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教培出大牛

原标题:自古教培出大牛

崇祯元年(1628年),江西临川知县张采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情。

不久前,张采收到了两位好友吴昌时和张溥的信。在信中,张、吴二人希望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对临川县人艾南英加以重罚。

要知道,艾南英可不是普通人。他与临川人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等曾因深恶痛绝八股文,严厉抨击魏忠贤,被时人称为“江右四大家”,妥妥的文坛领袖。

可更令他头疼的是,告状的吴昌时和张溥除与自己感情深厚外,还都是当时著名结社组织“复社”的发起人。复社有“小东林”之称,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自称张溥门人者万余人,影响力绝不弱于艾南英。

既然两边都是文坛大咖,那他们到底因啥事结怨?

说来也好笑,张溥给张采的信里,直接道明了缘由:“阅艾千子(南英)房选,显肆攻击,大可骇异。吾辈何负于豫章,而竟为反戈之举!”

房选,就是文社成员为了“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而专门撰写的书籍。说人话,就像当今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一类的教辅书。

按张溥的意思,艾南英在编写教辅材料时,除了针对科举八股文写作的专业分析外,竟然还夹杂着许多攻击友商同行的过分言论。

市场“蛋糕”就这么大,因为自己的辅导书销路不好,遂动用关系网,找人告状和封杀,这正是张、吴二人的用意所在。

明末教辅行业的这起内讧,最终不了了之。但它却为我们观察古代科举制度,撕开了一个幽暗的口子。

纵观今天的教培行业,似乎无人能逃过曲一线、薛金星、王后雄、任志鸿、荣德基等“五大梦魇”打造的课外教辅结界。

似乎唯有穿越回古代,方得一片安宁。

然而,历史的残酷在于,只要你参加科举,就不可能逃得过科举教辅与科举培训班的双重“涡轮增压”。

万千试图通过参加科举改变命运的士子们,都抱着与当代家长相同的心态——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于是,一些聪明人早就发现了商机:撰写教辅图书

作为科举教辅史上“吃螃蟹”的第一人,白居易给天下学子普及了他的《策林》。这是一本类似于历年必考真题集合的书籍,里边有不少是白居易本人备考科举时使用过的绝招。

▲白居易,图源/网络。

当年,白居易29岁中举,意气风发。放榜当日,他就跑到长安大雁塔下去炫耀自己的战绩:“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这个岁数,在讲究“三十而立”的古代,老大不小了。可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科考战场上,确实是算“少年有为”,值得骄傲。

但嘚瑟归嘚瑟,唐朝首都长安是公认的国际大都市,商贸繁荣,房价颇高。就连唐玄宗时代的“盛世宰相”姚崇,手握重权多年,也没能在长安城给自己分出一套“福利房”。所以,还没看见仕途曙光的白居易,立马陷入了难以启齿的窘迫境地。

于是,一咬牙,决定将这些年的备考心得,全部解析出来,汇编成册,取名《策林》,供天下士子“付费阅读”。

白居易发现,唐朝科举进士科的重点和难点是策论。

所谓策论,大体上就像今天的高考作文,在考试中占比较高,主要考核应试者的诗赋才学。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白居易就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省刑慎罚之术、治军御兵之要、矜民恤情之核、礼乐文教之功等八方面专门写了七十五篇范文,告诉诸位末学,如何作文才能拿高分。

有趣的是,第一个通读白居易备考宝典并考出佳绩的人,居然是他一生的挚友元稹。

在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拿到做官的“门票”。进士们还得通过吏部的选拔考试,才能正式授官。当时,准备应试做官的白居易和元稹恰巧搭伙住在了一起。元稹于是有幸读到了那本通过率100%的真题集合,最后竟然在中书判拔萃科中比白居易略胜一筹,高居榜首,顺利做了官。

这还不够,刚刚改变命运的元稹,很快又攀上了人生高峰,迎娶白富美,成了高官韦夏卿的“上门女婿”。

一见兄弟元稹脱胎换骨,白居易又发奇招,就吏部试等制科类考试,改写了一部破题“红宝书”——《百道判》。与前作《策林》相近,这本书一经面世,大受好评,连官方都专门站出来为白居易打CALL。

