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讥议”

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

    曾国藩治学虽然受唐鉴影响很大，但并不像唐鉴那样独宗程朱，而是学习周敦颐、张载、欧阳修，韩愈乃至司马迁，并尊奉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

    汉学导致太平天国爆发？

    到了晚年，曾国藩连理学究竟有多大实际作用也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他与赵烈文谈到春秋以来人心不正，淫乱成风，“纳人心使日就范围亦宋儒之功”时，反诘说：“古人再醮为常事，今并有未嫁守节者，然桑濮之风亦不绝，论其优劣何如?”赵说：“互有长短。”曾笑着说：“允哉，断狱也。”意思是，赵的评判是公允的。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宋代以来理学在所谓“正人心”方面并没有人们所吹嘘的那种神奇作用。

    有时，曾国藩甚至对理学和理学家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厌恶情绪。同治六年冬，曾国藩连遭言官弹劾，不得不辞去钦差大臣职务，离开剿捻战场。他对当时的理学和理学家进行了猛烈抨击，曾国藩在给好友郭嵩焘的复信中表示出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谈性理者”，倒像是一位“性理之说”的受害者或一贯反对者。如果不是同治八年《劝学篇示直隶土子》那篇鼓吹“为学之术”“莫急于义理之学”的杰作，很可能被人误认为他早已同理学分道扬镳了。

    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对汉学的攻击也不遗余力，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归之于汉学。曾国藩认为这都是门户之见，应该加以摒弃。他主张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不可缺一。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吾“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主张。

    对于经济之学，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当时一般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他当成一门学问。所以，姚鼐、唐鉴都认为学问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土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皆是也。”

    老庄思想解除清廷疑忌

    事实上，曾国藩对“经济之学”也确实下过一番苦工夫。他大约从道光二十九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一生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之学”，并从中吸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从而解决了一连串的社会实际问题，为其在政治生涯中取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而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方针。咸丰十一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

    曾国藩在其一生的活动中，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想用于行政和为人处世。例如，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就吸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作为残酷镇压农民群众反抗活动的理论根据；他在统治阶级中受到排挤时，就吸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动“推让少许权利”，以解除清政府的疑忌。结果，他在这两件事上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否则，湖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广西，使他无立足之地，更难以取得以后的成功，即使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他也未必能“保全末路”，这对他来说可谓受益匪浅。

    由于以上这些特点，曾国藩常常受到一些正统理学家的“讥议”。清朝末年有位学者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非真有镜于唐镜海、倭艮峰、吴竹如之所讲论者，其终身所得，‘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耳。”又说：“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湘乡讥程朱为隘，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显然，这位独尊程朱的道学先生是不承认曾国藩为理学家的。这固然反映了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而同时也反映出曾国藩的治学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