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出猛人

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追随红军长征的身影，来到陕北黄土高原时，他目之所及，尽是纵横的沟壑与贫瘠的黄土地。

斯诺感慨道：“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然而，中华民族自古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耕耘。茫茫黄土之下，沉淀着深厚的历史记忆。

01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黄土区。地理意义上的黄土高原，包括太行山以西、乌鞘岭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区域，面积约30万平方千米，这里聚集了地球上70%的黄土。

塬、墚、峁，构成了黄土高原的奇特地貌。身处典型的黄土区域，一眼望去，千沟万壑，支离破碎。

面积较大的平坦地面，被称为“塬”，如白草塬、董志塬等地名，分布在黄土高原各处；随着侵蚀加剧，塬被分割，形成一道道黄土梁子，也就成了“墚”；之后，黄土继续崩塌，墚断裂分开后，形成一个个孤单的黄土丘陵，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峁”。

黄土高原可分为陕北高原、山西高原、陇中高原三部分，古时候号称“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也可视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其中，甘肃东部和陕西西北部是黄土高原地貌体现最集中的地带，也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之处。

如今的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尽管植树造林、固沙保土等措施缓解了天然植所遭受的破坏，但也难以恢复昔日的原貌。

两千多年前，这里曾是绵延平阔的草原，分布着茂密的森林。据《史记》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先秦时期，陕北黄土高原是以畜牧为生的西戎和北狄活动的区域。秦汉之际，这里成为与匈奴对峙的前线，朝廷大力推行“移民实边”政策，迁徙大量军民进行农垦开发。

一条古代“高速公路”穿越黄土高原，通往将士戍守的边关，也在这片土地上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秦始皇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后，命大将蒙恬修筑了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秦直道。

秦直道南起秦都咸阳周边的军事要地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至汉匈交战频繁的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长达1800里，穿过陕北与陇东之间，一直延伸到当时匈奴人的居住区——鄂尔多斯高原，其中最宽处为60米的“多车道”。

作为与秦长城齐名的国家工程，秦直道跨越丘陵绵延的地貌，采用当时先进的施工技艺，也耗费了大量民力，但修建这条道路后，大秦虎狼之师三日便可驰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

在蒙恬大军的威慑下，匈奴一度“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在移民政策的指引下，北方边郡百姓到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使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带逐渐繁荣富庶，号称“新秦中”。

秦始皇巡幸天下，也走过这条让他引以为傲的大秦直道。那时，大秦帝国升向辉煌的顶点，他本人的生命却如流星般坠落。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病逝于河北沙丘，大臣李斯、赵高拥立其子胡亥为帝，随后秘不发丧，将始皇帝的遗体塞进装有臭鲍鱼的马车，绕道九原，通过宽阔的秦直道返回咸阳。

在此之前，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曾沿着这条道路北上戍边，来到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上郡（今陕西绥德县），担任蒙恬的监军。

那是秦始皇去世前两年，由于秦始皇信任的方士侯生、卢生畏罪逃亡，还对皇帝出言不逊，秦始皇勃然大怒，下令将咸阳460余名所谓“妖言惑众”的文学、方术士逮捕，下令坑杀。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坑儒”事件。

扶苏宅心仁厚，反对这一极端暴力的做法，尤为同情与方士一同遇害的儒生。他上书劝谏道：“天下初定，边远地区的百姓尚未归附，儒生皆诵读、效法孔子的主张，现在陛下用严刑峻法处置这些人，臣担忧此后会天下不安。”

秦始皇却听不进去，将这位治国理念截然不同的长子贬去上郡，到军中体验生活。如此一来，扶苏远离中央，失去了陪伴在父亲身边的机会。

沙丘之谋后，赵高与李斯立刻对扶苏赶尽杀绝，矫诏命扶苏自杀：“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

当时，扶苏与蒙恬掌握30万大军，“其势足以背叛”（《史记·蒙恬列传》），完全有可能带兵直取咸阳，夺取帝位。

但奉行儒家忠孝思想的扶苏接到“伪诏”后大哭，立即就要拔剑自杀。

蒙恬上前阻止说：“陛下在外，未立太子，派臣率领30万军队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如今一个使者带着诏书前来，您就自杀，其中或许有诈，还是希望您向朝廷请示一下。”

扶苏却只留下了一句遗言：“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父亲要儿子死，还需要请示什么？

