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

晚清预备立宪活动资料图
晚清预备立宪活动

  19世纪下半叶,陆续有零星的清国士人注意到“立宪”,但最初仅限于那些不走寻常路的士人,比如在科举上浅藏辄止的王韬和郑观应。他们在通商口岸和传教士、商人打交道,不再把“番邦”视为茹毛饮血之国。早在19世纪60年代,王韬就曾远赴“番邦”英国,注意到“君民共治”的制度。

  经过三波冲击,“立宪”终于被广泛接受。

  第一波发生在第一代清国驻外使节身上。这些使节最初曾把“番邦”视为化外之国,等到远涉重洋身临其境,与王韬一样,发现“番邦”更接近中国士人推举的“三代”。为什么会这样?立宪是很重要的原因。清国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讲述了日本立宪的过程,强调官民共同受治于法律的重要性。(“朕亲裁之立宪政体,盖谓仿泰西制,设立国法,使官民上下分权立限,同受治于法律中也。”)很久很久以后,使节再到英国,只是看到了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思想道德“失范”,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第二波是在戊戌时期。虽然光绪在宣布咸与维新的《明定国是诏》中未曾提及立宪,但是与“智囊”们讨论过立宪的可能性,最后考虑到国情等因素,决定暂缓。

  第三波是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这场发生在清国境内的战争,以日本战胜俄国而告终。当时举国上下竟像自己战胜一样,认为“立宪战胜专制”,“立宪”一词从此被广泛接受,不仅是朝廷上下的共识,也在朝野内外达成一致。可以这样说,自此以后,虽然既得利益者常常不愿被关进立宪的笼子,找遍各种理由推脱,但是公开否定立宪者微乎其微。

  日俄战争之后立宪进程加快: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留日的曹汝霖曾应邀为慈禧和光绪讲立宪,光绪临终前阅读的书目中更是不乏立宪类著作。

  后来的历史往往放大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区别,认为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民主共和。但是两者是否有如此之大的区别,非常值得存疑。两者的区别,君主立宪主张保留君主,但君主的权力要被虚置;民主共和主张直接废除君主。虽然在君主存废上存在分歧,但是在立宪上,双方具有共识。

  关于晚清新政,存在很大争议。过去认为是假改革,所以产生革命;后来发现改革力度不小,转而批评革命派太激进。但是,这又无法解释为何立宪派纷纷转向革命派,如果新政让人满意,温和派为何成了激进派?晚清新政并非一成不变,1908年是重要的分水岭。那一年,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摄政王载沣取而代之,但他并无政治和行政才能,时时“进一步,退两步”,促使立宪派和革命派合二为一。立宪派逐渐放弃“告别革命”的想法,开始接受革命的选项。从观念上说,正是立宪和革命合二为一,导致了辛亥革命。

  1912年民主共和之后,再回到君主制几无可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结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袁世凯、张勋虽有否定民主的勇气,却不敢否定立宪。他们即使有“帝王梦”,也不会公开声称回到君主专制时代,而是以君主立宪为号召。虽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被视为倒退,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成为否定“立宪”的历史罪人。

  袁世凯称帝采取了君主立宪的形式,即“洪宪”,在“新皇室规范”里规定亲王、郡王“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等等。支持他的杨度写过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论证“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非君主不足以立宪”固然难以成立,“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却值得三思。即使张勋“复辟”,也是以君主立宪为号召。康有为为溥仪拟定的复位上谕,表示“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张勋所推行的所谓君主立宪,能不能做到英国的“虚君”,是可以存疑的,他们可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公开否定立宪如何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宪的羊头是多么重要。后来国民党建立党国体制,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把自己定位为训政的保姆,但同样不会公开否定立宪。因为谁都知道,谁公开否定立宪,谁就是在自掘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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