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大逆转:从大运河到长江经济带

中国南北大逆转:从大运河到长江经济带

从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浙江河姆渡等遗址可发现,稻作农业是长江文明诞生的基础。

历史学家钱穆却认为,中国人的祖先在祭祀农神时,曾长期重视黍稷,而将稻谷放在次要地位,所谓“先黍稷后稻粱”。中国古代的农神被称为“后稷”(即周人始祖),而不是听起来更潮的“后稻”或“后麦”。

稷,为“五谷之长”,是北方早期的高地农作物,而水稻在春秋以前多见于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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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余姚河姆渡遗址复原建筑 · 摄图网 ©

尽管长江流域有不逊色于黄河流域的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先秦时期其沿岸的巴、蜀、楚、吴、越等古国也曾交相辉映,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长江流域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西汉司马迁笔下的长江,大多是榛莽丛生、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他在游历天下后断言,江淮以南诸郡,虽“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无积聚而多贫”,在大汉帝国GDP排名中并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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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成都金沙博物馆金面具:商周时期金器,反映了川江古蜀文化浓郁的地域特色 · 图虫创意 ©

即便是太史公也难以想象,千百年后的长江,尤其是江南一带,将成为富甲天下的繁华之地。

可以说,长江经济开发的历史,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浩荡历程,也是一段南方崛起的逆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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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宋]夏圭《长江万里图》(局部)

01.大运河的诞生

中国东部的平原上,一条被称为“大运河”的伟大工程,见证了这段南北经济重心转换的历史。而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古运河的历史,可追溯到2500多年前。

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出现了一对英雄父子——吴王阖闾夫差

吴王阖闾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几次暗杀事件,有两起是他策划的。他先派专诸鱼腹藏剑,杀死吴王僚,夺取了王位;后请刺客要离前往卫国,刺杀了在那里避难的吴王僚之子庆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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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姑苏古城门“胥门”。苏州,起源于伍子胥修建的吴都阖闾大城 · 图虫创意 ©

阖闾登上王位后,在伍子胥、孙武等名臣的辅佐下,又跟西边强大的楚国杠上了。这场吴楚大战,以吴军攻入楚国郢都,伍子胥将死去的仇敌楚平王开棺鞭尸告一段落,也把吴国的政治地位提升了一个等级。

在描述这场战争的史书中,关于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的记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夏,归粟于蔡。”

蔡国在今河南,是此次战争中吴国的盟友,应该是负责收集粮草的后勤工作。

吴人擅长水战,走水路攻打楚国,但在当时,江淮之间并没有一条南北方向的水道,可为吴国大军输送战略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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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苏州姑苏阊门 · 图虫创意 ©

吴军虽然吃着蔡国送来的陈年谷米,打了不少胜仗,但受制于漫长的补给线,逐渐陷入被动。

楚国派出大臣申包胥向结为舅甥关系的秦国求救后,楚军逐渐有了反攻的势头。秦国答应出兵,吴军接连溃败,阖闾退兵,没能一举吞并楚国。

阖闾心里或许很郁闷。若江淮之间有一条运河,可使吴军由江入淮,或许可与楚国争锋,甚至北上齐晋,逐鹿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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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扬州古运河 · 图虫创意 ©

后来,在与同处长江下游的越国交战时,阖闾被越军砍中了脚趾,伤重去世。

他的儿子夫差继承吴国大业,打败越王勾践,为父亲报了仇。

那条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也在夫差手中成为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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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 · 图虫创意 ©

夫差称霸吴越后,为了早日北上,图霸中原,在吴地开挖了大运河的首段——邗沟

邗,即扬州一带在春秋时期的名称,这条水道南引长江之水,起自扬州西南角的观音山旁,最终北上汇入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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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扬州瘦西湖栖灵塔 · 摄图网 ©

夫差挖开了大运河的第一铲土,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只因那个自战败后投靠在他身边的越王勾践不是老实人,而是卧薪尝胆的狠人。后世史家认为,勾践还用一位长江之水抚育的浣纱美女西施,麻痹了夫差的心智。

