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最后一位名臣,死于1909年(张之洞,晚清最后一位名臣)

张之洞,晚清最后一位名臣,在他死后两年,却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2年的今天,张之洞创立湖北师范学堂

1911年,武昌起义后,一群革命元勋谈笑风生,聊起对反清革命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

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两年前的一个“死人”,说冥冥之中得到他的庇护。

有人回忆说,起义当晚,新军毫无胜算,差点就黄了。危急时刻,打开了一个军械库,发现里面的武器应有尽有:步枪、山炮、快炮……顿时士气大振,携枪带炮,连夜狂轰湖广总督署,把总督瑞瀓吓跑了。

革命,成功了。

此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搞了十次起义,通通失败。

谁都没想到一次计划外的起义,却给旧时代画上了句号。

这是什么道理?

革命元勋们复盘这次起义,觉得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如果一定要讲出胜利的必然性,那只是因为:这里是武汉,是前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地方!

冥冥之中,张之洞给起义者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财库里大量的现钱、军库里大量的器械、中国近代最早的钢铁厂,以及一支高素质、高觉悟的新军队伍。

这些,成为革命成功的资本。

张之洞,晚清最后一位名臣,在他死后两年,却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人生最吊诡的事,莫过于此。

大清最后一位名臣,死于1909年(张之洞,晚清最后一位名臣)

张之洞的仕途分野以44岁为界。

这一年,他升任山西巡抚,从京城的清流言官,一下子成为封疆大吏。

44岁以前,他是帝国最著名的嘴炮之一,怼天怼地,怼卖国贼,怼贪官污吏。

同治、光绪年间,帝国政坛以品性不同分为“清流”“浊流”两派。

清流是一群翰林和御史,标榜气节,喜参劾贪劣官员,对外多主战。缺点是不谙形势,放言高论,不切实际。

张之洞是其中一员健将,与张佩纶号称“青牛角”(清流谐音“青牛”),专门顶人。

浊流则是一些颇具才干、喜学洋务的官员,对外常主和。缺点是这些人大多为官贪诈。

李鸿章、袁世凯是学洋务最有成绩的两位,因此常常成为清流攻击的目标。

作为一名清流,张之洞这一时期的得意之作是狂批崇厚卖国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负责谈判要回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

崇厚这家伙没有外交常识,对新疆的边境形势也一窍不通。结果,伊犁是要回来了,中国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不仅要割让伊犁周围的大片领土,还要赔给俄国人500万卢布。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都骂崇厚丧权辱国。

只有李鸿章还在袒护崇厚,认为应该承认既定事实,不要把沙俄惹火了,不然后果很严重。

张之洞早就看不惯李鸿章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这下一定要怼死这帮卖国贼不可。

他发挥了死磕精神,在一年多时间里,死死揪住这件事,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反复强调三点中心思想:

1、请求诛杀崇厚,不杀无以谢天下。 2、主张进入战备状态,随时与俄国人开战。 3、骂李鸿章泄泄沓沓,无所作为,丢不丢脸?

他有一段话说得极为在理:

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

事件最终以崇厚被投入监狱,曾纪泽重新出使沙俄谈判,挽回部分权益而告终。

但离张之洞想要的结果,还是差得太远。

在当时,张之洞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李鸿章是实用主义者。两人时常隔空挥拳,却分不出胜负。

但是,自1881年外放成为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逐渐跳出清流派,而向洋务派靠拢。

看到张之洞的转变,李鸿章很得意,曾说了一段话,暗讽张之洞: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

意思是,以前打嘴炮很厉害、攻击我最猛烈的那个人,坐到封疆大吏的位子,才知道干实事是最难的,现在这个人向我求教,虚心得像个小学生。

李鸿章以洋务前辈自居,以为自己吃定了张之洞。事实却并非如此。

1884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

期间,中法大战。

张之洞极力主战,全然不像李鸿章那样畏首畏尾。他派使者携带急信和五万两饷银,去请老将冯子材出山。而李鸿章却强烈反对起用冯子材,说他年老力衰,不堪大用。

结果,冯子材不负众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

主和派这时想见好就收。

李鸿章责令张之洞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唯该督是问”。

这使张之洞很恼火,但又拿他没办法。自己的洋务实力远不如李鸿章,因而无力左右朝局。

张之洞暗下决心,一定要大办洋务,迎头赶上不可。

此时,清流派日渐凋零。曾与张之洞齐名的张佩纶,打嘴炮可以,实干却不行,在中法战争中以福建水师的覆灭祭奠了他的名声。

只有张之洞,完成了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后起之秀的转型。

张之洞憋着一口气,要与李鸿章一争高低。

你李鸿章办洋务办得好,但办成了投降派;我张之洞办洋务,不仅要办得比你好,还要守住主战者的底线。

张之洞的内心,大概就铆着这股劲儿。

他的口号是“洋务为今日要政”,并雄心勃勃地在广东筹建起枪炮厂、炼铁厂、纺织厂等大型洋务企业。

机器都订好了,不料却接到调令,要他转任湖广总督。

接替张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是李瀚章——李鸿章的大哥。有意思的是,李瀚章跟他弟弟全然不同,他讨厌新事物,怕费钱费事,于是,张之洞只好带了工厂搬到湖北。