说罢，扶苏遵从“诏书”自尽。之后，战功赫赫的蒙恬也被赵高囚禁，含冤而死。

秦直道经过的地方，有一处名为“呜咽泉”，当地人赋予其悲壮的传说，相传，扶苏自刎后，一股泉水从石缝中流出，千百年来未曾断流。

西风吹拂着黄土，经过历代兴亡更替，秦直道已经湮没，但仍依稀可见当年“堑山湮谷直通之”的磅礴气势。

02

秦汉时期，陕北黄土高原气候较之今天温暖湿润，植物茂密，是农牧业的理想之地。每逢中原战乱、边防松弛，匈奴、氐、羌、羯、鲜卑等从事畜牧业的民族便迁徙到黄土高原地区。

五胡十六国时期，一座雄伟的城池在陕北黄土高原拔地而起，而其修建者，是一个匈奴人。

4世纪末，一支由匈奴人刘屈孑率领的残兵，在陕北黄土高原上逃亡。

刘屈孑本不姓刘，他的祖先为东汉时的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当年，南匈奴归附东汉，去卑一支被赐姓刘，南迁到雁门郡（今山西朔州）。胡汉交融之下，诞生了匈奴铁弗部，其中多为匈奴与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混血儿。

逞强好胜的刘屈孑，不愿一直背负汉朝的赐姓。后来，刘屈孑自称天王，便取姓赫连，改名为“赫连勃勃”。赫连，是匈奴语中“天”的意思。

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被前秦苻坚封为北单于，镇守代来城（在今陕西榆林）。淝水之战后，强盛一时的前秦分崩离析，刘卫辰所在的代来城也陷入战乱。

公元391年，刘卫辰与新兴的北魏政权展开激战，北魏太祖拓跋珪击败刘卫辰，乘胜攻入代来城。刘卫辰被内讧的部下杀死，其家人大都失散，只有年少的第三子赫连勃勃逃出生天，在薛干部度过几年的寄居生活后，率领残兵败将投靠后秦的姚兴。

赫连勃勃出落成一个英俊的青年，身材魁梧，多才善辩，深得姚兴的赏识。后秦命赫连勃勃镇守朔方，协助其岳父莫奕于防御高平（今宁夏固原）。怀有野心的赫连勃勃却不愿安分守己，公元406年，赫连勃勃带着三万部众，以到高平打猎为名，袭杀其岳父莫奕于，收服其部众，共计十万余人，势力迅速壮大，遂于次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在今陕西靖边一带建立国号。

赫连勃勃汉化程度很高，他根据匈奴人曾为夏后氏后裔的传说，定国号为“大夏”。大夏国祚虽短，只有25年，极盛之时却“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蒲于河”，以陕北为中心，占据了包括河套、陇东在内的地盘，赫连勃勃还乘后秦衰落之机，挥师南下关中，一举拿下了长安。

但赫连勃勃没有定都长安，而是回到了草原上的统万城，当他的大夏皇帝。

当初，赫连勃勃带领部众进入陕北黄土高原后，看到当地草丰水美，原野上遍布牧草，山头长满了乔木，与此后苍凉的景象截然不同。

赫连勃勃惊叹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

这里的“清流”指无定河，而“广泽”说明周边有湖泊，可见当时陕北的环境与如今大不相同。于是，赫连勃勃下令在今陕西靖边县最北端的无定河岸边营建都城，他自信地表示：“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这座城池，命名为“统万城”。

史载，统万城为“蒸土筑城”，即用白石灰、白黏土搅拌，进行注灌，其城垣皆为白色，故有“白城子”之称。赫连勃勃对工程质量要求极高，为人残暴的他对工匠采取了残酷手段，蒸土筑墙后，用铁锥进行检验，扎不进去有奖励，但只要铁锥打进一寸，便意味着不合格，要将负责的工匠杀死，尸体填入城墙之中。

为了在几年内修建这座城，赫连勃勃动用了十万民夫，期间因劳累而死的人便不在少数。不过，根据考古调查，统万城的夯土中并没有发现大量人畜骨骸的存在，可能史书的记载把事实夸大了。

统万城建成之时，赫连勃勃从长安凯旋，志得意满，命人在统万城南刻石铭记。然而，统万城的形胜并没有护佑大夏江山永固，没过几年，大夏就在内斗之中迅速衰退，赫连勃勃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储君之位大打出手，大片地盘被趁火打劫的北魏攻占。

赫连勃勃在极度不安之中病逝，他死后6年，公元431年，大夏在北魏的进攻下走向覆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看到统万城时，感慨道：“奢侈浮华到这种地步，怎能不亡国呢？”

