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被嫌弃,死后立刻封神:王小波的第25个忌日

40岁那年,王小波怀念起一只猪。

这只猪出现在他的生命里,是20多年前,他在云南插队时的事。

他说,猪的命运是被人设置好的,比如公猪负责长肉,母猪负责下仔。

但这只猪与众不同。

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像山羊一样敏捷,不喜欢猪圈,喜欢到处游逛。吃饱后,就跳上房顶晒太阳,还模仿汽车响、拖拉机响。

最后,它模仿工人收工的汽笛声,被定成了破坏生产秩序的坏分子。

领导决定对它进行专政,出动20多人,持枪兜捕它。

饶是这样,它也没被打死,而是找到一个空子,跑了。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最后写道。

多年后,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成了王小波的精神向往与自况。

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黄金时代》中,王小波这样说:

  •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 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 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所有人都这样,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过着缓慢受锤的日子。

王小波于是愈加怀念这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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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欣赏特立独行之前,王小波随过大流。

1969年,他17岁,青春骚动,满脑子想着战天斗地。

他坐上北京始发的临时列车,前往遥远的云南陇川县插队。

那里是边境,对面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去解放受苦人。

不少同学都过去了。

王小波很受刺激,正式考虑自己要不要过去。

他后来回忆说,考虑的结果是“不能去”,理由则是:

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

在革命激情澎湃的年月里,都没干“傻事”,以后王小波更不会干“傻事”了。

只是在别人眼里,他干的或许才是傻事。

搞得他后来只能自嘲或嘲他:

活下去的诀窍是:保持愚蠢,又不能知道自己有多蠢。

1997年,元旦。王小波写了《写给新的一年》,又回忆起知青岁月,另一件荒诞往事:

凌晨经过一家小医院,在朦胧的曙光里,看到好多人在排队。每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盛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

他们在等医院的人把鸡血抽出来,打进他们的血管里。

据说打过鸡血之后,人会变得精神百倍,返老还童。

排队的人还告诉我说,在所有的动物中,公鸡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鸣有什么了不起,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那一阵子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也不知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

这短暂的打鸡血热,曾风靡全国,忽然间就没人再打鸡血,也没人再提到打鸡血的事。王小波说,“好像是我在做梦”

但这种愚昧的“信仰”,隔三岔五还会倒回来。鸡血换成超声波,超声波换成气功。

“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王小波说。

也是在这一年,4月11日,寂寞的王小波,寂寞地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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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全民狂热,越需要找回常识。

1997年4月11日之前,王小波并不出名。他的作品,只在朋友、文学编辑、部分高校学生等小圈子中流行,用现在的话说,他并未出圈。

充其量是个非著名作家。

所以他去世后,过了好几天,当时在《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张晓舟才知道消息,写了个豆腐块《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见报。

上版前,版面编辑问张晓舟:“他真的著名吗?”

据说,这是国内的媒体第一次报道王小波逝世的消息。

在有限的知名度内,王小波的杂文,又比他的小说出名。

1994年后,他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媒体上开设专栏,专写杂文,普及常识,以幽默的说理赢得最早一批拥趸。

但王小波认为,自己的小说远远高过杂文。李银河回忆说,“有许多人觉得他的杂文写得比小说好,他特别不爱听”。

1989年,经过做生意的二姐夫的帮忙,王小波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原名《唐人故事》,“秘传”二字,是编辑为了吸引眼球加上去的。

这本被包装成民间故事模样的小说集,定价2元,错字连篇,属于自费出版物。

此外,在他生前,他的小说基本就只在港台出版过一些。他的代表作《黄金时代》,在香港出版时被改名《王二风流史》,以黄色小说的面目示人。

在内地,他的小说出版困难。退稿,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1980年代末,在《人民文学》工作的朱伟,把小说稿退还给王小波,还想委婉地说些什么安慰语。王小波淡淡一笑说:

也就是大家流传着看看,也许还有看看的价值。

王小波仍寄希望于国内出版社、杂志社能够出版他的小说。他的朋友给他帮忙推荐,找了很多出版社和杂志社,人家的回答永远是:“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

赵洁平当时是华夏出版社的部门主任。她读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决心要把这部小说集出版。于是趁总编辑外出期间,终于让《黄金时代》在国内正式出版。

这是1994年了。

事后,赵洁平受到严厉指责,心力交瘁,大病了一场。

更惨的是,这本书出版后,没有正规发行渠道,根本卖不出去。

那段时间,王小波和赵洁平总是推着自行车,后座绑着两捆书,到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

卖了3年,直到王小波去世前,这本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还没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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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寂寞,死后爆红。历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人,但王小波至死都没想过,自己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他那部18万字、想象力爆棚的《红拂夜奔》,看过的人都叹服。

