年,北京有间大森里妓院,老板就是张勋和张宗昌,嫖客也以军政要人为主。这家妓院不仅姑娘漂亮,吃的也好,延揽了不少当年的清宫御厨。妓院生意极其红火,喝花酒得提前半月预订。

  张宗昌的姨太太极多,他号称三不知将军,不知道自己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他走到哪儿都得逛妓院,看中了就带走,有时连名字都不问,就给人家弄套房子,再派个卫兵站门口,就算纳了个姨太太。这些姨太太倒是能风光几天,但没有收入,光守着一套大房子能顶啥用?于是纷纷离巢重操旧业。不过“张宗昌姨太太”的身份倒成了卖点,不少嫖客都爱嚷嚷“睡张宗昌的老婆去!”

  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认为,“各省督军,拥有土地用兵赋税大权。各省虽有省长,名为军民分治,实则仅为督军属吏,结果酿成军阀割据局面。加以连年内战不息,小民困于征诛,武人大饱私囊。民国以来北洋派武人做过督军的,家资以千万为单位,二三千万三五千万的更不一而足。这班人本是不学无术之徒,甚或有目不识丁的,一朝得意,唯以发展兽欲为无上快乐,每一督军起码有姬妾十人以上。”

  他还专门举了个例子,指“有所谓长腿将军者,姬妾共有三十余人。但是数量是这样多,脚色仍然时时更换。此外私娼、女优、打鼓的、良家女子,几无一不嫖,真可谓荒唐绝伦。长腿将军北京住宅在西城石老娘胡同。将军每次到北京时候,八大胡同妓女稍有姿色的,或曾经赏鉴的,听说将军节钺已到北京,不等相呼,皆亲自到张公馆来移尊就教。将军这时候如诗坛点将一般,一时莺莺燕燕,往来不绝。石老娘胡同变成小娘胡同了。”这位长腿将军,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张宗昌了。

  军阀如此,门下幕僚也盛行此风。他们跟随军阀奔走,居所难定,往往喜欢纳妾,一方面有助性生活,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太太团”的感情沟通来为自己谋求向上空间和敛财机会,必要时更可以靠姨太太拉近与领导的距离。这些姨太太不少都出身风尘,有些人为求省事,甚至临时雇用妓女充当姨太太,还把自己的起居置于妓院,跟领导、同僚喝花酒谈事情都很方便。

  官员嫖娼一度难禁

  在王书奴总结的娼业盛行规律中,第三条和第四条直指当时的“社会流行”,分别是“代议士之浪游”和“官吏之冶游”。

  所谓“代议士”,即指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民选代议士,此为破天荒的事。国家一切内政外交,须经国会议员议决。特任官之任免,须经国会之同意。其职权之大,地位之高,盖可想见。这班议员先生们,有官僚,有学者,有学究,有革命伟人,有曾经尘海的,也有来自田间的。形形色色,济济一堂。一旦身入都门,声价十倍。加以政团林立,大小政客之依草附木者如麻。当时如关于国务员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大多数议员们都沉迷于这灯红酒绿燕语莺声的温柔乡,将之作为讨论政事的安乐窝。他写道:“民国二年间八大胡同车水龙马,络驿不绝。为北京有女娼以来未有之盛况,至民七以后则营业一落千丈。都因政潮起伏,议员先生们南北奔驰,席不暇暖的缘故,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

  官员亦不免俗,加上嫖娼合法化,再无限制,自是流连于烟花之地。

  与王书奴这本《中国娼妓史》相互印证的是当时北京流传的一个说法,指最喜欢逛八大胡同的是两院一堂。蔡元培就曾写道:“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所谓两院,就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的前身。据说,当时京师大学堂狎妓之风极盛,每日晚饭后,老师带头,率领学生乘坐洋车,浩浩荡荡直奔八大胡同,师生同乐。

  后来,有一位教育家赴北大任校长,立志改变此风气,结果引发一场风波。他的好友胡适等人甚至认为这场风波是改写中国政治走向的导火索。

  他是蔡元培,另一位当事人名叫陈独秀。

  爱逛胡同的知识分子

  1917年,蔡元培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学生多为官二代,教师中充斥着官僚和投机者,乌烟瘴气,名声极坏。那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针对学校情况,提出了“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后来,他还说了那段极为著名的话:“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此后,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延揽大量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才,其中包括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与辜鸿铭等。1918年1月19日,他还发起成立“进德会”,入会标准是“不嫖不赌不纳妾”,大批师生加入,其中包括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教员,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

