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姜女哭长城，这个锅秦始皇不背

说起长城，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甚至还有人编造故事来抨击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孟姜女哭长城”。

齐地的孟姜女听说丈夫被秦始皇征召去修长城后积劳而死，她跑到长城下，哭了三天三夜，竟然哭倒了长城，从倒塌的城墙中找到丈夫的遗体。

实际上，孟姜女的哭声不可能摧毁城墙，要不然秦始皇肯定请她去拆迁大队工作。

在最初的记载中，孟姜女与长城也没有关系。《左传》与《礼记》说，孟姜女是春秋时期齐国将领杞梁的妻子，丈夫战死后，她抚棺大哭。到了西汉的《列女传》，添油加醋地加了一句“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但这里的“城”是春秋时期的齐长城。再到后来，孟姜女哭长城变成秦时的故事，杞梁也成了被征发修长城的民夫。

国家文物局统计，历代长城总长度约2万公里，修筑时间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空。有多少人爱它，就有多少人恨它，民间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细思恐极。

列国的遗产

长城的由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其诞生于春秋战国时的列国纷争。

春秋时期，诸侯混战，竞相争霸，实力较强的齐国与楚国率先在边境修筑连续的军事堡垒，并用城墙连接，抵挡来自其他诸侯的进攻。

这就是，长城的雏形。

齐长城修建的年代，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齐人利用今山东省中南部山区的地形，因地制宜，修造土石墙，拒敌于国门之外，至今仍有遗址留存。

楚国修筑的长城，史称“楚方城”，频临汉水，用石头垒砌于楚国北部边境的崇山峻岭上。

《左传》记载，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在位时，齐国派兵前来攻打，楚将屈完率军迎敌。到了召陵（在今河南漯河市）这个地方，屈完派人对齐军说，你们真要来攻打的话，楚国有方城作为城防，汉水作为护城河，足以与你们一战。

齐国国君齐桓公亲眼看到楚方城坚固的防御工事后，感觉碰上硬茬了，只好先撤退。

史书记载，楚方城为楚国阻挡了多次进攻，其他诸侯从北面攻打楚国，打到汉水边的方城就攻不下了。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互相兼并，秦、燕、赵、中山等国，纷纷在自己的领地上修筑长城。

秦国有秦昭王长城，修筑于秦昭襄王在位时期（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51年）。

据说，由于秦国用来抵御西戎的长城所用土石皆为紫色，遂有“紫塞”之称（崔豹《古今注》：“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

于是，后世多用“紫塞”来指代北方边境。秦国西边的义渠等部落来到这道紫色的高墙下，便知道已进入秦国的地界。

燕国有燕长城。

《战国策》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燕国一度是战国七雄里的软柿子，为了自强，燕人修筑南、北两道长城。燕南长城是为了抵挡齐国与赵国的进攻，而燕北长城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

燕北长城，东西走向，长约两千里，西起今河北张家口，东至今朝鲜清川江北岸，由名将秦开主持修筑。

秦开早年在东胡作人质，借机掌握了东胡的诸多军事机密，后来有一次到燕国边境贩马，乘机摆脱了东胡的控制，逃到燕国为将。秦开不愧是优秀的“东胡留学生”，他成为燕将后，率领燕军大胜东胡，使东胡退却千里，随后，秦开在燕北边地动员军民修筑长城。

秦开修筑的燕北长城后来被秦朝继承，而秦开有个孙子还去拜见过嬴政。这个孙子叫秦舞阳，13岁能杀人，随荆轲去刺秦王嬴政，却被吓得发抖，没帮上忙。

赵国有赵长城。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仅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装备，还在赵国北部边境修筑了“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为塞”的赵长城，东起今河北张家口境内，西至今内蒙古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长约650千米。

这一时期，长城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春秋时，诸侯修长城更多是为了争霸。到了战国，长城防御的对象，更多是来自北方的胡人。

中国北方，有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其大致上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将这条线的两边划分为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一边受季风影响，适宜种田，一边受大山阻隔，只能放牧。

这条线划分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界限，与现在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吻合。

在古代，南边的农耕民族男耕女织，春种秋收，生活安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北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狩猎放牧，不时南下骚扰，尤其是到了寒冷干燥的时节，牛羊难以繁衍，游牧民族便会从非季风区闯入季风区，大肆掳掠。

游牧民族擅长骑射，飘忽无定，往往抢了东西杀了人就跑，等到南边要出兵追赶时，他们早已骑马远去，追都追不上。

实践证明，修筑长城，是阻挡游牧民族的好办法。

历史上最早利用长城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人，是赵国名将李牧。

战国后期，李牧长期镇守赵国雁门一带（在今山西朔州），十余年间，屡破东胡，降服林胡，使匈奴不敢犯边。

在边境，李牧命将士们看守赵长城上的烽火台，每次侦察到匈奴进犯，就传警报，让赵军躲入营垒中固守。这样过了好几年，匈奴都以为李牧胆小如鼠，可又占不到便宜，他们每次来没能抢物资，也无法跟赵军交战，心态都快崩了。