于是,当夫差北上会盟诸侯时,越王勾践卷土重来,攻进了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

吴王夫差为他的大意付出了生命代价。随着吴越春秋尘埃落定,那段刚刚开启的运河逐渐陷入沉寂,直到千年后,与另一位亡国之君命运相连,他就是,隋炀帝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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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大运河地图:蓝色为隋唐大运河,红色为京杭大运河 · 锦绣人文地理

没有哪个帝王,像杨广那么深爱扬州,他在此奠定了大运河的伟业,也把自己和王朝的命运终结在这里。

公元581年,隋朝建立时,邗沟入淮的末口已经淤塞,造成南北交通不便。隋炀帝即位后,继承父亲隋文帝在位时开凿的广通渠山阳渎,又开了3条运河:即通济渠永济渠江南运河。这几段运河加上后来开的广济渠,构成了隋唐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在中国地图上呈现出一个硕大的横向“人”字,它的一撇是广通渠、通济渠和邗沟,贯通帝国中心的关中平原与南方的江淮平原,而它的一捺是向北延伸的永济渠,通往幽燕之地,可向出征辽东高句丽的隋军将士运送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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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拱宸桥,旁边是京杭大运河南端遗址 · 图虫创意 ©

“人”字顶端的长安、一撇一捺交汇处的洛阳,以及大运河两端的落脚点江都(今扬州)与涿郡(今北京),交织成杨广的宏图伟业,也埋下了隋朝覆灭的祸根。成千上万民夫死于大运河工程中,各地的民怨点燃了反隋的怒火。

“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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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隋炀帝形象

当起义军甚嚣尘上时,杨广沿着大运河,再度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扬州。

那时的扬州,被称为“江都”,名扬天下的长江之都。

杨广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揽镜自照,开始思考自己的末路,长叹道:“好头颈,谁当斫之?”他最后被叛将缢杀,永远留在了江南,萧皇后只敢命宫人用床板钉成棺材临时收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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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大运河扬州段,岸边为镇国寺塔 · 图虫创意 ©

隋朝历史落下帷幕,但大运河的水不断流淌,并成为此后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长江流域的物资,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原。

唐朝建立后,长安通过从隋大运河运来的江淮粮食,走向帝国的黄金时代。

在杨广死去两百多年后,唐朝诗人皮日休站在大运河边,为那个横死的暴君与眼前的千古工程,说了几句公道话: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此时,若沿着大运河来到江南,会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司马迁《史记》中的那般“短发文身”的荒蛮模样。此地稻香鱼肥,城镇繁荣,有高车驷马,也有才子佳人,有别于北方的雄浑,独具长江的万种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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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航拍苏州拙政园 · 图虫创意©

这也难怪,半生风流的诗人白居易也像隋炀帝一样,对江南念念不忘,写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此后数百年间,中国经济重心以不可逆转之势进一步南移。

后人在回顾隋炀帝充满争议的人生时发现,“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下者。”(宋·卢襄《西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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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大运河高邮段 · 摄图网 ©

02.经济重心南移

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内因,在于科技进步与气候变迁。

近5000年来,中国气候总体上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更加宜居。

此外,长江流域的生产工具、水利工程与丰富的水热资源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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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四川都江堰景区全景 · 摄图网 ©

古人发挥聪明才智,在川江修筑都江堰,在荆江修建大堤,在洞庭湖、鄱阳湖筑堤建闸,抵御洪水,引水灌溉。江东的农民还发明了曲辕犁等先进工具。

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与明清的“湖广熟,天下足”等谚语,说明长江流域的太湖平原与两湖平原,曾是天下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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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明]《南都繁会图》(局部)

但更为人熟知的,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经济重心地位的外因,是血与火的战争。

唐人张籍有诗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公元3世纪末,西晋朝政腐败,酿成永嘉之乱,五胡入主中原,北方士民大举南迁。《晋书》记载:“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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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古都南京 · 摄图网 ©