  可带头犯戒的却恰恰是进德会成立时高票当选评议员的陈独秀。讽刺的是,早在1903年,陈独秀等曾在拒俄运动中“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准备成立安徽爱国会。在草拟的该会章程中就有“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一条。眼下,裁判犯规了,咋办?蔡元培对陈独秀一向器重,为了将他引入北大,并让其担任文科学长这一左膀右臂式的要职,不惜帮他伪造学历。陈独秀办《新青年》,推广白话文,大反传统,抨击时政,蔡元培亦听之任之,还帮他顶住了不少上层压力。但1919年二三月间,陈独秀的生活作风问题成了北京城中的最热话题,各种报纸纷纷报道,周作人就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

  学者们大多认为,对陈独秀的攻击实有预谋,是当局筹划并施压。蔡元培对此颇为愤怒,当时,翻译家林纾经常抨击北大诋毁孔孟,有违传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回了一封公开信,其中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同时还以林纾本人为例,讥讽了几句,表示“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事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笔欤?”

  其实,若抛开当局的幕后施压,这只是一个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公众人物的私德可有边界。而在当时,这个纷争显然不可能在理性范畴内讨论。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与北大教员马叙伦、沈尹默齐聚汤尔和家中,一起讨论陈独秀之事。并非北大人却是京城教育界重头人物的汤尔和,原本是陈独秀得以进入北大的举荐人,如今却摇身一变,认为不可对陈独秀姑息。4月10日,北大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教务处,以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陈独秀就这样变相失去了文科学长职务,同时被放假一年,实则变相解雇。也是那一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参与其中,最终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投身共产主义的陈独秀,与昔日好友胡适渐行渐远,后者也为此痛心疾首。十几年后,胡适还与汤尔和打了一场笔墨官司,1935年12月28日,他在给对方的信中写道:“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他还痛批沈尹默,表示“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1936年1月2日,他又一次致信汤尔和,表示“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其实,这种以私德攻击别人的做法,又何止当年北大这一桩?在日后的政治变幻中,此做法几乎已成某些人的杀手锏。

  就是在这封信里,胡适还认为恰恰是北大对陈独秀的不容,迫使他走上左倾道路——“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这个观点,无疑感性多于理性,更多源自他对昔日好友分道扬镳的愤懑忧伤。但历史的走向大大改变,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说回北大,除了进了进德会却违规的陈独秀外,曾经年少荒唐的胡适亦一度重返风月场,直到加入进德会后才收敛。还有人压根不入会,还出言讥讽,他便是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辜鸿铭认为嫖娼纳妾都是名士风流,他这个“茶壶”所配的几个“茶杯”中,就有被他赎身纳妾的青楼女子。黄侃亦爱嫖妓,留下逸事无数。

  若说辜鸿铭是老派人物才喜欢嫖娼,那可就大谬。有些后辈文人更好这口,比如郁达夫就生性风流,时常狎妓,他曾记载,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女,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觉得竟把我的童贞给破了。”一向禁足风月场的梁实秋也曾惊讶于郁达夫的放浪,说他“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实在“够恐怖的”。

  与郁达夫知交的郭沫若也是风月场中的常客,还曾因此染病,传染给妻子。徐志摩亦曾于1931年致信陆小曼,表示有一晚与有人一起为胡适践行,请了几个妓女来作陪,饭后又被拉到胡同。一代狂僧苏曼殊只要有钱就会约朋友去妓院,但他总是对自己招来的妓女注目凝视,连话也不说,更不动手动脚。

  好玩的是,有些知识分子纯属躺着也中枪,比如梁启超老先生就曾被妓女用来拉大旗。上海同春坊妓女忆倩曾在房中悬挂“黛柏苍松,深环玉砌;红兰翠菊,俯映砂亭”的对联,署名“梁启超书赠”,落款年月是丁巳秋(即1917年秋),可那年梁启超并未来沪,字迹也不像他的。其实妓女只是用他老人家的名气来招揽生意。

