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乌克兰事件对中国的警示

本文为作者授权，转载自《国际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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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选择固守并长期经营亚洲，用我们的影响力感染世界的政策。这样就不会透支我们的国力；不透支国力，时间就在我们一边，拥有时间的国家才能拥有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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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而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许更有意义。

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如下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而言，是有警示意义的。

第一，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对此有人说只要严格依法行事，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但2014年导致国家分裂的乌克兰危机就是亚努科维奇单方面“严格依法行事”的后果。我们知道，法是由自然法和成文法组成的，自然法用推动并参加编纂《查士丁尼法典》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话说就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因此它在相当的时候是力学而不是法学表现，力学的事在人类历史中就是阶级斗争的事，是多数对少数还是少数对多数专政的事。2014年乌克兰事件的前后变局就是阶级斗争的力学证明。毛泽东说得透彻：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阶级斗争的结果——由此形成自然法——确定后，“实在法”或“成文法”才能随产生。资产阶级在上升时还承认暴力即专政高于法律的天然价值，当他们上升为统治者后，为了迷惑被压迫者和捆绑住无产阶级（比如巴黎公社）反抗的手脚，他们便掩盖了自然法中的暴力原则——尽管他们对待劳动者反抗（比如各式“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毫不手软，将自然法归纳为所谓“正义”“程序”“理性”等抽象的“普世”原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他们便偷梁换柱，将专政的内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用法律捆绑宪法，将宪法中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成果用“硬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劲头，虚化为一条条具体的律文，使人在不同的法律解释及对其争论中淡忘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最终达到改变国家的无产阶级属性的目的。为此，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与“无产阶级专政”紧密结合的“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的概念，1906年列宁指出：

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

1918年列宁再次坚持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指出：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列宁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深刻的，列宁的这个观点之所以不受所谓“自由主义”人士所欢迎，只是因为列宁将国家问题的实质简单明了和赤裸裸地展示了出来。毛泽东更是直接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将自然法中的革命原则纳入无产阶级法权（亦即列宁所说的“劳动阶级的法权”）范畴之中并提出“造反有理”的学说。如果我们——尤其在国家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刻——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人民民主专政，忘记了“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道理，那我们就丧失了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并被资产阶级法权缚住手脚，若真如此，苏联亡国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

仅靠所谓“软实力”就能被人承认的大国，世上尚无先例。有人说，别跟美国斗，美国是老大，跟老大斗是没好结果的。这话不对。当年美国就是跟当时的老大即英国斗的：1812年英国打到美国境内，结果硬是让美国人赶了出来；紧接着美国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挤垮了英国主导下的欧洲霸权，又联手欧洲打垮了苏联霸权，最终争得独霸世界的地位。苏联也是在向欧洲挑战中走出来的。

在今天的“新凡尔赛体制”中俄罗斯失去了东欧——这也是当年苏联对它们过度挤压的结果；现在西欧力量再次扩张到了东欧，逼到乌克兰，直接挑战俄罗斯的生存底线。这使得俄罗斯人抛弃了西方宣扬的“民主”神话，不太相信什么“软实力”了，直接动用坦克解决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坦克进驻克里米亚后，香港所谓的“民主派”也消停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们大开眼界，真正看到了什么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时的他们才可能明白仅靠嘴皮子是不能颠覆历史的，而在昨天他们还真以为手捧几枝“茉莉花”就能搅动这个世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在政治，特别是在政权问题上，空谈是要不得的；面对西方的节节进逼，逃避是没有出路的；不反击，西方就会得寸进尺。现在许多人像迷信赛金花一样迷信软实力的功效，其实，过度迷信软实力的结果就是没有或放弃实力。很多人以为历史是在左右逢源中创造的，好像经济发展了，国家政治达到了西方“民主”标准，就能被西方所接纳。当年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认为的。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

基辛格看出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他（赫鲁晓夫——笔者注）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

今天的乌克兰那个被赶跑的总统亚努科维齐就是这些“民主”神话的牺牲品：他与反对派玩宪法，以为严格依法办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给国家带来混乱和灾难。当俄罗斯坦克开进克里米亚的时候，乌克兰那个从监狱出来的“女侠”也不吭声了，她看到政治是带血的。

事实上，西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焦点并不在于生产力的高下而在于中国更具竞争力的政治制度。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说得很明白，她说：

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我们的时代仍没有超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共产主义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斯大林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能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因此，我们的主要对手不是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人民而是国际垄断资本。我们的历史任务是联合包括英美国家在内的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最终打倒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帝国主义势力；又因为国际垄断资本是与世界各国人民和民族为敌的，所以我们的事业并不孤立并且是可以取得更大胜利的。

第二，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影响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的营利市场。从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变局看，经济也是政治的继续。事实上经济“胖子”是不能打仗的。经济发展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能力，那这样的“实力”只能说明你臃肿。当年日本跟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贸易总量远比中国高，而我们跟美国却没有多少贸易量，最后是日本与美国打起来了，中美反倒成了盟友。如下表所示：