这是中国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的第一次大波澜

当时,北人南迁主要有三条路线,或自关中取蜀道入川,或循着汉水到荆襄,或经江淮南下吴越之地。他们移民的第一站,都是长江流域。据学者谭其骧统计,到南北朝时,南渡人口约占南朝总人口的1/6。

北方人将文化、生产技术传播到长江,使南方经济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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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明]尤求《围棋报捷图》,描绘东晋淝水之战后,谢安正与友人对弈,前方传来晋军以少胜多的捷报

经过六朝对长江的经济开放,南方不再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道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落后局面,而是《宋书》记载的“地广野丰,民勤本业……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繁华景象,再到后来,成为唐代韩愈所说的“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永嘉南渡之后,8世纪中叶唐代的“安史之乱”,与12世纪宋代的“靖康之变”造成的社会动荡,两度迫使北方士民大规模向南迁移。至此,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南北之间,浩浩汤汤的大运河维系着黄河、淮河与长江的交通,保障着北方政治中心的运作,见证了这几场世所罕见的移民运动,也将发展壮大后的南方经济反哺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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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大运河苏州段 · 图虫创意 ©

唐代,长江流域形成了“扬一益二”的城市格局。

长江下游的扬州与长江上游的益州,是全国经济数一数二的一线城市,而成都平原、洞庭湖与太湖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构成了唐朝版的“长江经济带”。

安史之乱后,天下大乱,唐朝“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当叛军对向长安步步紧逼时,唐玄宗李隆基早已经过蜀道,逃入益州,以艰险的栈道保护自己身家性命,靠蜀地的棉、麻、茶、纸供养南逃的小朝廷,把烂摊子留给自己的儿孙。

无独有偶,唐末黄巢占领长安时,唐僖宗也跑到成都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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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成都杜甫草堂茅屋景区 · 图虫创意 ©

唐朝皇帝对南方钱粮的依赖也不是一天两天。唐景龙三年(709年),长安城所在的关中遭遇灾荒,有大臣建议唐中宗效仿他爹唐高宗与母亲武则天,搬到洛阳“就食”,方便接受从大运河送来的江淮粮食。

唐中宗听后发了好大脾气,说:“岂有逐粮天子耶?”

但是,隋唐时期的“逐粮天子”还真不少,每次关中缺粮,皇帝就得 “就食”洛阳。唐中宗年间的这场饥荒中,皇帝虽然为大臣的建议发怒,但还是不得不动用大批牛马向关中运送江淮谷米,由于路途遥远,“牛死十之八九”。

没了南方的粮食,真的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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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航拍长江大堤与沿江田野风光 · 图虫创意 ©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由于漕运不济,南粮未能及时北输,关中地区再次爆发粮荒。有的禁军士兵没有饭吃,公开解下头巾,怒掷在地上说:“把我们束缚在军队中却不给饭吃,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罪人!”

唐德宗不久前才遭遇泾原兵变,生怕士兵再起哗变,不禁慌慌哒。幸好,此时有大臣运送三万斛米入陕。得知消息后,唐德宗大喜过望,跑到东宫,几乎声泪俱下地对太子说:“米己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此外,长江沿岸城市也成为国际贸易的商业都会。这里是日本、新罗,乃至中亚商人汇聚之所,“运漕商旅,往来不绝”

许多遣唐使横渡东海,到达明州(今宁波)、越州(今绍兴)、扬州等地,再前往长安。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曾从扬州出发经长江出海,在明州附近遭遇海难,随后被官船救回。在东渡之前,鉴真一行人在扬州采购的物资中,就有安息香、胡椒等外国商品,以及越窑、长沙窑生产的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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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宁波,古称明州 · 摄图网 ©

强盛一时的大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与农民起义中走向覆灭,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随后到了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后的长江,迸发出更强的创造力。

