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二)

岱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二)

共生互构

从东周至明清,岱海流域楼烦、匈奴、鲜卑、乌桓、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草原族群迭兴迭衰;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互激荡、交融、碰撞,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相互渗透、交织、影响。

从东周时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毛庆沟、饮牛沟墓葬,到反映楼烦民族生活的石人湾墓葬,反映汉民族及匈奴人生活的左卫夭汉代古城遗址、双古城汉城遗址;从参合陂大战拓跋鲜卑一统中原,到辽末帝耶律延禧兵败奄遏下水 (即岱海) ,女真夺契丹之鼎;一座淤泥滩古城始于辽,延于金、蒙,至今遗址清晰可见。明建长城,岱海流域烽障相望,明于岱海北岸,设宜德卫;清于岱海西岸设置镶红旗,岱海是中原出杀虎口进入蒙地的第一站点。这些“时间性之复杂重叠”的历史印记,深深地镌刻在岱海区域的山山水水之间。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岱海区域的文化格局与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游牧经济得以发生与繁荣,农耕经济再度持续发展,北方人群与中原人群不期而遇,形成了交错共存的融合局面。边界动态变迁、移民持续迁徙以及不同经济模式的互补,使得游牧人群与农耕人群在互动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了诸多特殊的文化现象。

岱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二)

毛庆沟墓地出土的玛瑙串饰

以毛庆沟为代表,不同形制和随葬品的墓葬共同处于同一墓地便是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典型实例。考古发现,其中A类墓葬以不同质地的带钩最具代表性,另见少量陶器、铁斧、骨簪、玛瑙环、石印章等,延续中原地区的墓葬制度,属于赵国北上迁移人群,均属于当时赵国的平民阶层,向北迁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戍守、屯田。B类墓葬流行使用牛、羊头进行殉牲的习俗,开始使用木质葬具。随葬品以铁环首剑、鹤嘴斧、云纹牌饰、大型腰带牌饰、绳纹鼓腹陶罐为主,属于北方游牧人群。反映出了当时游牧社会多以小型家庭组成基本社会单元,每个社会单元内均含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从事亦牧亦战的社会生活。虽然两类墓葬形态不同,但各自的埋葬习俗依然得到了相互的尊重,据此推测两类经济人群由于政治或经济等方面的相互需要,可能已经结成了某种同盟关系,还可能存在更为牢固的亲缘关系。人群的融合逐渐由葬俗趋同,经济模式共生,转化为文化趋同。

岱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二)

毛庆沟墓地出土的腰带牌饰

毛庆沟墓地是以B类墓葬为代表的北方游牧人群自春秋至战国初期首先营建,以A类墓葬为代表的中原农业人群战国中期才在此开辟自己的茔区,这是中原农业人群融入游牧社会的实例。至迟在春秋晚期,不同支系的游牧人群南下迁徙,寇抄中原诸国边境,推进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牧业化进程,激起了中原农业人群的激烈反应。经晋文公“攘戎翟”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三百余年的持续经营,以“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为标志,包括岱海地区均纳入赵国版图,实际上开启了新一轮的农业化进程。两类人群在岱海地区进一步融合。

在岱海的历史文化画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无疑是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岱海所在的凉城,其县名即起于北魏。发祥于大兴安岭北段大鲜卑山的拓跋鲜卑历经3次殊为惊人的大迁徙,完成了从狩猎经济—游牧经济—农耕经济,从原始部落联盟—雏形国家形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的蜕变,先后定都盛乐 (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平城 (今山西省大同市) 、洛阳,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黄河流域的封建王朝——北魏。据《魏书·帝纪·序纪》,被追尊为始祖神元皇帝的力微于“三十九年 (257年) 从部居39年的长川城 (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土城子) ,迁入定襄之盛乐 (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 ”,举行祭天大典,并建都城。以盛乐为中心,组成了一个以拓跋部为首的部落大联盟,从此奠定了其子孙建立“代”政权和“北魏”王朝的基础。

岱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二)

盛乐古城遗址

公元295年,拓跋按地域划分为东、中、西三部。神元帝力微之子昭帝禄官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西,东接宇文部,都是塞外之地;力微之孙桓帝猗㐌一部居中,在代郡之参合陂北;桓帝之弟穆帝猗卢一部居西,在定襄之盛乐故城。拓跋猗㐌与猗卢兄弟二人“善用兵,西击匈奴、乌桓诸部,皆破之” (《资治通鉴》) 。猗㐌采纳大臣卫操的建议,召集和接纳汉人,交好西晋王朝,援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大败反叛西晋的刘渊部众。