比起将全部“赌注”押在猜题上,一些士子更相信“慢工出细活”——只有通过系统地培训学习,才能在未来的考场上稳定输出,取得优异成绩。

当天下士子沉迷于白居易的猜题宝典时,唐朝文人李宽却跑到了湖南衡阳城北,于蒸、湘、耒三水汇聚的石鼓山上,开了一所“石鼓书院”,立志做化外大儒。

▲石鼓书院,图源/图虫创意。

当时天下的书院,大都以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为蓝本,“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专注于各类儒家学说的收集、编写与整理,基本与科举授课无关。李宽却不想走“寻常路”。他利用手上为数不多的闲钱,特地在书院附近盖了几座“精舍”,静等学生上门拜师求学。

但李宽的超前规划,一时未能打动士子们躁动的内心。

直到唐朝晚期,政局不稳,战争多发,官府办学断断续续,许多士子失去了稳定的学习环境。这时,处于山水之间的“化外”书院,像李宽开的石鼓书院,终于变成天下士子眼中的“香饽饽”,迎来了生源大爆发。

进入宋代以后,石鼓书院仍高居当时名声最响的四大书院之首。其在科考校外培训上的实践,堪称时代先锋。为了让更多士人享受VIP科举辅导,石鼓书院先后请来了理学鼻祖周敦颐,“东南三贤”之二的朱熹、张轼等当世大儒长期开设专题讲座。

模仿“石鼓模式”,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也先后邀请各派大儒到院讲课,掀起书院输出科举人才的新高潮。

整个两宋时期,学儒之人扎堆书院,谋求振兴讲学产业,打造自家品牌,以培养学术人才与科举人才为己任,大力响应政府“学而优则仕”的号召。而大量儒师和学子涌入书院讲学、听学,则必然带动书籍出版与阅读的繁荣。

恰好,北宋人毕昇首创胶泥活字印刷术。每个字模都可以单独拿出,与其他文字拼凑在一起,变成完整的句式、文章,直接促成民间印刷业突飞猛进。按沈括的话来说,“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主客观条件双重加持,使得宋代教辅产业如虎添翼。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现实中对科举嗤之以鼻,曾慨言道:“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三十年科举始得。”不过,对于科举辅导和培训,他却乐此不疲。

他当初邀请名儒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课题时,就曾借讲课之机,提出“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之为士者固不能免于此”的言论。意思是说,科举仍是读书人唯一出路呀,大家还是要好好考。因此,朱熹讲学,注重儒生举业。

▲白鹿洞书院,图源/图虫创意。

事业做大后,朱熹也不甘人后,在老家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市)先后盖了寒泉精舍、紫阳书院、竹林精舍等,自任校长兼总教官。

作为朱熹的竞争对手,同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认为,科举的发展是书院兴旺的土壤,科举考试完全可以与招生讲学结合起来。

在给朱熹的信中,他提到,“科举之习于成己成物诚无益,但往在金华,兀然独学,无与讲论切磋者。闾巷士子舍举业则望风自绝,彼此无缘相接。故开举业一路,以致其来,却就其间择质美者告语之,近亦多向此者矣”。就是说,科举还是要一群人一起学,才能有好效果。因此,他提倡到他那里补习的学生,“十日一课”。

他应举的策略也与白居易类似,将争取分数的比重放在策论作文上。

他要求,凡找他补习的学生,无论文字基础如何,必须做到“时文十日一作”,也就是十天写一篇时事作文。练就文笔的同时,也能更熟悉朝廷各项民生政策、时要军机。

但这还不够。

吕祖谦最后祭出大招,学习白居易,以讲学的丽正书院为名,出版了金牌导师吕先生墙裂推荐的押题法宝“小黄书”。

该书在市场上以黄帛包裹,因此通称黄册子。读书人盛传,只要得到这本“文林秘笈”,就算考不上进士,也有概率做官出人头地。

吕祖谦一顿操作猛如虎,却给朱熹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有了黄册子,谁还愿意去听朱熹那种效率较低的讲座呢?于是,两大金牌导师暗生矛盾,暗自较劲。

吕祖谦严禁弟子与非士人的“短打”为伍,朱熹便批判说,这严重违背了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原则,老吕不适宜教书育人。

吕祖谦十分喜爱苏轼的文章,没事就叮嘱弟子们多阅读、多模仿、多抄写苏文,朱熹便批判说,不应该看苏轼的作品,因为苏轼只是一个文学家。

可朱熹嘴上骂着吕祖谦,“身体却很诚实”,把自己的长子朱塾送去当吕祖谦的学生。出门前,他特地叮嘱儿子,到了丽正书院,见着吕先生,必须“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

