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追随红军长征的身影,来到陕北黄土高原时,他目之所及,尽是纵横的沟壑与贫瘠的黄土地。
斯诺感慨道:“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然而,中华民族自古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耕耘。茫茫黄土之下,沉淀着深厚的历史记忆。
01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黄土区。地理意义上的黄土高原,包括太行山以西、乌鞘岭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区域,面积约30万平方千米,这里聚集了地球上70%的黄土。
塬、墚、峁,构成了黄土高原的奇特地貌。身处典型的黄土区域,一眼望去,千沟万壑,支离破碎。
面积较大的平坦地面,被称为“塬”,如白草塬、董志塬等地名,分布在黄土高原各处;随着侵蚀加剧,塬被分割,形成一道道黄土梁子,也就成了“墚”;之后,黄土继续崩塌,墚断裂分开后,形成一个个孤单的黄土丘陵,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峁”。
黄土高原可分为陕北高原、山西高原、陇中高原三部分,古时候号称“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也可视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其中,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是黄土高原地貌体现最集中的地带,也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之处。
如今的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尽管植树造林、固沙保土等措施缓解了天然植所遭受的破坏,但也难以恢复昔日的原貌。
两千多年前,这里曾是绵延平阔的草原,分布着茂密的森林。据《史记》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先秦时期,陕北黄土高原是以畜牧为生的西戎和北狄活动的区域。秦汉之际,这里成为与匈奴对峙的前线,朝廷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迁徙大量军民进行农垦开发。
一条古代“高速公路”穿越黄土高原,通往将士戍守的边关,也在这片土地上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后,命大将蒙恬修筑了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秦直道。
秦直道南起秦都咸阳周边的军事要地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至汉匈交战频繁的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长达1800里,穿过陕北与陇东之间,一直延伸到当时匈奴人的居住区——鄂尔多斯高原,其中最宽处为60米的“多车道”。
作为与秦长城齐名的国家工程,秦直道跨越丘陵绵延的地貌,采用当时先进的施工技艺,也耗费了大量民力,但修建这条道路后,大秦虎狼之师三日便可驰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
在蒙恬大军的威慑下,匈奴一度“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在移民政策的指引下,北方边郡百姓到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使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带逐渐繁荣富庶,号称“新秦中”。
秦始皇巡幸天下,也走过这条让他引以为傲的大秦直道。那时,大秦帝国升向辉煌的顶点,他本人的生命却如流星般坠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病逝于河北沙丘,大臣李斯、赵高拥立其子胡亥为帝,随后秘不发丧,将始皇帝的遗体塞进装有臭鲍鱼的马车,绕道九原,通过宽阔的秦直道返回咸阳。
在此之前,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曾沿着这条道路北上戍边,来到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上郡(今陕西绥德县),担任蒙恬的监军。
那是秦始皇去世前两年,由于秦始皇信任的方士侯生、卢生畏罪逃亡,还对皇帝出言不逊,秦始皇勃然大怒,下令将咸阳460余名所谓“妖言惑众”的文学、方术士逮捕,下令坑杀。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
扶苏宅心仁厚,反对这一极端暴力的做法,尤为同情与方士一同遇害的儒生。他上书劝谏道:“天下初定,边远地区的百姓尚未归附,儒生皆诵读、效法孔子的主张,现在陛下用严刑峻法处置这些人,臣担忧此后会天下不安。”
秦始皇却听不进去,将这位治国理念截然不同的长子贬去上郡,到军中体验生活。如此一来,扶苏远离中央,失去了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机会。
沙丘之谋后,赵高与李斯立刻对扶苏赶尽杀绝,矫诏命扶苏自杀:“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
当时,扶苏与蒙恬掌握30万大军,“其势足以背叛”(《史记·蒙恬列传》),完全有可能带兵直取咸阳,夺取帝位。
但奉行儒家忠孝思想的扶苏接到“伪诏”后大哭,立即就要拔剑自杀。
蒙恬上前阻止说:“陛下在外,未立太子,派臣率领30万军队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如今一个使者带着诏书前来,您就自杀,其中或许有诈,还是希望您向朝廷请示一下。”
扶苏却只留下了一句遗言:“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父亲要儿子死,还需要请示什么?