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有数百人,像张之洞这样肯做事,自讨苦吃的,真心不多。

张之洞的伟大在于,无论身处清流还是洋务,都保留了一股死磕的劲头。

最终,他办成的事业都很大:

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整整早了七年; 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步枪产量占全国的45%,直到抗战时期“汉阳造”步枪还在发挥杀敌作用; 历时7年,在武昌沿江一带布局布、纱、丝、麻四局,成为华中最大纺织中心; 武汉在他手上超越天津、广州、南京等,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

毛泽东后来对张之洞有过一个评价,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经过这番努力死磕,张之洞已有资本去呛李鸿章。

1903年,他曾短暂调任两江总督,期间,他狠批江南制造局“费工多而出枪少”,对国家的武器装备大局没有什么帮助。

众所周知,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意之作,而此时,张之洞凭借湖北枪炮厂的崛起,毫不客气就把李鸿章踩在了脚下。

李鸿章作为洋务前辈,自然也看张之洞不顺眼。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二人常因政见不合而互相谩骂。

当时,李鸿章在北京主持和议,与东西洋十一国代表商议和约,张之洞总是提出不同意见。李鸿章于是对别人说:

香涛(张之洞字)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

张之洞闻言,勃然反击:

少荃(李鸿章字)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

这两句话,在晚清政坛流传一时。

不仅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前辈,意念中也是铆着劲儿。

结果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中的这名晚辈,把自己练成了全能选手:在学问上媲美曾国藩,在洋务上堪比李鸿章,在爱国主战上不亚左宗棠。

有意思的是,四大名臣中,曾、左、李均以枪杆子发迹,只有张之洞是以笔杆子发家。

1900年后,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权势最重,并称为“清末三大总督”,又并称“三屠”。

其中,袁以剿杀义和团,故称“屠民”;张以好大喜功、挥金如土,故称“屠财”;而岑则以喜参劾官吏,被称“屠官”。

其他“二屠”先不说,但说张之洞“屠财”,实在是同时代人对他的诋毁。

办大事就要斥巨资,这是帝国官员都心知肚明的道理。

张之洞是个办大事的官员,《清史稿》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在一个官员集体不作为的年代,做大事的人反会被扣上“好大喜功”的帽子,多花钱就会被诋毁为“挥金如土”,这就是所谓“屠财”的由来。

事实上,张之洞所办的事业,包括轻工业、重工业、教育、铁路等等,每一样都要花费巨款,然而从中央得到的拨款却极其有限,基本都靠地方自筹。

这让他很发愁,也逼他想出了许多法子。

他在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税源不甚充裕的湖北苦心经营十几年,筹款之巨,堪称地方督抚中超一流的理财能手。

举个例子,他在湖北曾搞过彩票发售。因为营销策略得当,湖北的签捐大票发行了两期就超过江南义赈彩票,从此畅行南方各省,在清末彩票市场一枝独秀,前后发行十年,共117期,政府赢利最多时每年可获“七八十万金”。

晚清地方疆吏更调很频繁,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却干了十几年,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因为张之洞在两湖地区盘踞成了地方军阀,而是当时修芦汉铁路(即京汉铁路)费了太多年时间。路没修好,他不能走,因为大家都担心他一走,这条路十有八九就黄了。

这么费心费力费钱的事,他人不愿为,也不能为,非张之洞不可。

你看,张之洞要是生在当代,他就是刘志军,而且是一个不贪污、不受贿的刘志军。

都知道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但他出生在贵州兴义府。他父亲张鍈是兴义知府,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从小,父亲就这样教育他:

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

张之洞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26岁中探花之后,张之洞曾有近十年的时间在各省做学官。

这是个好差事,曾国藩早年在京就曾眼巴巴瞅着外放学政的机会,可以光明正大地赚取灰色收入。

张之洞不一样,他对这些按潜规则该得的银两全无兴趣。

他做完四川学政,按例可得参费银二万两,但他辞而不受,搞得连行装路费都成问题,只好卖书筹钱。

若拿他跟李鸿章相比,其个人操守更远在后者之上。

40岁生日时,张之洞还是一名京官,手头拮据,连做生日都是典当了妻子的陪嫁首饰,才有钱办酒席。

50岁生日时,他已是呼风唤雨的两广总督,但生日当天,他关起门来,不接受人家贺寿。广州的士绅为表彰他兴学育才之功,写祝寿文,送爆竹,到了总督府,却尴尬地发现连门都进不去。

