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原因◎
-明亡的一个原因是“分”——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
-清兴的一个原因是“合”——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明朝自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16位皇帝，276年。明朝为什么灭亡？清朝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到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整60年。清朝为什么兴起？明亡清兴历史给人们的启示是什么？
清初一些学者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对明亡的原因做出多方面论述。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明朝君主集权固然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也是君主高度集权啊！
有学者从明朝制度缺失分析其灭亡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缺乏宰相制，君主的无能和派系的争执这两大古老的难题，在明代越发难解了。”(司徒琳《南明史·引言》)就是说，“洪武十三年罢丞相”(《明史·职官志一》)，大学士地位降低，正五品，侍左右，备顾问。然而，崇祯时大学士官一品，也不能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
还有学者从吏治败坏去探究其原因。明朝吏治腐败，各代都有。看来明朝灭亡原因，仍需进行具体分析。
明朝覆亡，原因复杂。从历史序列来说，有长、中、短三个层面——长者，要从洪武说起，明太祖朱元璋的制度、政策是双刃剑，它一面巩固了明朝社会秩序，另一面埋下了后世社会弊端；中者，要从万历说起，万历帝的怠政、泰昌帝的短命、天启帝的阉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短者，要从崇祯说起，崇祯帝想做“中兴”之主，却成了“亡国”之君。
作为历史明鉴来说，明朝覆亡的原因，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吏治、制度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分析，每个问题都可以写专题论文，合起来可以写一部百万字的大书。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明化。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一个切入点分析明朝覆亡、清朝兴起的原因，虽有以偏概全之嫌，却可以简括为一个“分”字与一个“合”字。分与合是对立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是“分”——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朝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合”——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
◎ “民族分”之一◎
-明朝对待满洲的政策是支持一部，打击另一部
-万历皇帝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
明朝灭亡的一个直接的、也是基本的原因，就是“民族分”。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子，推翻蒙古孛儿只斤氏(博尔济吉特氏)贵族的统治，建立明朝。明朝以“驱除鞑虏”起家，又被“鞑虏”取代。可见明朝的民族关系出了问题，特别是北方的民族关系出了问题。明朝北方的民族问题，前期主要是蒙古，后期主要是满洲。
先说满洲。明朝对女真——满洲的政策是“分”，就是使女真诸部“各相雄长，不相归一”(《明经世文编·杨宗伯奏疏》)。具体说来，就是：“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于是，明朝对女真各部，支持一部，打击另一部，拉此打彼，分而治之。
满洲先人女真原来是明朝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努尔哈赤先人是明朝建州左卫的朝廷命官，努尔哈赤也是朝廷的命官。他曾先后八次骑着马到北京，每次往返跋涉4000里，向万历帝朝贡。他说自己是为大明“忠顺看边”，就是忠心顺服地看守边疆。那么努尔哈赤怎么会成为明朝帝国大厦的纵火者，并成明朝的敌人呢？直接原因是明朝对女真政策出了问题，万历皇帝、李成梁总兵在古勒寨之战中，误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结果呢？“潘多拉之盒”打开了，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挑战明朝，引发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