说罢,扶苏遵从“诏书”自尽。之后,战功赫赫的蒙恬也被赵高囚禁,含冤而死。
秦直道经过的地方,有一处名为“呜咽泉”,当地人赋予其悲壮的传说,相传,扶苏自刎后,一股泉水从石缝中流出,千百年来未曾断流。
西风吹拂着黄土,经过历代兴亡更替,秦直道已经湮没,但仍依稀可见当年“堑山湮谷直通之”的磅礴气势。
02
秦汉时期,陕北黄土高原气候较之今天温暖湿润,植物茂密,是农牧业的理想之地。每逢中原战乱、边防松弛,匈奴、氐、羌、羯、鲜卑等从事畜牧业的民族便迁徙到黄土高原地区。
五胡十六国时期,一座雄伟的城池在陕北黄土高原拔地而起,而其修建者,是一个匈奴人。
4世纪末,一支由匈奴人刘屈孑率领的残兵,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逃亡。
刘屈孑本不姓刘,他的祖先为东汉时的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当年,南匈奴归附东汉,去卑一支被赐姓刘,南迁到雁门郡(今山西朔州)。胡汉交融之下,诞生了匈奴铁弗部,其中多为匈奴与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混血儿。
逞强好胜的刘屈孑,不愿一直背负汉朝的赐姓。后来,刘屈孑自称天王,便取姓赫连,改名为“赫连勃勃”。赫连,是匈奴语中“天”的意思。
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被前秦苻坚封为北单于,镇守代来城(在今陕西榆林)。淝水之战后,强盛一时的前秦分崩离析,刘卫辰所在的代来城也陷入战乱。
公元391年,刘卫辰与新兴的北魏政权展开激战,北魏太祖拓跋珪击败刘卫辰,乘胜攻入代来城。刘卫辰被内讧的部下杀死,其家人大都失散,只有年少的第三子赫连勃勃逃出生天,在薛干部度过几年的寄居生活后,率领残兵败将投靠后秦的姚兴。
赫连勃勃出落成一个英俊的青年,身材魁梧,多才善辩,深得姚兴的赏识。后秦命赫连勃勃镇守朔方,协助其岳父莫奕于防御高平(今宁夏固原)。怀有野心的赫连勃勃却不愿安分守己,公元406年,赫连勃勃带着三万部众,以到高平打猎为名,袭杀其岳父莫奕于,收服其部众,共计十万余人,势力迅速壮大,遂于次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在今陕西靖边一带建立国号。
赫连勃勃汉化程度很高,他根据匈奴人曾为夏后氏后裔的传说,定国号为“大夏”。大夏国祚虽短,只有25年,极盛之时却“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蒲于河”,以陕北为中心,占据了包括河套、陇东在内的地盘,赫连勃勃还乘后秦衰落之机,挥师南下关中,一举拿下了长安。
但赫连勃勃没有定都长安,而是回到了草原上的统万城,当他的大夏皇帝。
当初,赫连勃勃带领部众进入陕北黄土高原后,看到当地草丰水美,原野上遍布牧草,山头长满了乔木,与此后苍凉的景象截然不同。
赫连勃勃惊叹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
这里的“清流”指无定河,而“广泽”说明周边有湖泊,可见当时陕北的环境与如今大不相同。于是,赫连勃勃下令在今陕西靖边县最北端的无定河岸边营建都城,他自信地表示:“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这座城池,命名为“统万城”。
史载,统万城为“蒸土筑城”,即用白石灰、白黏土搅拌,进行注灌,其城垣皆为白色,故有“白城子”之称。赫连勃勃对工程质量要求极高,为人残暴的他对工匠采取了残酷手段,蒸土筑墙后,用铁锥进行检验,扎不进去有奖励,但只要铁锥打进一寸,便意味着不合格,要将负责的工匠杀死,尸体填入城墙之中。
为了在几年内修建这座城,赫连勃勃动用了十万民夫,期间因劳累而死的人便不在少数。不过,根据考古调查,统万城的夯土中并没有发现大量人畜骨骸的存在,可能史书的记载把事实夸大了。
统万城建成之时,赫连勃勃从长安凯旋,志得意满,命人在统万城南刻石铭记。然而,统万城的形胜并没有护佑大夏江山永固,没过几年,大夏就在内斗之中迅速衰退,赫连勃勃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储君之位大打出手,大片地盘被趁火打劫的北魏攻占。
赫连勃勃在极度不安之中病逝,他死后6年,公元431年,大夏在北魏的进攻下走向覆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看到统万城时,感慨道:“奢侈浮华到这种地步,怎能不亡国呢?”