西汉武帝时,初置护乌桓校尉,东汉复置并领鲜卑各部。西晋时,校尉的控制力量弱于东汉。这一机构的设置,使边境形成了一种新的汉胡秩序,此后战乱虽然还是不少,但胡汉基本地境和基本形势大体未变。上述三地,本来是东汉用以招徕乌桓的北境之地,拓跋部度阴山入居盛乐之后,逐渐蔓延浸润,大面积地与先来的乌桓交错共生,而乌桓和鲜卑同属东胡、语言习俗相通,两者的差别不断淡化 ,彼此渗透融合。

岱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二)

拓跋中部地在“代郡之参合陂北”,《魏书·地形志》定参合陂在凉城郡。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4集标注为凉城岱海。尽管至今学界观点不一, (有学者认为在山西阳高县境内) ,但丝毫不影响包含今凉城岱海地区的拓跋猗㐌中部地区,是乌桓和鲜卑两部族在互动中走向容融的关键地区的定位,是拓跋部得以向更高文明阶段发育成长的主要空间。稍后统一了东、中、西三部的拓跋猗卢,其活动几乎都在中部地带。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岱海地区对于拓跋部实现龙兴的意义和价值。1956年,凉城县东十号乡小坝滩村出土了一批文物,“晋鲜卑归义侯”和“晋乌丸归义侯”驼钮金印和“晋鲜卑率中郎将”驼钮银印,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的带有“猗㐌金”铭文的兽纹金牌饰,同出一窖。两金印都称晋“归义侯”,而且形制全同,大小微异,当是同时受赐于晋。而且说不定就是在晋“离间二虏”之时。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正是当时鲜卑和乌桓两个部族在盛乐和平城之间的地带共生互动的重要物证。拓跋以其部落组织的优势力量,在两个部族错居、渗透、影响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乌桓没有强大的部落凝聚力,虽然以悍战闻名,但都是供人驱使。两者之间时有冲突发生,但和平交往是主要的。拓跋部在五胡迭起迭衰的进程中原不过是“十六国”之后的“十七国”而已,但由于百余年来与乌桓共生蕃息于这一安全地带,得以积蓄力量,保持旺盛生机,终于乘十六国之衰结束了纷乱如麻的局面,一统北方,从此再经起伏,才有隋唐盛世的孕育。

岱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二)

内蒙古凉城县出土的鲜卑归义侯金印(左)和晋乌丸归义侯金印(右)

岱海的历史文化记忆(二)

内蒙古凉城县出土的两晋时期鲜卑四兽纹金饰牌

公元315年 (西晋建兴三年) ,拓跋猗卢被封“代王”,建立“代”政权,并以盛乐为都。公元338年 (东晋咸康四年) ,什翼犍在盛乐故城南筑盛乐新城,实行定居。339年,什翼犍在参合陂 (此地学者均认为在岱海地区) 朝会各部大人,议欲定都㶟源川,数日不决。太后王氏裁定不迁。公元346年 (东晋永和二年) 迁都盛乐,成为拓跋鲜卑比较稳定的政治中心。什翼犍继位第五年,他又率众来到参合陂巡幸。《北史》记载:“五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云集,设坛垺,讲武驰射。因以为常”。从此,每到夏末秋初,拓跋部便在岱海湖畔举行比武大会,形成一种制度。

什翼犍之孙北魏王朝开国皇帝拓跋珪于371年7月7日生于参合陂北。早年在中原时曾居留蜀、长安和中山三地,在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同时,也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广泛学习汉文化,对儒、道、法全面涉猎。《魏书》载:“太祖 (道武帝) 初定中原,虽日不遐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道武帝拓跋珪的汉文化素养对于北魏政权的建立以及后续国策影响极大。公元386年,拓跋硅恢复部落联盟领导地位,在牛川 (今呼和浩特东南) 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年号登国,不久又改称魏王。 (史称北魏) 他大力推动社会进步,“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在保持游牧经济的同时,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在盛乐地区“息众保农”、“计口授田”,经济繁荣,呈一时之盛。

公元395年,发生于参合陂东、蟠羊山南的参合陂之战,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对后燕太子慕容宝的突袭大捷而告结束,后燕四、五万士兵与数千王公文武将吏束手就擒,慕容宝幸免逃脱,大部分俘虏惨遭坑杀。参合陂之战,北魏以少胜多,后燕元气大伤,是北魏王朝进军中原奠定基础的重要一役。(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内蒙古考古文物研究所,《岱海考古》(一),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2]内蒙古考古文物研究所,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岱海考古》(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3]内蒙古考古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课题组,《岱海考古》(三),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4]嘉木央•久麦旺波,《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许得存、卓永强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5]曹建恩,《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农牧融合现象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21年第6期。

[6]李凭,《北魏平城时代》,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7]田余庆,《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9年。

[8]王晓晶,《六世班禅进京史实研究》,豆丁网,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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