闻名天下的统万城被北魏军洗劫一空，此后沦为北方边镇之一。大夏的遗民和赫连氏却在战乱中生存下来，他们一部分融入吐谷浑，一部分融入鲜卑人，最终，他们的后裔都融入到汉族。

人，有时比环境更加顽强。

1960年，历史地理学者侯仁之带着几个地理学专业的学生，来到黄土高原考察。

在蓝天黄土之间，侯仁之发现了埋藏在岁月之中的古城遗址：“我看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古城址，都被沙漠湮灭了，只留下荒废的废墟，有时候虽然相隔只有十几里路，一眼望去却全都是黄沙野草。”

这其中，最坚固、最完整的古城遗址，便是匈奴人赫连勃勃遗留在黄土高原的统万城。这座白城子，犹如旷野中的巨型战舰，沉没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千多年来，统万城不断被荒沙围困，最后深陷于毛乌素沙漠之中。

03

唐朝安史之乱后，大批贫困农民逃难到陕北，开垦荒地，由于许多牧场陆续被开为耕地，游牧民族逐渐退出了这一地区。“茫茫沙漠广，渐远统万城”的诗句，便是说这一时期陕北一代的环境恶化。

宋朝建立后，以统万城“深在沙漠”，常常成为异族“聚反中心”为由，下令将此地遗留的居民强行迁入塞内。

大夏亡国五百多年后，陕北黄土高原被另一支流浪的少数民族占据，他们就是日后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

党项人进入黄土高原后，接触中原的经济、文化，生产技术逐步提高。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的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以今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为根据地，一边讨好中原王朝，一边发展军事实力。黄巢起义时，拓跋思恭打着勤王的旗号带兵南下，助唐朝镇压起义军。

随着黄巢起义平定，拓跋思恭被赐皇姓“李”，封夏国公，统辖夏、绥、银、宥四州，统领陕北黄土高原的大片地区。

陕北，就此成为党项李氏家族的基本盘，从五代到北宋，群雄并起，常年混战，党项人凭借陕北黄土高原的有利地形，多次抵御中原军队的进攻。

在此期间，党项李氏也曾险些失去自己的领地。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当时的党项首领李继捧是个“鸽派”，无力镇服党项诸部，向宋太宗请求入朝，并献出党项所辖诸州县。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却不愿屈服于宋朝，他带着宗族亲信逃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银州（今陕西榆林），到位于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部的地斤泽一带，号召众部落恢复祖业，与宋朝对抗。在逃亡途中，李继迁谎称其乳母去世，要以送葬为借口离开，同时将兵器藏在棺材中。

陕北至今还有个民间传说：李继迁从地斤泽杀回陕北时，在榆林附近遭到宋军围攻，粮草用尽，党项军的后勤人员不得不将原来屠宰的羊头、羊内脏等收集起来，并用刀剁成杂碎，煮熟后加入野菜，作为临时的军粮。这就是后来风靡陕北的名菜——羊杂碎。

经过十余年奋战，李继迁重新夺回了陕北的银、夏诸州，并将党项人的地盘延伸到了今宁夏境内，而李继迁也在西进的战争中箭身亡，战死沙场。

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承其遗志，并实行东合西进的政策，向东与宋、辽结好，向西掠吐蕃战马、收回鹘锐兵，将政权中心从陕北黄土高原迁移到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率领党项人完成向河西走廊的扩张，有了自立为帝的实力，于是废除宋朝赐予的封号、官职，自称“大夏”皇帝。

这个与宋、辽（以及后来的金）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史称“西夏”。

在遥远荒僻的西北大地，党项李氏犹如一朵盛放在黄土高原上的狂花，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

在宋代，陕北黄土高原不仅孕育割据自立的枭雄，也诞生了世代戍守边疆的名将世家。

晚唐镇压黄巢起义时，党项人因为出兵助唐有功，被唐朝赏赐封地。党项族中，有一支折氏，徙居府州（今陕西府谷），在唐末五代长期依附于中原政权，即便是能征善战的契丹人，在攻打陕北时也难以突破折家军的防线。

府州折氏经营到第四代折德扆时，他为摆脱契丹的威胁，率部归附后周，继而归属于北宋。北宋时期，折氏为宋尽忠，成为了大宋西北边境的“守夜人”，一百多年间名将辈出。

折德扆之女，即民间所说的佘太君，嫁给了名将杨业为妻，她出生在军人家庭，嫁入杨家后也常辅佐丈夫杨业，于是后世将她描写成一位大义凛然的女中豪杰。

历史上，折德扆之子、折太君的兄弟折御卿也是一代名将，曾收复西北十五处州县，使契丹闻风丧胆。

有一次，辽军进犯，折御卿带病出征，他母亲听说后，想秘密秘密派人接他回家养病，折御卿却坚守前线，宁死也不回头。

折御卿托人带话给母亲，这段话成了他的遗言：“家世受国恩，敌寇未灭，御卿之罪也。今临敌，安可弃士卒自便？死于军中，盖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得两全？”