李牧利用匈奴疲于奔命的时间，在赵长城后训练军队，精选战车1300乘，精骑万余匹，骁勇步兵5万人，弓驽兵10万人，命不同兵种训练战术，协同作战。

等到时机成熟，李牧派出边境军民引诱匈奴来攻。匈奴单于忍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与赵军一战，于是轻敌冒进，深入赵境。李牧见匈奴上钩，率领自己训练多年的“特种部队”出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大破匈奴，“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李牧镇守赵长城多年，没被匈奴人打败，后来却败给了赵国奸臣的流言蜚语，遭到罢黜。

赵国罢免李牧，自毁长城，军中无良将可用。不久后，秦将王翦率领大军破赵，攻入赵都邯郸。

此后，随着秦一统天下，一道万里长城屹立于北方边境。

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长城的遗址大多已湮灭在岁月长河中。但直到今日，很多人提起“万里长城”，脑海里浮现出的第一个名字还是——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灭六国后，为了巩固国家统一，下令拆除内地诸侯互防的长城（“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却把北方边境的列国长城保留下来，并在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加以修葺、连接和增筑，下令修建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辽阳）的万里长城。

秦始皇修长城，也是为了抵御北方民族的侵掠。

秦始皇信任方士，追求长生不老药。有一次，方士卢生为他带来一句谶语：“亡秦者，胡也。”

胡，可代指北方边境的少数民族，而在当时，北境最强盛的游牧民族正是曾与赵国李牧多次交手的匈奴。他们是秦始皇的心腹大患。

李牧死后，匈奴人从阴山南下河套，在黄河南北四处劫掠。若无延袤万里的长城，秦军需分兵守卫，难以集中兵力发动战略反击，匈奴人骑着马机动作战，今天在东边打劫，明天就可以跑到西边，还随时可能南下关中。

为此，秦始皇想到的妙计，是修长城，依地形，借天险，将边境给围起来，遏制匈奴南下的路线。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将蒙恬率军出征，大败匈奴军，一举收复河南地。之后，蒙恬奉命组织大量民工，在燕、赵、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万里长城。

蒙恬取得多次大胜，修筑长城后，匈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道万里长城，秦长城的修筑动用民力多达50万（“秦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甚至有学者统计，仅河套地区集聚的劳工数量，就有数十万之多。

秦始皇急功近利地动员大量民夫，万里长城工程浩大，劳役沉重，成为秦朝苛政的象征。后世用春秋时期“杞梁妻”来编造“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便是对秦长城的谴责。

为修筑秦长城立下功勋的名将蒙恬，直到死前仍对长城工程心不自安，不过他首先想到的，也不是被征发修长城的数十万民夫。

秦始皇病逝后，奸臣赵高拥立秦二世胡亥即位。为了消灭政敌，赵高向胡亥进谗言，除掉蒙恬兄弟。

蒙恬被勒令自杀，最后一刻，他喟然长叹：“我何罪于天，竟然无罪而被处死？”过了一会儿，他又徐徐说道：“唉，其实我本来就有罪，从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万里，可能挖断了地脉。此便是我的罪过啊！”说完，蒙恬吞药自尽。

秦朝二世而亡，迅速淹没于各地起义军的浪潮中，“长城亡国”的罪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扣到了秦始皇头上，很多人只记住了秦长城的罪，而忘了它的功。

汉承秦制，不仅继承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也传承了始皇帝对长城的营造。汉朝将新长城与旧长城连接为一体，东起辽东，西迄今新疆，构成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防线，并通过屯田、徙民实边，加强对北方边境的控制。

近代以后，中国因为长期封闭落后而一败涂地，曾经有人将长城与“闭关锁国”挂钩，认为这是中华民族自我封闭的象征。

事实上，长城并不锁国，而是为了保卫与防御，以更好地开放。

汉武帝在位时（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修筑的河西长城，绵延烽燧，亭障相连，沿着丝绸之路修筑，成为保护这一国际交通干道安全的防线。

汉时修筑的边塞遗址，至今屹立于丝路之上，其中出土了不少汉代的丝帛文书，诉说汉时东西方交流的往事。

有关汉代修长城的史料现存较少，但出土文物“居延汉简”留下了生动的记载。

居延地区（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是汉朝防御匈奴的重要边塞，因此，居延汉简中有大量汉匈和战的内容，记载了汉代屯田、徙民、筑城的细节。

其中有几枚竹简说到，匈奴进攻汉朝边塞，一般在春夏之交或秋冬时节的早晚时段，千骑之中分成多个数十人团队进行劫掠。为此，汉朝边塞制定了严明的烽燧制度，发现敌情后利用长城及时传递信息，调兵击退匈奴。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校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发现匈奴威胁丝路安全，集合边塞汉军与西域各属国兵力四万余人，出长城，奔袭千里，斩杀匈奴郅支单于。在陈汤给皇帝的上书中，有句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明末大儒王夫之有一个观点：“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

两汉时期，朝廷始终对周边夷狄有着强大的威慑力，长城内外的少数民族大都听从汉朝的号令。长城拱卫之下的汉朝最后没有亡于胡人，而是毁在朝中的内耗。

秦汉之后，长城的建造虽未停歇，但规模不像之前那般浩大。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年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中华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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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清：《长城简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