谚语云：“女真满万，天下无敌！”这话说得夸大了一点。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建立满洲八旗，大约有6万人。女真-满洲满了6万，就成为一种很大的军事力量。要是满洲分，而蒙古不分，明朝和蒙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努尔哈赤，那么满洲的难题也可能有解；但明朝又把蒙古分了，蒙古原来是明朝自己的人，却变成了自己的对手。
◎ “民族分”之二◎
-明朝对蒙古以征为主, 曾实行“抚赏”政策,但关键时见死不救
-清对蒙古采取赈济、联姻等措施,并结成同盟
次说蒙古。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明朝为防止北元蒙古贵族复辟，采取许多措施：一是天子守边，二是修筑长城，三是设立九边，四是举兵北征——洪武年间，五次北征；朱棣期间，七次北征。永乐皇帝甚至死在北征蒙古的榆木川地方。到明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入塞，在土木堡之役俘虏明英宗皇帝。嘉靖年间，蒙古俺达兵薄京师，为此北京修建外城。“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 ”(《明史·鞑靼传》)明以“西靖而东自宁，虎(林丹汗)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明史·鞑靼传》)。对蒙古实行“抚赏”政策。但林丹汗“恃抚金为命，两年不得，资用已竭，食尽马乏，暴骨成莽”(《明史·鞑靼传》)。漠南蒙古闹灾，明朝不予“市米”，袁崇焕主张以粮食换马匹，朝廷以袁崇焕“市米资盗”等罪，将其处死。
清则与明相反，皇太极对受灾蒙古进行救济。清对蒙古采取赈济、联姻、编旗、重教、封赏等一系列措施，蒙古察哈尔林丹汗死，诸部皆归于清。《明史·鞑靼传》评论道：“明未亡，而插(察哈尔林丹汗)先毙，诸部皆折入于大清，国计愈困，边事愈棘，朝议愈纷，明亦遂不可为矣！”
在对待蒙古、满洲关系上，明朝先是“以东夷制北虏”，后又 “以北虏制东夷”。结果是“东夷”与“北虏”联合，就是满洲与蒙古联合，出现满蒙联盟的局面——满蒙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明朝。
我们再回顾一下满洲的历史。清朝兴起与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合。首先是建州女真合，接着是海西女真合，再是东海女真合、黑龙江女真合，合成满洲。而且，满洲同蒙古联盟，同汉军联盟，同东北达斡尔、锡伯、赫哲、鄂伦春、索伦(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合，组成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只拳头合起来打明朝；显然，明朝就招架不住了。
明亡清兴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演变的历史，就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发展、壮大的历史。当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时，国家就强盛，反之就衰弱。现在我国有56个民族，民族协和，共同前进，我们国家将来一定会更强大。所以，只有民族融合，才能中华强盛。
◎ “官民关系”之一◎
-官民矛盾导致中原民变是明亡的另一个原因
-官民矛盾的三个例子:卖官鬻爵；无地立锥；灾荒严重
明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原的民变，其重要原因在于官民的矛盾，而严重自然灾害加深与激化了官民的矛盾。官民矛盾，试举三例。
卖官鬻爵。崇祯朝吏部尚书周应秋，公然按官职大小，秤官索价，卖官鬻爵。他“每日勒足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号”(文秉《先拨志始》卷下)。官员花钱买官，做了官之后，就搜刮百姓，敛财还债。吏、兵二部，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八)这话出自崇祯皇帝之口，可见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无地立锥。官员贪，百姓呢？老百姓的土地被占了，有的地方田地“王府有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简直就是“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汪价《中州杂俎》卷一)，就剩下长满青草的道路，还没有归于王孙贵族之家，剩下的已经没有寸土属于百姓了。于是出现这样一幅黑暗图画：“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饥寒切身，乱之生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这样，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
灾荒严重。赤地千里，危机加剧。“亢旱四载，颗粒无收，饥馑存臻，胁从弥众。”(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饥民吃泥土、吃雁粪，甚至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鬻人肉于市，腌人肉于家，人刚死而被割，儿刚死而被食。史料记载：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马懋才备疏大饥》，载《明季北略》卷五)