闻名天下的统万城被北魏军洗劫一空,此后沦为北方边镇之一。大夏的遗民和赫连氏却在战乱中生存下来,他们一部分融入吐谷浑,一部分融入鲜卑人,最终,他们的后裔都融入到汉族。
人,有时比环境更加顽强。
1960年,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带着几个地理学专业的学生,来到黄土高原考察。
在蓝天黄土之间,侯仁之发现了埋藏在岁月之中的古城遗址:“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古城址,都被沙漠湮灭了,只留下荒废的废墟,有时候虽然相隔只有十几里路,一眼望去却全都是黄沙野草。”
这其中,最坚固、最完整的古城遗址,便是匈奴人赫连勃勃遗留在黄土高原的统万城。这座白城子,犹如旷野中的巨型战舰,沉没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千多年来,统万城不断被荒沙围困,最后深陷于毛乌素沙漠之中。
03
唐朝安史之乱后,大批贫困农民逃难到陕北,开垦荒地,由于许多牧场陆续被开为耕地,游牧民族逐渐退出了这一地区。“茫茫沙漠广,渐远统万城”的诗句,便是说这一时期陕北一代的环境恶化。
宋朝建立后,以统万城“深在沙漠”,常常成为异族“聚反中心”为由,下令将此地遗留的居民强行迁入塞内。
大夏亡国五百多年后,陕北黄土高原被另一支流浪的少数民族占据,他们就是日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
党项人进入黄土高原后,接触中原的经济、文化,生产技术逐步提高。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的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以今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为根据地,一边讨好中原王朝,一边发展军事实力。黄巢起义时,拓跋思恭打着勤王的旗号带兵南下,助唐朝镇压起义军。
随着黄巢起义平定,拓跋思恭被赐皇姓“李”,封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统领陕北黄土高原的大片地区。
陕北,就此成为党项李氏家族的基本盘,从五代到北宋,群雄并起,常年混战,党项人凭借陕北黄土高原的有利地形,多次抵御中原军队的进攻。
在此期间,党项李氏也曾险些失去自己的领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当时的党项首领李继捧是个“鸽派”,无力镇服党项诸部,向宋太宗请求入朝,并献出党项所辖诸州县。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却不愿屈服于宋朝,他带着宗族亲信逃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银州(今陕西榆林),到位于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部的地斤泽一带,号召众部落恢复祖业,与宋朝对抗。在逃亡途中,李继迁谎称其乳母去世,要以送葬为借口离开,同时将兵器藏在棺材中。
陕北至今还有个民间传说:李继迁从地斤泽杀回陕北时,在榆林附近遭到宋军围攻,粮草用尽,党项军的后勤人员不得不将原来屠宰的羊头、羊内脏等收集起来,并用刀剁成杂碎,煮熟后加入野菜,作为临时的军粮。这就是后来风靡陕北的名菜——羊杂碎。
经过十余年奋战,李继迁重新夺回了陕北的银、夏诸州,并将党项人的地盘延伸到了今宁夏境内,而李继迁也在西进的战争中箭身亡,战死沙场。
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承其遗志,并实行东合西进的政策,向东与宋、辽结好,向西掠吐蕃战马、收回鹘锐兵,将政权中心从陕北黄土高原迁移到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率领党项人完成向河西走廊的扩张,有了自立为帝的实力,于是废除宋朝赐予的封号、官职,自称“大夏”皇帝。
这个与宋、辽(以及后来的金)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史称“西夏”。
在遥远荒僻的西北大地,党项李氏犹如一朵盛放在黄土高原上的狂花,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
在宋代,陕北黄土高原不仅孕育割据自立的枭雄,也诞生了世代戍守边疆的名将世家。
晚唐镇压黄巢起义时,党项人因为出兵助唐有功,被唐朝赏赐封地。党项族中,有一支折氏,徙居府州(今陕西府谷),在唐末五代长期依附于中原政权,即便是能征善战的契丹人,在攻打陕北时也难以突破折家军的防线。
府州折氏经营到第四代折德扆时,他为摆脱契丹的威胁,率部归附后周,继而归属于北宋。北宋时期,折氏为宋尽忠,成为了大宋西北边境的“守夜人”,一百多年间名将辈出。
折德扆之女,即民间所说的佘太君,嫁给了名将杨业为妻,她出生在军人家庭,嫁入杨家后也常辅佐丈夫杨业,于是后世将她描写成一位大义凛然的女中豪杰。
历史上,折德扆之子、折太君的兄弟折御卿也是一代名将,曾收复西北十五处州县,使契丹闻风丧胆。
有一次,辽军进犯,折御卿带病出征,他母亲听说后,想秘密秘密派人接他回家养病,折御卿却坚守前线,宁死也不回头。
折御卿托人带话给母亲,这段话成了他的遗言:“家世受国恩,敌寇未灭,御卿之罪也。今临敌,安可弃士卒自便?死于军中,盖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得两全?”