北宋大儒程颢,在送他的得意门生杨时南归时,发出由衷的感叹:“吾道南矣!” 此时,他或许也该对帝国经济命脉道一句,你太“南”了。

有意思的是,钱穆认为,北宋王安石变法中,南北经济的差异,也是导致变法派与守旧派分歧的原因之一。

宋神宗(1067年—1085年在位)时,王安石推行变法,遭到司马光等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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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北宋都城开封,也是一个见证大运河繁荣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城市 · 摄图网 ©

有一次,有人问司马光对时政有何看法。祖籍山西夏县的司马光开起了地图炮,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曾公亮、陈旭)皆闽人,二参政(王安石、唐介)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王安石推行新政,代表了一种革新精神,但司马光未必是不讲道理的杠精。

当时,王安石的一些变法措施是他在南方试行之后推广的,比如免役法,即农民向政府缴付夏、秋两税时,可交付“免役钱”,由政府雇请人员服役。

北方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农村大户多为一村一家,其余都是佃户;南方农村却乘着经济重心南移的春风,一村有十多甚至几十户有钱人,各家佃户也不多。如果由大家摊派出钱雇人服役,北方的大地主比较吃亏。

因此,对于这项措施,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人反对。后来,王安石下台,司马光执政,欲尽废新法,作为四川人的苏轼就反对他废除免役法。这算是经济重心南移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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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王安石画像

两宋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方商业进一步繁荣。

为了方便做生意,巴蜀商人发明的“交子”与诞生于临安的“会子”,代替铜钱,作为纸币流通,开辟中国货币史的新纪元。

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这里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集长江、钱塘江、运河与海上交通的集汇枢纽于一身,大街小巷店铺摊贩不绝如缕,来往船只车马不计其数,川、广、荆、淮、浙等各路商人云集。南宋临安的商税一度达120万缗,相当于北宋景祐年间全境商税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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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明]《北关夜市图》(局部),描绘古代杭州繁盛的夜市

长江流域之内,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冶金业、制糖业、茶叶等行业,全面超过北方。

北宋时期,北方的陶瓷业还一度占据优势,六大名窑占了四个。到了南宋,北方原著名的官窑、定窑、汝窑等都遭受破坏,北方工匠逃亡到南方,使南方制瓷业获得了优质的工艺,其中,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质细胎薄、明澈温润,几如玉器。此后,这里成为中国的“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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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景德镇的陶瓷 · 摄图网 ©

即便偏安一隅的王朝把杭州当成汴京,在醉生梦死中苟且偷生,也不妨碍长江流域的人民勤劳地建设家乡,无数耕农织女、能工巧匠、贩夫走卒,使古老的文明泛起了新的涟漪。长江不仅资源丰富,而且人杰地灵。

成都、梓州、两浙等地的丝织与刺绣,温州、歙州、越州、鄂州等地的造纸,巴蜀、江浙等地的刻书印刷,四川的井盐,东南地区的造船等等,无不凝结了长江流域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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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四川自贡燊[shēn]海井,盐业博物馆 · 图虫创意 ©

03.江南,江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南宋时期,江南的山水风光、勾栏瓦舍曾诱惑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兵南下,而在历经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繁荣后,到明清时期,江南商品经济更加发达。

有学者认为,江南成为中国最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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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苏绣,非物质文化遗产 · 摄图网 ©

在明代小说集《醒世恒言》中,描绘苏、杭、湖、松、常一带的丝织业时,有如下记载:

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布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

这一时期,苏州丝织业出现包买商,大户的产品由牙行引客商去包买,小户则须把绸匹送到牙行去出售,很多织工变成了雇佣劳动者,有的机户开设手工工厂,拥有从十几到五六百张织机。

在《醒世恒言》的这篇故事中,嘉靖年间,苏州吴江的施复夫妇就是经过奋斗,从家中只有一家织机的家庭手工业者, 发展为“开起三四十张绸机”的工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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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缂丝和织丝机 · 摄图网 ©