但在杂志社和出版社之间,兜兜转转了数年,仍是退稿的宿命。

年轻的文学编辑李静,把这部手稿拿了去。

她所在的杂志主编,一开始说,太长了,要大幅度压缩,压到1/6篇幅。

王小波照做了。

临发表了,主编告诉李静,刚开了会,以后发表的小说,不许有“黄色”内容,更不许有“挑衅性”思想倾向,所以……

“假如发了,会怎样呢?”李静绝望而不知趣地问。

“发了,就是‘顶风作案’呗。以后限制会更多,直到变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杂志为止。”

于是,压缩版《红拂夜奔》,又被判了死刑。

那时候,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心血耗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压在箱底,难见天日。

倔强的他难得妥协,结果发现,妥协没用。

他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写作:

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李静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他去世前9天。王小波给她看刚办来不久的货车驾驶执照,说:

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

说完,提起一只旧塑料暖瓶,把李静送到院门口。他说:“再见,我去打水。”

李静后来撰文回忆说:

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那是王小波君留给一个热爱智慧和有趣的年轻人的最后的背影,一个寥落、孤独而伤感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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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和寂寞,像是与生俱来。

王小波曾自嘲说:“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的四川拉杆子的那一位,想不起我身上。”

1952年,王小波出生前,正值“三反五反”运动。他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任教育部干部,被打成异见分子,开除党籍。

王小波在家庭突生变故中降生。取名“小波”,一方面是记录这一事件,另一方面寓以“大浪化小波”,盼着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

波浪终会过去。但王小波在娘胎中就受到刺激,先天发育不良,严重缺钙。

他哥哥王小平说,小波后来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跟母亲妊娠期受的刺激不无关系。

据王小平回忆,小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经常闭目塞听,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龄儿童中间,十足是个异类,使人怀疑他的脑袋是否有毛病,连我姥姥和我妈都管他叫“傻波子”。

但王小平一直坚信,这个弟弟是“大智若愚”,说他自带一颗“艺术的内丹”。

兄弟俩日常的乐趣,是冒着挨揍的风险,偷书看。

王小波后来讲述过这段时光:

我十三岁时,常到我爸爸的书柜里偷书看。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

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

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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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左)、王小平童年合影。

在云南插队那两年,王小波得过急性肝炎,得过疟疾,腰也受过伤。

但他说,比疾病和死亡更可怕的是,在寂寞里枯坐的经历:

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他常常在夜里爬起来,借着月光,用兰墨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呀写,写了涂,涂了写,直到整面镜子变成兰色。

他的诗人气质,或许在这个时候,在祖国边陲,在天地间无尽的寂寞里,养成了。

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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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王小波逝世25周年。围绕着他的身后名,大众接受存在着明显的两个阶段

大概头十年,他是作为一个反叛天才、权威解构者、自由主义者被接受;近十多年,在年轻的群体中,他主要作为“撩妹高手”被接受。

一切崇高意义被消解,这倒很“王小波”。

他与李银河的爱情,不断被言说,成为浪漫的象征。

1977年,李银河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产生了见见作者的冲动。

第一次见面,吓了一跳,没想到长得这么丑。不如不见。

第二次见面,王小波主动找上门,借着聊文学,聊着聊着,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

李银河一愣,说:“没有。”

王小波直截了当:“你看我怎么样?”

当时二人身份悬殊。李银河说她是《光明日报》编辑,文章上过《人民日报》头版,影响很大,王小波只是一个街道工人,社会底层。

王小波通过一封封感情炙热的情书,打动了李银河。

期间,因为嫌弃王小波实在丑得拿不出手,李银河闹过分手。王小波写信挽回了这段感情:

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咱们扯平了。

认识3年后,两人“神人”,在1980年结婚。王小平回忆说:

按照我妈的说法:“他们在一块儿吃什么,吃精神吗?”

按照小波丈母娘的说法:“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

我毫不怀疑,他们二人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极其丰富,极其高尚的精神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练就了喝风屙烟的本事。

恢复高考后,1978年,王小波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因为他父亲定的家训是“不准学文科”,所以他选择了唯二的理科专业之一。

王小波后来在杂文《我为什么要写作》中阐述道:

我父亲不让我们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以前还有金圣叹砍脑壳等等实例。

当然,他老人家也是屋内饮酒门外劝水的人,自己也是个文科的教授,但是他坦白地承认自己择术不正,不足为训。

父亲年老时,曾告诉王小波,“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同一部恐怖电影”。

王小波要到脱离体制,辞职独立写作,寻求小说出版时,才感受到父亲一样的痛苦。

此时,他的人生,仅仅如同一部爱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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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与李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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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银河公派到美国留学,王小波自费陪读。

两人靠李银河每月400美元的奖学金过活。实在熬不下去,就去餐馆打工。

李银河知道王小波的梦想和寄托,就对他说:“我不能让你去洗碗了,你安心在家写作吧。”

