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与人欲：汉朝书生守孝 在墓道内照过夫妻生活

　　在我们的日常口语中，常常出现饮食男女一词。此词源出何典？倘若您没有雅兴考据的话，翻翻《辞海》《辞源》之类工具书，也就能够大体知其然：《礼记·礼运》篇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另一本著名儒家经典《孟子·告子》则说的更简明：“食色，性也。”这就是说，饮食男女是人类的基本欲望。

　　说起《礼记》《孟子》的成书年代，会有一连串的噜苏问题，这里只能存而不论。但我们不妨说，在先秦时代，早期的儒学大师，对于吃饭和所谓“男女关系”，倒是以平常心看待的，因而得出食与色是人性基本要求的结论，真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就拿儒学的开山祖师孔夫子来说，虽然老先生作为“万世师表”，言行都很谨慎，“非礼勿视”“不逾矩”，但他毕竟也是吃五谷的人，也曾赞美过美色，甚至去拜见大美人儿南子，而且肯定私下也议论过女人；他不是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颇让女士、小姐们觉得刺耳、委屈的话吗？

　　我怀疑孔夫子在未发迹前，到处流浪时，很可能吃过不三不四的姐们或娘儿们的亏，否则老人家对女性的那句小评论，何至于如此尖刻？但无论如何，孔子并不讳言饮食男女，较诸后来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徒，真不啻是高山粪堆之别。

　　我说的“后来”“之徒”，用已故历史学家、中国经学史权威周予同教授的话来说，是指汉代以后那些愚儒、迂儒、黠儒。这伙人，一方面适应封建统治阶级需要，使礼越来越繁复，对女性越来越歧视，但口是心非的巧伪人，实繁有徒。如汉代一位儒生，为父母守墓，表面上与太太分居，似乎为追思先人，人道都废了，可见是何等的专心尽孝。

　　后来有人无意中发现，此公竟在墓道里与太太照样过夫妻生活，而且生出的“接班人”都非止一个了。您瞧，这是多么虚伪！更使人可憎的是，儒学发展到南宋的理学，视饮食男女为大忌，竟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口号，窒息人性，妇女更倍受摧残。但是，这个口号是针对百姓的，决不包括统治阶级上层和理学家自己。

　　直到清初，北方的一位理学家，已是老态龙钟了，却还在日记中写道：“与老妻敦伦一次。”敦伦者，性交也。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中曾讥评曰：“我想，这和时而‘敦伦’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被称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当然，这不是说老年人不该有性生活，而是说理学家既然自己一把年纪了，午夜梦回，还在床第间“热火朝天”，平素又何必反对说饮食男女呢？双重道德标准，实在要不得。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非常朴素的真理。我以为为政者应通晓此十字真谛，这对保障社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1995年8月26日上午于京南老牛堂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口袋，倘若以用途来划分，无非是两大类：装钱、装物。不才少见多怪，生平所见口袋中，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有二：一是童年时所见新四军战士所背米袋，常常未能装满，看上去有点“松松垮垮”；二是四十年前，在复旦大学求学时，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此老留着贝多芬式的长发，身穿长衫，走上讲座后，手伸进裤袋掏东西，身子渐成四十五度状，掏了好一会儿，才掏出一支粉笔。

　　我很惊异他的口袋怎么会那样深？而且掏之良久，亦仅粉笔一支而已。如此看来，似乎口袋并无文章可作。其实，绝非如此。倘若形象一点说，中国历史就是一只“剪不断，理还乱”、举世无双的大口袋，只要你钻进去稍稍翻动一下，就会发现口袋是太有说头了。

　　不必去考证是谁发明了口袋。事实上，即使是国学大师，倘若考证此事，也肯定是“枉抛心力作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口袋运动史。对广大蚩蚩小民来说，口袋足，知荣辱。这里所说的口袋足，是指最低意义而言，即尚能御口，风雪年关时，杨白劳们、喜儿们，还能有两升白面、两尺头绳。而反过来，如果他们口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锅灶上结了蜘蛛网，就会揭竿而起，吃大户，抢官府，用暴力手段争取自己的口袋也能鼓起来，这差不多就是历代农民造反史的缩影。

　　而另一类人，不过是为了夺取黄绫袋里的金印，最终目的也还是为了使自己口袋里的财富永远装不完，甚至富甲天下或富有天下，并妄图“子孙永葆永享”。第一类人，令人同情，第二类人，令人憎恶；因为正是后者的巧取豪夺，才使前者的口袋空无一物。

　　回顾历代口袋运动史，耐人寻味。而从根本上说，封建统治者很难吸取历史教训。每个王朝前期尚能注意前朝被口袋运动覆亡的教训，中叶后即弃之脑后，真乃“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五代梁时，浙江奉化有位布袋和尚，经常拿一只布袋，见物即讨，然后又在人前倒出来，说“看看”。显然，他颇有透明度，收入、支出，毫无隐秘。临终前说偈，有谓“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对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者而言，当然永远是“自不识”。据徐祯卿《翦胜野闻》记载，明初有人在破庙里的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题诗曰：“大干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微服私访的朱元璋看到此画时，墨迹新鲜，但庙内空无一人，也许是知情者特意画给他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真正能悟此诗真谛，恐怕为数寥寥。而几乎无官不贪的众多官员，倘若翻开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口袋，绝对不会像赵宋庆老师那样，只有一支粉笔，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袋中如洗的清官，只有几十人，为数之少，足可说明一切。据《濯缨亭笔记》载，明中叶后，“人皆志于富贵，位卑者所求益劳，位高者所得愈广……时人语曰：‘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

　　可见贪污成风，权越大，贪欲越大，口袋也越大。但是，取之不义，终难避免垮台。“千层浪里翻身，万丈崖颠失足，猢狲裹在布里，老鼠走在牛角。”（明·屠隆：《娑罗馆逸稿》卷2）落得这样的下场，悔之晚矣！

　　遥想古人，寄语世人：如能想到新四军战士——当然还有八路军及他们的前身红军战士的米袋，恒念创业艰难，又当如何？让我们还是回到布袋和尚的话题上来。岳飞之孙岳珂曾有诗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不知贪心甚炽者读此诗，能从中有所悟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