明清时期,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纺织业,江西景德镇、浙江丽水等地的制瓷业,四川等地的造纸业,云南等地的治铜业,遍地开花。

镇江、扬州、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汉口、黄石、宜昌、重庆等众多商业市镇,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长江两岸,万舶云集,百货汇聚。

明清时,因为海禁政策,南北水运以运河为主。由隋唐大运河发展而来,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襟江带湖,通江达海,在明清时期达到了“河生”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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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江苏常州,京杭大运河畔的运河公园 · 图虫创意 ©

史载,清乾隆年间,苏州胥门、闾门外的运河码头“各省都会客货聚集,无物不有,自古称为天下第一码头”,赋税一度占天下十分之一。道光年间,户部从全国所收定额税银400万两,其中近1/3来自运河往来的船只。

直到晚清,铁路、公路等先进运输方式传入中国后,京杭大运河盛极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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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清]徐扬:《姑苏繁华图》

长江流域在经济重心南移后,曾经开放包容,接纳世界。可自明朝实行海禁、清朝大行文字狱后,即便是活跃的长江经济,也遭到了种种束缚。

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在江南喊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长期止步于萌芽的状态了。

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的工业革命,始于纺织业。纺织业,是江南地区最繁荣的行业,但近代以前的中国没有迎来工业革命,而是在沉睡中被敲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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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苏州山塘街 · 图虫创意 ©

03.百年孤独

清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春风又绿江南岸,北方还处于春寒料峭之中。勤勉的道光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的御案前,一如既往地批示着来自各地的奏折。

这一天,他在看到大臣发来的以海运代替漕运的建议后,斟酌再三,发出一道谕旨:

至江广帮船应否同江浙漕船一体转运海口,俟江浙等帮海运有所成效,再行归并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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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道光皇帝(1821-1851年在位)

当时,中国只有广州“一口通商”,长江沿岸城市的海外贸易大受打击。道光这封关于漕粮试行海运的谕旨,意味着南方的粮食,将脱离已然显露疲态的大运河,改走海路运送到北方,长江也将再一次拥抱海洋。

这是大清的一小步,却让道光帝心神不定。他明明说,等江浙的海运有所成效,就落实南方其他各省的漕粮海运事宜。可没过几年,道光就反悔了,他下了另一道谕旨,开头便说:“朕思海运,原非良策。”

长江距离海洋,这么近,又那么远。中国走向世界,这么近,又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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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一个世纪前,长江上拉船的纤夫 · 网络

随着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到来,这个平庸的皇帝已经阻止不了历史的进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蛮横的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在带给清政府屈辱的同时,也强行设置了长江通商口岸

近代以后,长江流域的上海、九江、汉口、重庆、沙市、苏州等城市,相继被开辟为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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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上海周边地形 · 锦绣人文地理 ©

1843年上海开埠后,仅仅过去十年,其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广州。此后,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沿岸的安庆、芜湖、南京与苏州等城接连交战,中外军队共同防卫的上海免于战火。

在这场空前的兵燹之中,还有大量江浙一带的难民涌入上海,城市人口迅速突破百万。

太平天国覆灭后,长江下游名城如南京、苏州、安庆等,大都受到重创。逃过一劫的上海实现逆袭,从籍籍无名的河口城市,跃居“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长江,乃至中国的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中心。上海滩十里洋场传播的金融、贸易、文化和生活方式,改变了古老中国的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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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907年建成的外白渡桥,连接黄浦区与虹口区,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口 · 摄图网 ©

中国近代,不仅有“大上海”,还有“大武汉”。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额的12.04%,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贸中心。

长江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而列强的侵入,也日益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

长江经济挑动着历史的脉搏,许多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发生于经济繁荣的长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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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航拍武汉汉口 · 图虫创意 ©

1911年的辛亥革命,长江上游的四川爆发保路运动,为长江中游的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武汉三镇打响第一枪后,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宣布独立。长江军民发出怒吼,埋葬了清王朝与封建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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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武汉鄂军都督府 · 图虫创意 ©

