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记者眼中的毛泽东：平实而伟大!

毛泽东一生结交过不少国际友人，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埃德加·斯诺22岁来到中国，1936年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采访；他也是第一位到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从那时起的35年来，毛泽东与他5次会面，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畅谈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根据历次访问所搜集的一手材料，斯诺著有《西行漫记》《大河彼岸》等11部书。本文为1939年斯诺在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后所写，谈及他对毛泽东本人的印象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分析。

本文摘自《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再版。谨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1936年，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在延安（资料图片）

文：埃德加·斯诺

从我住的窑洞下去的小路末端，那辆小轿车在咳嗽，看去像一轿黑色玛丽亚。等我走近时，我发现那是一辆救护车，车门上清楚地写着：“纽约华人洗衣业工会赠给中国英勇的保卫者”。原来这就是使我的教会里的朋友感到惊异的毛的奢侈品！这些洗衣工人的礼品在延安多起来了，有时它们用来把空袭中受伤的平民运送到附近的医院去。但通常这些汽车只能停着，因为缺乏汽油去开动它们。

实际上，在一个游击战线上，摩托救护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场战争的机动性、农村缺乏公路以及缺乏燃料和服务设备，说明必须有一种特别的医疗服务。要是华侨和外国朋友把他们花在昂贵的救护车和西药上面的钱汇到延安来，在当地生产中进行投资，发展这里的制药厂和游击性的工业，那会造成永久性的价值。但是这些人似乎从未想到中国人完全能够制造自己的必需品，如果得到资金来购买机器，只需要进口货价格的一小部分就够了。如果把买救护车的这笔钱送给八路军，就可以资助组织部队的医疗工作和帮助地方军事工业，从而真正救活成百人的生命。可实际上，这辆救护车的主要价值只在于把它的发动机用于一家工厂的马力以及最终它拆成废铁的价钱而已。

许多人认为延安是中国“反对资本主义”的中心，其实延安所需要的除了枪炮之外莫过于资本和机器了。

那辆救护车出城以后颠簸了几里路，转入一个山谷，正像100辆其他的汽车一样，停下来把我们送到毛泽东家门前石板路的尽头。这里的“我们”包括黄华，他自告奋勇地陪我前来，想听听毛泽东对于欧洲局势的说明。黄华是我的老朋友，我最初认识他时，他在北京读书，是燕京大学他这个年级的学生会主席——聪明，富于理想，有当领导的才干。在华北这个最好的美国教会大学里，有许多学生离开风景秀丽的校园去解放区，黄华是最早离开的学生之一。

黄华已经成熟了很多，现在工作很忙，显示出沉静的自信心；他是青年救国会的书记，同时兼延安以北一个学校的校长。现在在共产党阵营里已经有教会学校训练出来的几十个学生，黄华像我碰到的这些学生一样，使我感到他比中国其他部分的基督教青年达到更好的心理上的和谐，而那些青年却难于把自己的宗教背景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调和起来。也许这是由于这些基督教共产党员，在排除了同中国理性主义无法调和的超自然主义之后，确实能够把基督教的社会教义同他们日常的政治信念结合起来。也许只是因为解放区的朴素和平均主义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幻觉。也许正是这里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吸引了已故比利时神父文森特·莱伯，他率领他的天主教医疗队参加了八路军，并宣称他认为他的教义同朱德将军所实行的原则并不抵触，从而使中国天主教会大吃一惊。

我发现毛泽东仍旧住在窑洞里，不过陈设比较改进和现代化了。他住的是三间，一间书房、一间寝室、一间客房。墙上抹了白灰，地下铺了砖，略有一点装饰。但除此之外，还是很俭朴。我发现毛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以外，他真是身无长物。

毛泽东旧居

第二次拜访毛之后，我对以前记录的印象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战争年代没有使他发生什么变化。他吃得好些，比以前胖了；他的头发剪得短了些；穿的还是同普通士兵一样的制服。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像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夜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了解着世界大事，分析着政治形势。他在晚上处理工作之前，总要读完附近军用无线电台当天抄收的一大叠新闻，从山西前线来的，从全国来的，和从外国来的消息。

可以用毛的政治智慧来说明他在共产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这说明不了指战员们和老乡们对他的爱戴。在说话时，他善于把很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有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话和家常的比喻；他从不向听者讲大话，而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之间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沟通的。