◎ “官民关系”之二◎
-明朝官逼钱粮，而清则按人丁分给土地
-饥民被迫举义，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相反，后金——清处在上升时期，虽也有官民矛盾，但并不突出。后金进入辽河流域腹地后，发布“计丁授田”令，部民按丁分给土地。后金——清用八旗制度 ——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女真——满洲人编制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唯以多得财物为愿”(《建州闻见录》)。这同明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地立锥”，明军“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熊襄愍公集》卷三)的社会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官逼民反。民不聊生，官逼钱粮。财政紧缺，加紧搜刮。下面讲三个故事。
明大学士、首辅刘宇亮自请往前线督察，抵抗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他率军队过安平，得报清军将到，吓得面无人色，急往晋州(今河北晋县)躲避。知州陈宏绪闭门不纳，士民也歃血宣誓不让刘宇亮军进城。刘宇亮大怒，传令开城门，否则军法从事。陈宏绪也传话给大学士刘宇亮说：“督师之来，以御敌也！今敌且至，奈何避之？刍粮不继，责有司；欲入城，不敢闻命！”(《明史·刘宇亮传》)知州陈宏绪将避敌逃生的大学士、宰相刘宇亮拒之城外。刘宇亮恼羞成怒，上疏弹劾陈宏绪。“州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者千计。” (《明史·刘宇亮传》)
李清路过山东恩县，亲见官吏“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李清《三垣笔记》卷上)！
到崇祯帝即位之年(1627年)，“秦中大饥，赤地千里”(《鹿樵纪闻》卷下)。饥民被迫纠众墨面，闯入澄城县衙，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
有官必有民，有民必有官。官与民，既有利益矛盾，又有利益相同。但是，官民矛盾主要在官。
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出现“官逼民反”现象。官民分最突出的表现是，百姓被逼，铤而走险。崇祯皇帝在大灾之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官民矛盾，而是加以激化。
◎君臣矛盾之一◎
-崇祯帝上台后，先诛阉党，后来又信任太监
-杀死袁崇焕等能臣
民族分，加深官民分；官民分，又加深民族分。它们的背后，则是君臣分。
君臣分，甲申之变，明朝灭亡，农民起义与满洲兴起是外在的两个因素，执政集团内部的君臣分，则是其内在的因素。
明朝执政集团有两个肿瘤：一是宦官专权，二是朋党之争。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就是在国家危难之际，宦官专横，朋党争吵。崇祯帝上台后，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仅作个案处理，而没有涉及宦官制度。他后来又信任太监，派太监监军，使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宦官问题重演。由于执政集团内部的君与臣分，君臣之间或明或暗地搏杀，从很大程度上消耗了明皇朝核心实力，慢慢地腐蚀了支撑朱明江山的基础。这就使得如清文馆降清汉官所说的：“在事的好官，也作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头。上下里外，通同扯谎，事事俱坏极了。”(《张文衡请勿失时机奏》，《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明朝也有能臣，辽东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他们都没有好下场。熊廷弼被“传首九边”，孙承宗被逼辞职还乡，壮烈而死，袁崇焕则身遭磔刑。
而袁崇焕恰恰能够做到“官民合”，取得了宁远大捷。在整个过程中，文武、将帅、官兵、军民等关系，可以说，做到了人合。袁崇焕是文官，他同武将满桂、祖大寿、朱梅、左辅、何可纲等，在整个宁远保卫战过程中，协调一致；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发动军民，坚壁清野，兵民联防，编派民夫，供给守城将士饮食；又派卫官裴国珍带领城内商民，运矢石，送弹药；派诸生员，组织民众，巡察街巷，搜索奸细。先是在辽东的诸城——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都是由于“内应外合”才失陷的。而“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宁远之战，军民一体，相互合作，同心同力，取得胜利。
因此，朱明覆亡是从朱元璋开国以来各种弊端累积的总结果。
◎君臣矛盾之二◎
-明末三帝万历、天启、崇祯与清初三领袖差距太大
-崇祯帝虽然勤政，却暴戾滥杀；皇太极与属下关系很融洽
