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如何处罚外国人学中文 轻则驱逐出境重则关押

清朝如何处罚外国人学中文 轻则驱逐出境重则关押

  来到广州后,马礼逊马上就学到了一个新的中文词儿——“嘉庆”,这是当朝皇帝的年号,但是对于马礼逊来说,选择嘉庆十二年这个沉闷而敏感的年份来中国传教,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和庆幸的事情。因为有清以来,朝廷闭关锁国,不仅严格禁教,而且不准来华的外国人四处走动,雍正皇帝就曾谕令:“各省西人,除应到京效力者外,余俱安置澳门”。“安置”在澳门的,都是从事贸易活动的西洋商人,规定只有在每年9月到来年3月允许外国商船在广州靠岸易货,其余时间概不准登陆。到了嘉庆朝,又对英美等国网开一面,准许他们在珠江码头附近开立商号,坐地买卖。

  时人绘制的广州风景画。马礼逊是英国人,从伦敦到广州来,为什么要绕道纽约搭乘美国商船,并栖身于美国洋行呢?这要从东印度公司说起。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英国政府开拓印度和远东贸易的主要殖民机构,从乾隆年起在澳门设立分号与中国进行垄断贸易,并代行其他事务。东印度公司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避免招惹中国官府,不愿意在商船上搭乘一个传教士来华;而美国的船长却不像英国大班那么刻板,他们觉得把马礼逊这样一个冒险家式的人物送到中国并藏匿起来,反而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

  伦敦传教会早有先见之明,他们并不指望仅派马礼逊到中国,他独自一人就能闯下一个基督的天下;在临行前的话别仪式上,教会的一名董事明确地告诉马礼逊,到了中国后,传教不是他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是什么呢?上船前,他得到了由教会的司库约瑟·哈德凯斯尔和书记约翰·伯德签署的两份正式文件,一份是给海外传教士的“基督徒告诫书”,内容是例行的激励和提醒,一份则是“书面指示”,里面说:

  我们有必要完全授权给你,在各种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判断方便行事。愿上帝保佑你,使你能将在英国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中国人……你也可以教中国人英文,使他们能够与陆续前往中国居住或访问的英国人直接交流。

  我们相信你有办法长期居留在广州,一直到你完全学会中文。你的目标是做下列对世界广泛有益的事:一是编纂一部中文字典,要超过以前任何这类字典;二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让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圣经。

  马礼逊知道,要完成这个目标,就必须想办法在广州住下来,并尽快学会汉语。但是,中国朝廷不仅禁止外国传教士在沿海上岸并进入内地,也不准在华经商的洋人学习中文,更不许中国人教洋人说汉语,违者是要杀头的;如是外国人,轻则驱逐出境,重则招来牢狱之灾。雍正年间就曾有一个叫詹姆斯·弗林的英国船长,因为雇使徽商给皇帝写告状信而在澳门被监禁了三年,还有一个懂中国话、敢跟广州官府叫板的法国神甫罗德果里也被关押多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标记。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专营印度和远东地区贸易;1760年开始在澳门开展中国贸易,后在广州设立商行,直到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其贸易垄断权,直接派遣商务监督。眼下,靠着英美朋友们所写的介绍信,他暂时住进了美国商行里,与一个叫米尔纳的低级职员同居一室,不仅要分担房租,而且只给他三个月租期。“他们不考虑三个月之后我该怎么办,我希望以后能找到另外的地方安顿下来,但求上帝能感动某些人愿意收留我”。他在日记里这样抱怨道。至于学习汉语,则是由英国商行出面请到了一个叫容阿沛的山西商人,教他北京官话。

  看来,在伦敦刻苦用功时打下的基础对马礼逊入门汉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年秋天,他向教会报告说,他已可以用所学到的中文和商行里的中国仆人进行简单的交谈了,只是“仆人多来自乡下,发音很粗,很难听懂”,而且中国的穷人太多,也不识字,官员们也听不懂本地人所讲的方言,“他们必须听得懂我讲的官话和所写的中文,我才能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为了掌握标准的中文,他托人搞到了共有32册的新版《康熙字典》,“用这个办法,我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中文字”。

  虽然学习中文有了进展,但令马礼逊发愁的是如何获得合法身份,在广州长期居住下去。与米尔纳同居一室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1808年1月的第一个礼拜天,马礼逊给美国商行里的人发了通知,邀请他们到他的住处一同举行一次宗教礼拜,但是没有人响应。“我很难过,”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并无意要听福音,他们以现状为满足。”听众只有米尔纳一人,“他一直留在房间里听我念经文,一起祷告之后才离开”。但是没几天,以三个月租期已满,马礼逊被通知必须搬家了。

  颠沛的日子看来是遥遥无期。靠人帮忙,他在法国商行找到了一个不坏的住处,有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算是又一次落下了脚。既然生存条件艰苦,马礼逊为何对住处如此苛求呢?他在给伦敦传教会一位董事报告自己在广州费用情况的信中说:“如果只租一个房间,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不便的。中国人会到我房间里来问话,他们不敲门就会突然进来,所以我不能把我的书籍等物摊在那里,当然更不能让他们知道我来广州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不行的。”

  这期间马礼逊的日记里,每天寥寥数行,尽记载读书情形,足见其刻苦勤奋。如1月7日:“我现在觉得自己读中文已经太过于勤奋了,坐在桌旁,要按照中国人写字的姿势练习写中文字,这是我所没有经历过的,弄得我的两侧肩膀非常疼痛”;4月11日:“今天我头痛得非常厉害,不得不停止读书,到床上躺下。”

  这年春天他给父亲的几封信中,也多谈论学习汉语的进展:“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专注于学习中文,只有学会了中文,我才能做圣工”;“我在室内读书时间太久,造成身体不舒服,于是我放松了一点,不再过度用功,才逐渐复原”;“我已经开始每天都在致力于编纂一部《英华字典》的工作中,字典里的内容是在我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陆续积累的,这必须要用很长时间和毅力来完成。”

  由于在广州居住房租昂贵,而伦敦传教会提供的经费不足,马礼逊的生活很快陷入了拮据中。不仅无法保证一日三餐,而且食品非常单调,“早上只吃一点面包和喝一些茶,晚上只吃一小块牛肉加米饭并喝一些茶”;再加上气候不适应,又处于半隐居状态,每天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虚弱得几乎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走动。

  没有钱,没有朋友,也没有合法的身份。他的日记里开始频频出没“抑郁”、“孤独”和“沮丧”这样的字眼。

  而祸不单行,10月份,由于中英双方发生贸易冲突,官府下令所有在广州的英国人离境,马礼逊不得不带着行李和书籍登上一艘英国船,在那里暂住了十几天。在船上,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医生为他检查了身体,建议他找一个气候宜人的地方恢复健康。

  由于官府的禁令迟迟未解除,他决定到隔海相望的澳门岛去碰碰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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