她对人解释,“他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干粗活”。

在李银河的“庇护”下,在美国4年,王小波大量阅读经典,写出了《红拂夜奔》《黄金时代》等重要作品的架构及初稿。

在美期间,王小波还师从名噪海内外的史学家许倬云。

许倬云后来专门撰文回忆这名学生,说:

二十年了,我不时怀念王小波,也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一段缘。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专业上有了成就的学生,总是彼此启沃,帮助了我学术生命的不断更新。

王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他却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我也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

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许倬云虽非文学家,却帮助王小波建立了历史的架构,以及小说笔法的凝练。

不仅如此,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得《联合报》文学大奖,推荐人正是许倬云。王小波在获奖感言里,特地对许倬云表达了感谢。

这次获奖,对王小波影响巨大,让他有勇气辞职,做一个专业作家。

在此之前,1988年,王小波与李银河回国。

李银河随费孝通先生做博士后,入北京大学社会研究所。王小波作为家属,被安排在北大社会所的计算机教室工作,负责数据统计和计算机维护。

再后来,王小波调任至中国人民大学,任会计系讲师。

这段日子,并不舒心。他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老师许倬云说,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

1992年,王小波决定辞去教职。所有人都反对,只有李银河支持他:“我就觉得他写小说行。”

1995年,王小波又得了一次《联合报》文学大奖。除此之外,在他生前,他的小说,跟他一样命途多舛。

在庸人主导的世界里,思想超前一步,就注定悲剧一生。

你只能混入其间,跟着大家打鸡血、练气功、甩甩手。但王小波偏偏要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不断地向大家重复常识。

结果,他自认一生没干“傻事”,别人看他,干的每一件事都是“傻事”。

他说:

听说有个文学圈,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无圈无派,特立独行。一个局外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漫漫寒夜,踽踽独行,仰望星空,寻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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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遇,到死为止。

25年前,王小波去世的时候,在中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名沉默而孤独的写作者。

在他离去之前,终于有出版社在编辑他的作品集,而此前他在国内出版的作品寥寥可数,销量惨淡。更多的作品,难逃毙稿厄运。

死亡,成了一条分界线。

中国文坛的荒诞与恶俗,正是如此:作品本身说不了话,作品再好,没有事件加持,仍然出不来。

而所谓的事件加持,在女作家一定是一脱了之,在男作家一定是一死了之。

这种现象,王小波生前曾经批判过,吊诡的是,如今应验在自己身上。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独自在郊外的写作间去世,死于心脏病猝发。年仅45岁。

被人发现时,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

他的妻子李银河,当时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次日接到电话,要她必须马上回国。回到北京,从机场回家路上,接她的同事对她说了一句话:

小波是个诗人,他走得也像个诗人。

李银河顿时虚脱,那个对她说“爱你就像爱生命”的人,已经不在了。

一个月后,王小波一生最看重的小说作品,集结成《时代三部曲》,公开出版发行。

《时代三部曲》的编者在序言里说,这部书稿经历了漫长的流浪之旅,可是当它处于发排阶段之时,它的作者却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已经无缘得见。

但从此以后,他的作品一路绿灯,再没有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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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曾在小说中,写过一句话:

我也想为春天做点事:到长城边远足,到玉渊潭游泳,到西郊去看古墓,可是哪一样都做不成。

做不成的事,还有很多。

包括无法控制自己急剧飙升的身后之名。

没有一场非正常死亡,他的作品寂寂无人问。

在这场非正常死亡以后,他的全集、选集一版再版,尽管他终生致力于解构和反对权威,但他还是被捧成了新的权威,一代文学教父,自名为“王小波门下走狗”者,成群结队。

王小波的宿命,亦是路遥的宿命,海子的宿命,从古至今多少生前怀才不遇者的宿命。

而今,王小波,此名一经提起,人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北宋揭杆子的那一位,而是他,一位作家。

刘瑜说:“他代表的精神中国很缺乏。他那种举重若轻的叙事方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网络上,王小波被奉为“神一样的存在”。

数年前,在一场王小波文集的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李银河:“如果现在有机会,你最想问王小波一个什么问题?”

李银河回答说:

  • 早上去给小波扫墓时,发现读者在他的墓前留下了鲜花、香烟、二锅头……还有一篇手抄的王小波的文字,而一只蝴蝶就一直贴在上面。
  • 我听说最近有些物理学家讲人死后可能是有灵魂的,只不过是去了另一重宇宙。我想问小波: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你的灵魂还在不在?

时代依然荒诞,活着的人,有多少已经丢了灵魂。

群猪在欲望的泥淖里打滚,特立独行的那一只,早已跃上屋顶,抽身离去。

再见了,王小波!

参考文献:

王小波:《王小波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 王小波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黄平、夏晓潇:《王小波年谱初编》,《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

李静:《王小波退稿记》,《书城》,2014年5月号

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李银河:《人间采蜜记:李银河自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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