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1932-1940）

来源: 孔华润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事实上，政治影响力不及的地方，不可能有可持续的营利市场；没有有效的发言权，与其已签的经济合同是没有保障的。贸易是受政治制约的。与麻将桌上的道理一样，一赢到底的事对弱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利比亚、苏丹变局，我们的人撤回来，但若要再回去恢复那里丢掉的市场就很难了。国家与孩子成长一样，光靠聪明是不够的，如果不会“打架”，在成人圈里也是混不下去的。历史上还没有离开军事力量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后还是由拳头定局。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乌克兰继先前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等出现动荡和裂变，向目前处在大满贯式营利凯旋中的中国人发出了贸易形势将要逆转的预警。我们过去以为只要能为国际社会提供质高价廉的公共产品就能在世界营利并因此站住脚跟，现在看显然不是这回事；赚钱的事怎么可能是纯经济的行为，后边必然要跟政治。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昨天的利比亚、苏丹和今天的泰国、乌克兰都是这样，其贸易都是有政治倾向的。

福，拜田一口，不求多也。中国不能从世界揽回自己消化不了的利益和自己扛不起的国际责任——这样的国家也会出现“三高”病症。中国真正可持续的市场在亚洲。有人主张搞人民币国际化，这似乎有些轻率。利益即责任，人民币国际化也会使中国的责任国际化、世界化，中国担不起那样的责任。人民币地区化是可行的，我们手能伸到的地方，其营利才是可以持续的。

我们不能迷信市场万能，以为只要经济搞上去，只要在世界贸易上有利润，万事就可摆平。事实上，利润是要靠力量——其中最基本的是军事力量——保护的，力所不及之处，其利润增长也是有限的。讲政治也是世界贸易的潜规则。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贸易也是政治的继续。经济只是服务于政治的手段。西方曾想用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方式限制中国，迫使我们就范，没成功；如这种现象再持续下去，今后人家就可能“图穷匕首现”，直接来硬的。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乌克兰事件中，欧俄间的力量边界已经落定，而远东的格局尚属未定之天。目前看，尽力将对战后雅尔塔和平体制已有异心的美国挽留在中、俄、美共同建立并使远东稳定了半个多世纪的雅尔塔体制之中，最符合中俄两方的战略利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欧洲新凡尔赛体制之外，在远东争取一个“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前景，也应是我们必要的备案。

第三，在有限守成中确定中国的安全边界。中国要崛起，达到小康规模，要有相应的安全空间。过于扩张是不安全的，但没有自己起码的空间和最基本的安全边界，中国也是不安全的。

那么，对于已崛起的中国来说，其最基本的安全边界应当在哪呢？应当在台湾东界一线即东经123°左右。这不仅是因为目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整个东部沿海经济带是拉动全国经济的“黄金地带”，而且还因为这一地带与东海所有重要的冲突热点紧密贴近，这本身就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重心以及新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离东海热点地区如此之近，以至于仅靠我们陆基军事力量完成不了其安全保障任务。技术上说，尽管我们有了相当的海洋战略性力量，但如果没有两岸统一，中国就不能自由进入太平洋深海水域。目前处于中国实际控制下的东部海域，尤其是黄海的深度和广度非常有限，若没有深海，我们的海洋战略力量的效用及与此相应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需的制海权就会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上说，也不管从主权还是海权上说，台湾问题都成了中国大陆制海权向深海推进最主要的瓶颈因素。换言之，那当代中国的安全边界如果不能推至台湾东界，中国甚至称不上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如此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无法实现，即使实现其成果也无法保障。

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确定自己的安全边界所依据的并不能像霸权国家那样仅仅、出于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是依据战后确立的雅尔塔、波茨坦等会议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中国实现台海统一，这是雅尔塔法律体制赋予战胜国——中国的权利，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现在这项权利还只落在纸面上，在实际中我们的这项权利并没完全得到落实。因此，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定在台湾东界既合中国国情也合国际法理。

那么，我们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呢？当然可以。普京在乌克兰事件中之所以能够将其安全边界推至克里米亚南界而北约却无可奈何，就是因为北约力量在那里鞭长莫及，而且也没有触及北约的核心利益——它的核心利益在地中海。但对俄罗斯来说，克里米亚却是它的核心利益，维护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有钱的要是碰上不要命的，其输赢就没了悬念。现在台海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可以用无限手段。况且台湾就近于中国大陆，大陆有的是资源持续投入，也有的是时间以逸待劳；而美国为台湾则要劳师袭远。对美国而言，台湾地区只是用于北御日本和俄罗斯、西阻中国的“虚子”。既然是“虚子”，美国就不会全力以赴。因此说，中国大陆将自己的安全边界确立在台湾东界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中国实现了台海统一的目标，那么此后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将是冒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古代中华影响力长期以来就在东亚地区，辐射至亚洲，再远就走不动了。故此，毛泽东为中国崛起设计的国策是“不称霸”，邓小平给我们设计的目标是小康国家。“小康”实际上是“中等发达国家”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提出这些概念并不仅仅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出于谦虚，它更蕴藏着“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的东方的智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凡是能持续发展的大国外交都是守成的，过于扩张一定是要衰落的。古罗马帝国、大英帝国、苏联帝国和今天的美国霸权都是在过度扩张中衰落的。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59年3月4日,他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以美国为例分析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1972年12月10日，毛泽东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对于毛泽东看到的问题，今天正在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国，也要严肃对待并引以为戒，不要再重复帝国老路。中国应选择固守并长期经营亚洲，用我们的影响力感染世界的政策。这样就不会透支我们的国力；不透支国力，时间就在我们一边，拥有时间的国家才能拥有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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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