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张之洞就派人典当家中衣服。

当年,武昌一些大当铺都有一条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给200两银子,无需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

开春后,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

张之洞的嫡孙女张厚粲说,家族以耿直清廉为训,“祖父老家在河北南皮,当时祖父主张兴修铁路,就是不同意把铁路修在老家。掌管铁路修建的官员纷纷把路线往自己老家‘引’,而张公却偏偏避开自己的家乡,以明其廉”。

临终前,张之洞给子孙留下遗嘱说:

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晚清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道:

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到了清末,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荣禄先后去世,张之洞与小他近两轮的晚辈袁世凯成为帝国唯二的扛把子。

他俩的关系好坏,事关帝国走向。

1907年9月,七十高龄的张之洞与袁世凯一道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

此次张之洞进入中央核心权力机关,是深谙平衡之术的慈禧想用他来制衡日渐做大的袁世凯。

袁世凯继承的是李鸿章的衣钵,其与张之洞的明争暗斗,尽人皆知。

不过,与张、李当年的互怼互掐相比,张、袁的矛盾与政见的关系倒不算大。

两人的龃龉更像是前辈的傲慢导致了晚辈的不爽。按版面分,属于娱乐新闻,而不是时政新闻。

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曾南下汉口,拜会张之洞,并对张之洞的属下说:

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

在宴会上,张、袁交谈甚欢。宴后,屏退仆从,两人密谈二小时之久,后张之洞因精力不支,昏昏沉沉,倚着桌子竟要睡着了。

袁世凯悄然退出,吩咐下人勿惊动香帅。

因为袁世凯是总督身份,按制度出入辕门必须鸣炮,张之洞这才被炮声惊醒,急忙追出去,追到袁世凯,两人各致歉意,约定后会有期。

次年,张之洞上京路过保定,回访袁世凯。结果,在宴席中间,张之洞又“故案重犯”,昏昏入眠,隐约还有鼾声。

可能是,张之洞因为起居无节,时常在公务活动中打瞌睡。也可能是,正规科举出身的他,打心底里瞧不起行伍出身的袁世凯。总之,两番见面之后,张、袁两人不仅没有增进好感,反而无端生出许多不快。

好在两人都是欲成大事之人,所以在政见一致时还能保持共同进退。

最典型的是废科举。当时军机大臣三人,张之洞、袁世凯两人表示赞同,王文韶表示反对,两票对一票,把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给废了。

慈禧死后,载沣为摄政王,决定为兄(光绪皇帝载湉)报仇,想诛杀袁世凯。

张之洞硬着头皮,警告载沣说,袁世凯身负练兵重任,羽翼已丰,死党有力,京师在其掌控之中,倘若处置不慎,则社稷宗庙危矣。

载沣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这才改变主意,仅让袁世凯回老家养病去了。

可见,张之洞还成了袁世凯的救命恩人。

大清最后一位名臣,死于1909年(张之洞,晚清最后一位名臣)

袁世凯开缺后,张之洞也未能展开拳脚。载沣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张之洞产生重大分歧,二人关系迅速恶化。

张之洞主张消解满汉矛盾,维护局势稳定。

但载沣越来越偏重任用满族亲贵,在清除袁世凯势力时,乘机剥夺、削弱一些汉族官员的权力,同时任命自己24岁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22岁的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

作为大清的忠臣,张之洞预感到,载沣如此乱来,江山社稷难保。但与载沣力争无效,他郁狂气发,直到呕血。

在处理一桩铁路弊案时,张之洞认为载洵、载涛推荐的人选不妥,苦口婆心向载沣说此事“舆情不属,必激变乱”。

谁料,载沣说:“有兵在!”

张之洞大出意外,对人感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随后,病情更加严重。

在立宪方面,张之洞感到,如不尽快开国会很可能会丧失民心,爆发革命,因此一直力主速开国会。这同样被载沣拒绝。

这一年,载沣25岁,张之洞逾70岁。

可以看出,载沣未老而顽固不化,张之洞却越老越开明。

1909年10月4日,载沣去看望张之洞。

载沣走后,陈宝琛进房打探摄政王刚才谈了什么,张之洞只是叹息:“国运尽矣!”

就在这一天,张之洞溘然长逝,享年72岁。

张之洞死后两年,1911年10月10日,在他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武汉,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他生前效忠的清王朝。

他的门生张继煦解释辛亥革命为何在武汉取得成功,说:

(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巧,种豆得瓜。

辜鸿铭也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

孙中山则说得更直接,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

历史,最终跟这位最后的名臣,开了一个意味悠长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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