革命运动要求它的领袖能够比旁人早一点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在这方面毛很成功，所以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极大的信心。1936年毛对我作了一些重要的政治预言时，许多人认为荒诞。很少人相信中共会存活下来；更少人预见到国共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只有极少数外国专家怀疑日本能在几个月内迫使中国屈服。中国人中有少数乐观派认为战争开始不久日本的经济就会垮台；而悲观派则认为一旦日本封锁了海岸和占领了主要城市，中国一定会崩溃。

不论他们对中共和中共的事业态度如何，现在大多数中国人承认，而且在承认时往往隐隐流露出自豪感，毛泽东准确地分析了有关的国内国际因素，正确地描绘了未来发展的轮廓。内战确实停止了，中共和红军不但存活下来，而且在全国统一战线里得到了加强。他曾指出，到了战争的某个时期，国民党的一部分人会卖国投降，成为日本的傀儡；这个预言长期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但是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以后，人们无法否认毛泽东正确地了解政府内部的各派力量。

毛曾预言，如果某些条件不能实现，战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这大概是历史上鲜见的事例，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但是他的这种坦率交底防止了人们在幻想破灭时产生失败主义情绪。另一方面，毛正确地估计了，中国自己的人力物力，只要用革命方式动员起来，具有巨大和持久的力量，从而帮助全国人民建立起更为耐久的信心。

他在1936年7月说：“许多人认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某些沿海战略要地和实行了封锁，中国就不可能继续抗日了。这是胡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除非每一寸土地都沦在侵略者屠刀之下，还不能说中国已被征服。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一大部分，攫取了人口有1亿乃至2亿的地区，我们还是远没有打败。我们还会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军阀作战，日本军阀还不得不在整个战争期间打一场激烈而经常的后卫战。”

毛再次阐明了要获胜必须采取的战略——也就是后来采取了的战略：

“我们的战略应该是在漫长和游移不定的战线上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胜利有赖于在艰险地形上的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迅速的进攻和后退，迅速的集中和分散。那将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长壕、聚众、坚堡的单纯阵地战……攻坚战也要利用，但那将是辅助的，次要的……日本的经济将在旷日持久而昂贵的对华占领的重担下出现裂痕，在无数非决定性的战斗的冲击下，日军的士气将发生崩溃。”

但是预言还没有完全兑现；因为毛曾预言，在国内彻底动员（这点还没有做到）和得到“重要外援”的条件下，中国将赢得最后的胜利。如果毛说的“重要”意味着大量外援的话，后一个条件也还没有实现。

在我重访期间毛所作的有些评论也像他以前的猜测一样尚无定论；不过有些却已被历史所证实。我是在1939年9月中到达延安的；当时关于欧洲外交和政治上的大变化消息很少。许多观察家认为俄国既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已成了希特勒在战争中的盟国。毛嘲笑这种想法，并且解释说，苏联同德帝国主义的对抗矛盾跟它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对抗矛盾一样尖锐。他说只有在俄国遭受直接进攻的情况下，或者欧洲发生革命运动的时候，俄国才会取消它的中立政策。他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首先是一个“军事战略上的必要措施”，说它没有政治含义，仅仅是用来保护苏联免受张伯伦企图同希特勒结成反苏同盟之害而已。

最后这种说法在那时看来缺乏事实根据。全世界曾受骗相信英苏“谈判”在莫斯科正取得进展。不过几个星期以前，英、苏和中国的外交官都很诚挚地（我认为）对我说，英苏条约肯定会签字。当时看来，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张伯伦不可能还在对柏林作出更多妥协，甚至提议结盟。我要求毛拿出证据，他承认他没有证据；这只是他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几个月后我读到英国的蓝皮书，以及内维尔·亨德逊爵士自己的回忆录《使命的失败》，其中透露张伯伦的迷梦果然一直做到最后的5分钟。

那时毛还预言日本不会参加欧战，而会试图强迫西方列强压中国接受决定。他认为，日本只有在从英美那里挤出足够的让步，削弱它们在远东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之后，才会进而夺取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最后是菲律宾。毛说，英国人将试图“制止在中国的战争”。有一次他说，张伯伦认为有必要“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结盟”。他还预见到，一旦英国或者美国试图搞一个远东慕尼黑时，苏联可能会同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条件是日本不干涉苏联支援中国”。