  被加了太多作料的传奇故事

  晚清积弱,各种传说、谣言反而盛行,仿佛可以意淫强国,靠“嘴炮”赶走洋人。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也算一例。八国联军入京时,这样的传说又一次出现,那便是赛金花的故事,据说这位妓女独自去拜见联军司令瓦德西,用自己的身体拯救了北京。

  其实这故事纯属编造,国人往往喜欢以妓女作为故事的主角,然后告诉全世界:你看,连我们最低贱的妓女都可以解决这些大问题,可见我们泱泱大国是何等威风。

  民国时,也有一个名妓的故事流传,那便是助蔡锷脱逃的小凤仙。这桩故事里,英雄美女两大要素齐全,救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并存,自然成了后来影视剧极其热衷的题材。但若拨开历史迷雾,便会发现这故事的水分。

  关于小凤仙的出身,历史并无定论——一个风尘女子,即便成了传奇,谁又有兴趣挖掘她的背景呢?易宗夔曾在《新世说》里记载,小凤仙原名筱凤仙,十六岁入京师乐部,工皮簧,善酬应,丰肌玉貌,笑颊生涡。也有人记载,小凤仙是湖北人,本来父亲经商,家境阔绰,后因被小人所算计,家破人亡,她流落湖南,被卖为奴婢,几经转手后沦落风尘,十三岁进八大胡同。也有一种说法,指她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本为武官,退职后穷困潦倒,便卖了女儿。《蔡锷大传》的作者袁泉则称小凤仙的母亲是偏房,受大房排挤而离家,不久病亡,小凤仙只能跟着奶妈卖唱为生。

  抛开身世不谈,与蔡锷结缘时的小凤仙,其实也并非什么当红名妓,只是一个普通妓女,长于唱曲。京剧理论家许��传曾有一段小凤仙于1951年拜访梅兰芳时的口述记录,指她结识蔡锷时只有十五岁。袁泉则在《蔡锷大传》中写道,小凤仙曾回忆,自己当时年纪尚幼,“常听他(蔡锷)讲些三国、水浒故事和做人的道理,又教我识字看书。”

  以这样的年龄和智识,要成为蔡锷的知音,甚至与他共谋出走大计,绝无可能。以蔡锷为人,既不可能如此托大,将机密泄露给一个少女,也不可能让一个少女与他共担风险。另外,当时军政要人均热衷在风月场中厮混,别说警察不管,自家老婆都未必管,在时人眼中压根算不上什么堕落之事,反倒是生活的一部分。蔡锷要是想靠狎妓来麻痹袁世凯,袁世凯也不会乖乖麻痹。

  《民初史略》中曾说小凤仙“相貌乏过中姿,性格且是孤傲”,同时“粗通翰墨,喜缀歌词”,而且能“辨别狎客才华”。这三个特征,前两条估计为真,但第三条恐怕是文人出于美好想象的马后炮。在许姬传的记录里,就写到小凤仙最初压根不知道蔡锷的身份,更不知道蔡锷想做什么。

  在蔡锷的出逃过程中,小凤仙也绝不是什么参与者甚至筹划者。关于蔡的出逃,史家并无定论,毕竟是机密之事,事后之说往往不着边际或添油加醋。流行说法大致有两种:一是蔡锷之友哈汉章的说法,指1915年11月10日是哈母八十寿辰,蔡锷出席,当晚在哈宅通宵打牌,清晨时由哈宅侧门走出,直奔新华门总统办事处,致电小凤仙,说中午要约她吃饭,导致密探麻痹大意。蔡锷借机奔赴火车站,顺利出逃。二是民国名记者陶菊隐所记录,指蔡锷常常与小凤仙乘车出游,当日游至火车站,混入车厢中出逃。在这两种说法中,小凤仙都只是幌子而已,甚至未必知情。而摸不清蔡锷究竟如何离去的北洋干将、警卫军统领陆建章,将手下编造的小凤仙将蔡锷藏于车中逃脱的故事放出,借以交差,也帮助了小凤仙“扬名”。

  一年后,蔡锷英年早逝,北洋政府举行国葬。小凤仙送上两幅挽联,一是“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一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美人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不过小凤仙只是粗通文墨,挽联是王血痕代撰,这位代笔人用了李靖和红拂女的故事假托,还用了“萍水姻缘”和“美人知己”这样的暧昧用词,更使得这故事成了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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