明亡清兴的60年间，在清的政坛上，主要有三位君主——天命汗开创基业，兢兢业业地做事；崇德帝长于谋略，文治武功取得成效；睿亲王(实际君主地位)抓住历史机遇，入关定鼎北京。
仅就个人因素而言，万历帝、天启帝、崇祯帝都不是天命汗、崇德帝、睿亲王的对手。
在万历朝。长期怠政，君臣阻隔，彼此不协。万历帝二十几年不上朝，大臣跪在宫门外，几个时辰得不到接见。后金呢？清郑亲王济尔哈朗说：“太祖创业之初，日与四大贝勒、五大臣讨论政事得失。咨访士民疾苦，上下交孚，鲜有壅蔽，故能扫清群雄，肇兴大业。”(《清史稿·济尔哈朗传》)
在天启朝。天启帝日夜贪玩，委政于魏阉忠贤。明大学士、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孙承宗想借给天启帝过生日的机会谏言，却不能相见。
在崇祯朝。崇祯帝虽然勤政，却刚愎暴戾滥杀。17年间共有50名大学士，被称为“崇祯五十相”。其中，被罢、免、戍、死(非正常死亡)者27位，占其总数的54%。没有一位大学士陪伴他始终的。共80位七卿(六部尚书加左都御史)，在13位兵部尚书中王洽、陈新甲、袁崇焕、傅宗龙被下狱、或被杀，8位户部尚书中有4位下狱、削职或殉职。被他杀死的总督、巡抚，有人统计为19人。而崇祯后期的将领，总兵巢丕昌剃发投降、兵部尚书张凤翼日服大黄求速死、总督梁廷栋尾随清军而不击。兵部尚书陈新甲受崇祯帝命，遣使与清议和，秘密进行。崇祯帝手诏往返者数十。一日，所遣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看完后放在书案上。他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就拿出去抄传。于是官员哗然。崇祯帝很生气，将新甲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遂弃新甲于市(《明史·陈新甲传》)。
清朝皇太极呢？范文程掌管军政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吃饭和休息，又被召入。一次，皇太极请范文程吃饭，有珍味佳肴，文程想念父亲所未尝，逡巡不下筷。皇太极察其意，即命撤馔以赐他的父亲(《清史稿·范文程传》)。可以说，整个有清一代，执政集团虽有矛盾与冲突，但内部没有严重破裂与军事冲突。
◎亡国之君◎
-崇祯皇帝最后杀老婆、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
-“君臣分”则让“民族分”与“官民分”的矛盾无法缓和、化解
崇祯帝在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之后，只剩下孤家寡人。何以见得？举三条史料。
其一，《明史·庄烈帝本纪》记载：崇祯帝后来对文武大臣全不信任，而派亲信宫奴、太监去监军，去守北京的城门，守居庸关等重要关口，最后派太监王承恩提督北京城的守卫。北京城防“惟内监数万人而已”。后康熙帝从故明太监口中得知：李自成兵攻阜成门，“崇祯率内监数人，微行至襄城伯(襄城伯李国桢时为太子太保、总京营，后城陷被杀)家，其家方闭门演戏，不得入，回登万寿山，四顾无策，犹豫出奔。太监王承恩止之曰：‘出恐受辱于贼！’崇祯乃止，以身殉国。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
其二，《明史·后妃传》记载：“帝令后自裁。后入室阖户，宫人出奏，犹云‘皇后领旨’。后遂先帝崩。帝又命袁贵妃自缢，系绝，久之苏。帝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袁妃卒不殊。”
其三，《明史·公主传》记载：“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尚主，将婚，以寇警暂停。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又斫昭仁公主于昭仁殿。”
崇祯皇帝最后杀老婆、杀女儿，只剩下孤家寡人，面对崛起的大清和强势的大顺，以寡对众，以分对合，所以必然灭亡。
明末的社会危机，主要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所直接造成的结果。民族分，是外层因素；官民分，是内层因素；君臣分，则是核心因素。如果没有君臣分，而是君臣一体，同心筹谋，那么，民族分的矛盾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官民分的矛盾也可以缓和、化解、消除。在民族分、官民分的严重局势面前，再加上君臣分，那就面临江山易主、社稷倾覆的严重局面。明朝就是在民族分、官民分和君臣分的危局下覆亡的。
明亡也好，清兴也好，都不是皇帝个人，也都不是满族或汉族的民族事情，而是中华民族的事情，要有正确历史观，而不要有狭隘民族观。
总而言之，明末的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初的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双方矛盾与斗争汇成总的结果，就是明亡清兴。
综上，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启示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漫长演变过程，不断地调整民族、官民、君臣关系。中华民族合则盛，分则衰；合则强，分则弱；合则众，分则寡；合则治，分则乱。明亡清兴60年的历史，再次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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