毛的观点在重庆引起了轰动。他的观点和委员长的意见恰恰相反，委员长已经发表谈话，宣称欧洲的战争不会影响英国对华政策，即继续维护九国条约和门户开放诺言。连有些共产党人也认为毛走得太远了；他们希望张伯伦会把中国看作英国本身在远东的安全的堡垒，而给予具体的帮助。我不能不承认，我当时也认为毛的预见不大可能，因为这样做看来显然违背英国的利益。以后几个月，当英国没有阻碍中国的抗战时，我就以为毛估计错了。然而到1940年7月，英国保守党政府却向日本作了最后一次绥靖主义的姿态，它违反九国公约和英国在日内瓦作出的“不采取可能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行动”的庄严诺言，封锁了中国仅剩的通过缅甸的对外贸易通路。

在战争期间，所有共产党的军队，像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承认蒋介石为最高军事领袖。但是他们并不对他搞偶像崇拜；例如，他们并不像其他部队被教导的那样，一听到蒋的名字就站起来立正。他们尊敬“老蒋”不过因为他是抗日斗争的大元帅和国民党的领导人。

毛和蒋之间有着突出的相似之点和相异之点。两人都有坚强的意志。毛为了自己的事业，大概可以同蒋一样地无情；他也是精力充沛，富于主动性，有决断，他是干练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但是，当蒋以传统的礼教作为他的哲学的核心时，毛却不过是在双方的社会斗争中在宣传上有时引用这方面的词句而已。从社会进步的观点来说，毛本质上是革命派，而蒋则是保守派。蒋是一个内向的人，他似乎时常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之上，以保持中国关于权贵的传统。毛则一点也不神秘。他并不声称自己是永远不犯错误的。我听到过他承认犯了错误，而且他并不因为改变自己的主意而感到羞耻。

毛说话一长，总要说一些家常的俏皮话，或者简练的警句。他似乎是靠在所有辩论中取胜而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的。他有广博的学识，在辩论中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他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从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垮。他喜爱和人们接触，使人们欢笑，同各色人等在一起都很自在。他有活泼的想象力。我记得一次有人向他描述在上海看过的一出喜剧，他笑得直到流了泪。那喜剧是一部美国电影——卓别麟的《摩登时代》。

虽然毛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杰出的人物，他决不是一个独裁者。他是靠众人的折服而成为领袖的，他的所有决定都是讨论的结果，是集体的判断。共产党里没有一个相当于蒋介石在国民党里的总裁这样的职位。毛主要是通过他在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作用而发挥他的影响的。他在边区政府里没有官职。大家仍旧只叫他“主席”——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来历是在江西的时候他曾被选举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

1936年，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很少派别之争，在中国政治运动史上是鲜见的，而且也不像世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历史，连苏共也不例外。其原因一部分可能是由于过去1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太忙于避免被敌人消灭，没有时间来互相作对了。

革命党人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培育起来的相互间的深厚友谊，无疑是坐在沙发里发议论而不冒生命危险的理论家所不能有的。民主国家里的共产党，在知识界享有平等权利和某种程度的名望，就没有能建立起一个伟大运动的感情基础，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我记得狄克·华兹向我谈到他在海伍德·布龙去世前不久同他进行的一次谈话。布龙读了介绍中共的书刊，他说：“这些人似乎有某种我在美国左翼团体里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志同道合者之间的真诚友谊。我们的左翼分子随时都在等待你发表某种意见以便他们能高呼‘去你的，叛徒！’虽然他们同你在9/10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共同经受过苦痛和危难的经历使人们亲近起来，使个性和思想上的小分歧显得微不足道，这种经历大概是人类最深厚的友谊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友谊无疑像水泥一样，它弥合了内部的裂纹，使外界瞧它不见。

在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身上，民族情绪似乎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人身上更为强烈。需要再次指出，按照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它进行斗争不是为了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为了一方面争取民族解放，另一方面清除“封建主义残余”而实现社会民主。他们10多年来一直遵循这个学说，在它的基础上建立和壮大了军队，因此自然培养了一种自信、自力更生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中共在它的长期斗争中时常被割断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得不到那里的超级思想家的忠告。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在战场上解决理论问题，一个决定往往要迅速导致同志们的生或死。