我将为国尽忠，请恕我不能为母亲尽孝，这是折御卿的报国之志。

折御卿率军出征后，击退了辽军的进攻，但因为耽误了治疗时间，不幸病死于军中，年仅38岁。

此后，府州折氏的子孙驰骋于陕北黄土高原，又在宋夏战争中大展身手，直到北宋灭亡，府州面临外无援兵的困境，陷入金与西夏的包围，折家将力尽城破，黯然退出了黄土高原的历史。

西夏与金人联合攻下陕北后，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东界位于陕西与山西交界处的佳县。西夏疆域所说的“东控黄河”，便是指流经陕西与山西境内的这段黄河，而佳县正好位于黄河西岸，此地古称葭州，宋夏在此垒石筑寨，有“铁打的葭州”之称。

蒙古骑兵攻打西夏时，来到葭州城外，一直久攻不下，只好从河对岸的山西借道而行，才攻入西夏腹地。至此，崛起于陕北、兴盛于河西的西夏政权走向倾覆，大风从黄土高原刮过，将一个王朝扫入尘土。

04

宋代以后，陕北黄土高原历经多年伐木开山，荒漠化日益严重。从唐代“放牧之地，水草甚丰”，到宋代已经大旱频发（“冗旱”）。明朝在黄土高原北部建长城，发动军民屯垦，旱灾更为严重，有明一代，仅陕北的大饥荒就有十多次。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陕北黄土高原遭到旷日持久的沙害，失去绿色的植被，露出荒凉的土地，赫连勃勃当年建造在水草丰美之地的统万城早已被废弃，城中壮丽的“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明朝末年，凋敝的陕北再度迎来灾荒之年，很多地方地瘠天寒、滴雨未下，在旱灾、蝗灾的侵蚀下，农民颗粒无收，百姓忍饥挨饿。

据史书记载，崇祯元年，全陕旱灾、霜灾，陕北尤重，人食蓬蒿；二年，陕北又大旱，人相食；五年，陕北大饥，人相食，僵尸遍野……

在陕北人马懋才写给朝廷的报告中，他说：“未有极苦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当时，陕北一带“父弃子，夫鬻其妻”，“掘草根以为食，采白石以充饥”。陕北人性格刚毅，不甘饿死的饥民相聚为盗，抢掠财物，他们说饥饿而死与为盗而死，都是死，与其饿死，还不如做个强盗，还能做个饱鬼。

马懋才认为最悲惨的是灾区的弃婴，他说：“最可怜者，是在延安府安塞城西某处。此地每日必有弃婴数人，啼哭号泣，呼喊父母，甚至吃食粪土。到次日凌晨，这些弃婴已无一活者，而新弃者又至也。”

更严峻的是，由于陕北黄土高原自古为难治之地，天灾人祸不断发生，许多官员都不肯赴任就职，延安、庆阳、平凉三府甚至出现缺额半数以上的情况，这就导致部分府县官员素质低下，很多都是滥竽充数的“关系户”，贪污腐化严重。

崇祯朝廷在控制不断恶化的陕北局势时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当时，崇祯听信大臣的建议，进行了“裁驿”的改革，本意是为了节省财政费用，打击驿递系统的腐败。

陕西、山西之间遍布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公私出行皆需依靠大量驿站与驿道，朝廷也给予一定补贴，很多老百姓靠驿站生存，虽然生活拮据，但也算有个谋生之处，至于驿递过程中滋生的腐败，并非来自于这些艰苦度日的百姓，而是在于权势者，但崇祯似乎并不明白。

裁驿之举是针对全国的改革，本来计划每年省下六十余万两白银经费。结果，陕西首当其冲，被裁撤了大批驿站，很多赖以谋生的驿卒从此失去谋生来源，更加不满朝廷举措，加入到农民军的浪潮中，李自成就是其中一员。

崇祯元年（1628年），陕北安塞人高迎祥揭竿而起，后被推为“闯王”。次年，张献忠在米脂十八寨起义。与此同时，曾为驿卒的陕北人李自成也加入高迎祥的起义队伍。

黄土高原的劲风席卷天下，并最终导致了王朝鼎革，这固然有陕北动荡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是大明王朝的腐朽，酿成了这场惊天大变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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