1937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军人无分南北老幼,来到上海,以死伤30万人的代价,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计划,也为长江沿岸工厂与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

1945年,战时陪都重庆在历经多年来日机的狂轰滥炸后,向全国人民发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

1949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龙盘虎踞的南京城升起了红色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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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从鸡鸣寺看南京城市天际线 · 摄图网 ©

05.长江经济带

1949年后,列强在长江的侵略终于成为过去。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建国初期经济布局的方针,主要向长江上中游省份倾斜,长江沿岸先后建成川藏公路武汉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

但与此同时,拥有深厚底蕴的下游地区仍蕴藏了蓬勃发展的无限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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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武汉长江大桥 · 图虫创意 ©

上海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化城市,改革开放之前,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5.4%。早在1976年,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就被城市群理论之父、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列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

改革开放后,长江告别历史的遗忘,凭借土地、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坐拥黄金水道与千载风华,在新时代再铸辉煌。

截至2019年,长江全流域修建水库约4.4万座,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达18.7%,肩负着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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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2020年长江第5号洪水经过三峡 · 图虫创意 ©

作为横贯东西的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已成为世界上运量最大、通航最繁忙的河流,沿江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85%的铁矿、83%的电煤和85%的外贸货物运输量,主要依靠长江航运来实现。

近年,有学者发现一条经济分界线。从北纬31°线横穿而过,这条线以北的大部分中国城市排名正在逐年下降,其中,2017-2018年平均下降6.5位;北纬31°以南城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时期排名平均上升5.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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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武汉阳逻港 · 图虫创意 ©

深藏中国城市经济奥秘的北纬31°线,穿过长江流域,而江水拍打的沿岸9省2市,包括上游的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中游的江西、湖北和湖南,以及下游的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组成四大城市群领衔的长江经济带,面积约占全国的21.4%,近年来人口和GDP均超过全国的40%

2021年前三季度,全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位于长江经济带,分别为上海、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

中国南北大逆转:从大运河到长江经济带

图片|长江经济带地图,审图号:GS(2016)1605号 · 自然资源部 ©

长江上游,贵州、云南、四川和重庆属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部分,也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区域,水能资源总量居全国之冠,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水能发电能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7倍。

云贵川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森林、高原、雪山、丹霞应接不暇。成都与重庆犹如双子星,集合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等中心,成为整个区域的战略支点。

中国南北大逆转:从大运河到长江经济带

图片|重庆洪崖洞夜景 · 摄图网 ©

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与江西承东启西,连接南北。

以长江主航道为支撑,长江支流如汉江、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为补充,长江中游形成了干支相互衔接的内河水运航道网,铁路与公路四通八达,以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为交通枢纽向四周辐射。

中国南北大逆转:从大运河到长江经济带

图片|长江中游水系图 · 锦绣人文地理 ©

自古以来,长江中游是“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农业、渔业发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全国3.4%的土地面积,创造了9.4%的经济总量(2019年数据)。

长江下游及三角洲,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尽数纳入一体化范畴。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GDP占全国的24.5%(2021年前三季度)。

中国南北大逆转:从大运河到长江经济带

图片|苏州东方之门建筑群 · 摄图网 ©

其中,江苏是全国唯一全部地级市都跻身百强的省份,有4座万亿俱乐部成员(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均为全国第一,成为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已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堪称名副其实的“苏大强”。

千帆过尽,斜晖脉脉,沟通南北的千古工程大运河,已成世界文化遗产,长江也在历经沧桑后走向复兴。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唯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不曾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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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黄浦江在上海市中心接纳吴淞江后注入长江,是长江入海之前最后一条支流 · 摄图网 ©

… 完 …

参考资料

钱穆口述,叶龙整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万绳楠:《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1997

叶书宗,马洪林,朱敏彦:《长江文明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

严鹏:《简明中国工业史》,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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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华:《长江文明之旅:京杭运河》,长江出版社,2019

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

李世祥,王占岐,郭凯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与保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信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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