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

　　19世纪下半叶，陆续有零星的清国士人注意到“立宪”，但最初仅限于那些不走寻常路的士人，比如在科举上浅藏辄止的王韬和郑观应。他们在通商口岸和传教士、商人打交道，不再把“番邦”视为茹毛饮血之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王韬就曾远赴“番邦”英国，注意到“君民共治”的制度。

　　经过三波冲击，“立宪”终于被广泛接受。

　　第一波发生在第一代清国驻外使节身上。这些使节最初曾把“番邦”视为化外之国，等到远涉重洋身临其境，与王韬一样，发现“番邦”更接近中国士人推举的“三代”。为什么会这样？立宪是很重要的原因。清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讲述了日本立宪的过程，强调官民共同受治于法律的重要性。(“朕亲裁之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很久很久以后，使节再到英国，只是看到了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思想道德“失范”，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第二波是在戊戌时期。虽然光绪在宣布咸与维新的《明定国是诏》中未曾提及立宪，但是与“智囊”们讨论过立宪的可能性，最后考虑到国情等因素，决定暂缓。

　　第三波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这场发生在清国境内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而告终。当时举国上下竟像自己战胜一样，认为“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一词从此被广泛接受，不仅是朝廷上下的共识，也在朝野内外达成一致。可以这样说，自此以后，虽然既得利益者常常不愿被关进立宪的笼子，找遍各种理由推脱，但是公开否定立宪者微乎其微。

　　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进程加快：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留日的曹汝霖曾应邀为慈禧和光绪讲立宪，光绪临终前阅读的书目中更是不乏立宪类著作。

　　后来的历史往往放大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区别，认为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但是两者是否有如此之大的区别，非常值得存疑。两者的区别，君主立宪主张保留君主，但君主的权力要被虚置；民主共和主张直接废除君主。虽然在君主存废上存在分歧，但是在立宪上，双方具有共识。

　　关于晚清新政，存在很大争议。过去认为是假改革，所以产生革命；后来发现改革力度不小，转而批评革命派太激进。但是，这又无法解释为何立宪派纷纷转向革命派，如果新政让人满意，温和派为何成了激进派？晚清新政并非一成不变，1908年是重要的分水岭。那一年，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摄政王载沣取而代之，但他并无政治和行政才能，时时“进一步，退两步”，促使立宪派和革命派合二为一。立宪派逐渐放弃“告别革命”的想法，开始接受革命的选项。从观念上说，正是立宪和革命合二为一，导致了辛亥革命。

　　1912年民主共和之后，再回到君主制几无可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袁世凯、张勋虽有否定民主的勇气，却不敢否定立宪。他们即使有“帝王梦”，也不会公开声称回到君主专制时代，而是以君主立宪为号召。虽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被视为倒退，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成为否定“立宪”的历史罪人。

　　袁世凯称帝采取了君主立宪的形式，即“洪宪”，在“新皇室规范”里规定亲王、郡王“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支持他的杨度写过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论证“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非君主不足以立宪”固然难以成立，“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却值得三思。即使张勋“复辟”，也是以君主立宪为号召。康有为为溥仪拟定的复位上谕，表示“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张勋所推行的所谓君主立宪，能不能做到英国的“虚君”，是可以存疑的，他们可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开否定立宪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后来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把自己定位为训政的保姆，但同样不会公开否定立宪。因为谁都知道，谁公开否定立宪，谁就是在自掘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