▲东莱先生吕祖谦,图源/网络。

最终,在吕祖谦的教导下,朱塾也成为一代名士,入朝为官。老吕还是有一套。

眼看书院发展如此兴盛,皇帝也坐不住了。

书院虽然刺激了宋代文化产业一片向好,但书院再好,都是“私立”的。民办学校人人叫座,官办学校可就难搞了。

宋朝官府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入股书院

官府首先将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的名额,收归国有,允许名儒竞聘上岗。其次,凡进入书院学习的考生,均可以在书院中享受类似正式科举的“一模”“二模”,每次考试成绩都需经过官府认证的训导审核。模拟考成绩好的,奖金不在话下。通过这些福利政策,进行“掐尖”招生。

官府的干预,到底还是打破了原先书院发展的模式。

不过,士子们举业辅导不一定非得通过书院进行。在一些偏远地区,科举课外辅导可以通过乡校、家塾、舍馆、书会完成。到了南宋晚期,这一类小规模辅导班,“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也确保了僻远落后地区的学子,有机会参与到科举考试的公平竞赛中来。

事实上,就读乡间学校或家塾的人,也不一定不如书院儒生。

宋人记载,这类辅导班有着骄傲的育人成果,“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补中舍选”,就是考上太学,成为国家的官学生,是另一种入仕当官的好路子。

时间来到明清时期,官方的科举取士途径不再像唐宋那样五花八门。无论贫富贵贱,只能通过科举入仕。从乡试、会试、殿试逐级过关斩将,夺取科举金字塔顶的那颗“明珠”。

所以,科举辅导班也好,教辅书籍也罢,比前代更受欢迎。

明清以后,科举命题始终围绕四书五经展开。每逢大比,官方都会将乡、会试的优秀作文,选刻成书,取名“小录”(清代则称“闱墨”),免费刊行,供需要的考生阅读。

当然,“小录”或“闱墨”收入的只是考中进士者的卷面作文,没有“专家评析”之类的具体评点,书商们于是从中发现了商机。

精明的书商花重金请了一批金牌塾师,专门编写更有针对性的教辅材料。内容以四书五经等科举大纲为主,从中间挑选部分篇目进行模拟押题,再从官府手中购得当年优秀儒生的中式文章,请塾师多加评析,形成一本八股文范文集,取名“时文”,转手卖给有需要的考生。

“时文”让诸多士子看到了入仕的捷径。他们纷纷摒弃原始教材,转身攻读此类教辅材料。

不过,这种通读“时文”的方式,有点像今年高考作文题提及的“棋手境界”。如果初学者没有打好“本手”的基础,一味追求捷径,主修创新的“妙手”,难免会因基础不扎实、理论不通,而下出貌似合理,实则从全局看会有受损的“俗手”。

所以,从学术进阶的角度,明朝中期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就严厉驳斥这类“舍本逐末”的治学行为。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他希望朝廷能够将《京华日抄》《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之类的科举教辅聚而焚之,永绝其根。

但在浮躁的学风下,没人理会这位老儒生的合理建议。

▲《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图源/网络。

直到明末,科举时文的编纂始终是出版业的一大支柱,许多文坛大咖包括前文提及的艾南英、张溥等人,均曾以“教辅名师”之名驰骋其间。

与此相适应,书社也应运而生。

从形式上看,明清的书社除了自带出版功能外,最重要的一项业务就是结社读书。说白了,就是今天的应试学习小组。

或许就像前辈金牌导师吕祖谦所言,科举应试还是得一群人一起学才更有效果,因此自从书社在民间形成一定影响力后,从中走出来的科举名家不在少数。诸如顾鼎臣、王世贞、杨慎、袁宏道、许国等,纷纷从书社中脱颖而出,博取功名,成为影响明朝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

时光流转,如今回看这些科举往事,有时熟悉得让人感叹今夕何夕。

正如一时得失,从来并非人生终局。从书社中脱颖而出的明朝状元杨慎,金榜题名后,意气风发,却不为帝所喜。卷入嘉靖朝“大礼议”事件,遭杖责罢官,流放云南永昌卫,终老于此。而那些生前饱受煎熬的“落榜生”,如李时珍、蒲松龄、吴敬梓等等,虽平凡落寞多年,却在死后终成一代大家。

“一日看尽长安花”固然甚好,但,“柳暗花明又一村”岂非亦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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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藤湖南著,夏应元译:《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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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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