中共以它的长期武装斗争的历史、在没有俄国物质援助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军队、打出自己的江山、在运用革命权力方面积累巨大的实际政治经验，而区别于共产国际的其他所有支部。对其他共产党来说，无产阶级可能除了苏联以外就没有祖国；但是中共用革命胜利赢得了自己的祖国。

世界各地老发牢骚的自由主义者、激进派、坐在沙发上空想的革命家和改革家可能把自己的失败和无能归罪于斯大林，从而逃避内疚；中共却一贯只把失败归罪于自己和客观环境。在旁的国家里，莫斯科审判和清洗的是非之争遮蔽了每个共产党内部政治中远为紧急的问题。据我看，中国人却带点怀疑地看待那些争论。不管怎样，他们正忙于自己争生存的问题，没有闲功夫多管他们搞不清楚，也控制不了的在莫斯科发生的事。

我记得对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1938年当英国女记者弗雷达·厄特利来到汉口的时候。写了《日本的泥足》这本有兴味的书籍的厄特利小姐，原来曾有几年追随共产国际，后来个人的不幸遭遇，破坏了她对共产党的热情，她成了迷途的羔羊。她有很敏锐的政治头脑，由于最近刚解脱了对莫斯科的义务变得愤世嫉俗，想法和谈吐十分辛辣。

她参加了那样一派人，认为苏维埃俄罗斯和纳粹德国之间的唯一差别只是俄国天气更冷一些。她对我说：“苏俄和纳粹德国没有根本区别，只不过纳粹分子效率更高些。两者之间，我认为纳粹主义更好一些。”为了追求一种值得信仰的东西，她退而重新梦想西方资本主义能产生新的解放力量。她的真实经历不能不令人感动。同时我认为可悲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居然认为她的丈夫是一个“危险的影响”而把他充军到蒙古一个什么地方去了。这件事也是令人惊奇的，她丈夫的思想实际和她是不同的；而充军之说是她的猜测，还没有得到证实。

我相当尊敬厄特利小姐作为新闻记者的才能。她十分想采访几个中共领导人，但她对我说她知道他们不会理睬她的。我打赌说他们会的。不久之后，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奇怪的地位，作为被轻视的小资产阶级记者之一，竟建议博古和周恩来接见他们被逐的同志，并转告了她所想知道的一切。甚至使我也感到惊奇的，他们完全客观地看待厄特利小姐。他们说当前的斗争是抗日，不是为了共产国际进行争论，因此他们不反对向厄特利小姐介绍情况。不久他们举行了一个欢迎她的茶会。

毛泽东的地位不是莫斯科给的；现在除了他的中国同志们和军队以外，谁也不能撤去他的职务。事实上，毛曾两次被开除出党，据说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些命令从未执行。顺便提一下，他是唯一从未去莫斯科朝圣的重要共产党领袖。他从未会见过斯大林。他从未到过国外。

1970年国庆大典上，毛泽东与斯诺交谈。

中国宣传家、外国传教士和其他亲华派尽力想使全世界相信，中共“不是真的共产党”。蒋介石自己最近也对一个德国记者说，“中国没有共产主义者”。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有一次对我说，中共实际上是农村民主派，可惜他们的名称不必要地吓坏了保守派。有人以为，中共现在既然为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而斗争，他们可能是布尔什维克，而只能是“农民改良党”。我不知道所有这些人怎能把这些解释同中共忠于共产国际的这一事实调和起来。

但是如果我正确了解毛泽东的话，他是不会介意这种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的。他会笑一笑说：自由派如果愿意做反斯大林的亲华派，他们可以爱叫他什么就叫他什么，也许这样可以解决他们感情上的矛盾——只要他们做些实际的事去阻止美国武装日本，帮助中国和八路军赢得胜利。

我个人的感觉是，那些一厢情愿以为中共是“不同的”，“只是改良派”而已经抛弃革命手段的自由派，注定了最后一定会幻灭。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而且他们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不怕被淹没而成为人家的傀儡。但是他们的信仰仍然是国际社会主义；而且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头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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