我将为国尽忠,请恕我不能为母亲尽孝,这是折御卿的报国之志。
折御卿率军出征后,击退了辽军的进攻,但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不幸病死于军中,年仅38岁。
此后,府州折氏的子孙驰骋于陕北黄土高原,又在宋夏战争中大展身手,直到北宋灭亡,府州面临外无援兵的困境,陷入金与西夏的包围,折家将力尽城破,黯然退出了黄土高原的历史。
西夏与金人联合攻下陕北后,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东界位于陕西与山西交界处的佳县。西夏疆域所说的“东控黄河”,便是指流经陕西与山西境内的这段黄河,而佳县正好位于黄河西岸,此地古称葭州,宋夏在此垒石筑寨,有“铁打的葭州”之称。
蒙古骑兵攻打西夏时,来到葭州城外,一直久攻不下,只好从河对岸的山西借道而行,才攻入西夏腹地。至此,崛起于陕北、兴盛于河西的西夏政权走向倾覆,大风从黄土高原刮过,将一个王朝扫入尘土。
04
宋代以后,陕北黄土高原历经多年伐木开山,荒漠化日益严重。从唐代“放牧之地,水草甚丰”,到宋代已经大旱频发(“冗旱”)。明朝在黄土高原北部建长城,发动军民屯垦,旱灾更为严重,有明一代,仅陕北的大饥荒就有十多次。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陕北黄土高原遭到旷日持久的沙害,失去绿色的植被,露出荒凉的土地,赫连勃勃当年建造在水草丰美之地的统万城早已被废弃,城中壮丽的“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明朝末年,凋敝的陕北再度迎来灾荒之年,很多地方地瘠天寒、滴雨未下,在旱灾、蝗灾的侵蚀下,农民颗粒无收,百姓忍饥挨饿。
据史书记载,崇祯元年,全陕旱灾、霜灾,陕北尤重,人食蓬蒿;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在陕北人马懋才写给朝廷的报告中,他说:“未有极苦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当时,陕北一带“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陕北人性格刚毅,不甘饿死的饥民相聚为盗,抢掠财物,他们说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饿死,还不如做个强盗,还能做个饱鬼。
马懋才认为最悲惨的是灾区的弃婴,他说:“最可怜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处。此地每日必有弃婴数人,啼哭号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粪土。到次日凌晨,这些弃婴已无一活者,而新弃者又至也。”
更严峻的是,由于陕北黄土高原自古为难治之地,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许多官员都不肯赴任就职,延安、庆阳、平凉三府甚至出现缺额半数以上的情况,这就导致部分府县官员素质低下,很多都是滥竽充数的“关系户”,贪污腐化严重。
崇祯朝廷在控制不断恶化的陕北局势时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当时,崇祯听信大臣的建议,进行了“裁驿”的改革,本意是为了节省财政费用,打击驿递系统的腐败。
陕西、山西之间遍布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公私出行皆需依靠大量驿站与驿道,朝廷也给予一定补贴,很多老百姓靠驿站生存,虽然生活拮据,但也算有个谋生之处,至于驿递过程中滋生的腐败,并非来自于这些艰苦度日的百姓,而是在于权势者,但崇祯似乎并不明白。
裁驿之举是针对全国的改革,本来计划每年省下六十余万两白银经费。结果,陕西首当其冲,被裁撤了大批驿站,很多赖以谋生的驿卒从此失去谋生来源,更加不满朝廷举措,加入到农民军的浪潮中,李自成就是其中一员。
崇祯元年(1628年),陕北安塞人高迎祥揭竿而起,后被推为“闯王”。次年,张献忠在米脂十八寨起义。与此同时,曾为驿卒的陕北人李自成也加入高迎祥的起义队伍。
黄土高原的劲风席卷天下,并最终导致了王朝鼎革,这固然有陕北动荡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大明王朝的腐朽,酿成了这场惊天大变局。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高长天,张小兵:《陕北历史文化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戴应新:《大夏国与统万城》,三秦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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