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统来说,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在明朝第六任和第八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在位之时,因为发生了土木堡之变,搞得明朝差点南迁,成为下一个南宋,还好有于谦出来力挽狂澜。
但明朝真正由盛转衰并非是明英宗时期。
因为当时明朝建国七十余年,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到了英宗时期虽然有些盛极而衰的意思,但土木堡之变并非像北宋靖康之耻那般,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拥有优势的情况下,年少的英宗估计英雄书籍看太多了。所以主动出击妄想成为新的英雄,结果水平太次了,主动出击成为了主动送人头,所以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但明朝并没有彻底衰落,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且这只是一次战役的失败,并非波及全国。
宋安之认为,明朝的这种衰落的开始,在于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
首先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那便是古代的官场腐败程度。一般来说,官员尤其是地方官是代天子行事的,大家试想今天的地方官员腐败问题,再想想监察力更为落后的古代,如果官员腐败成为风气,官场一片黑暗,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快要完蛋了。
以京师大官来说,一位大员有腐败,就意味着下面小官腐败了一大片。
而所谓新的王朝建立,其实就是与地主阶级的妥协罢了。帝国初期是新兴的,经历过一段时间沉淀,就会形成官员与地主阶级的互相勾结,所谓的明君,基本上都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压这种勾结,来使压制这些势力的成长,最大程度上的使其敬畏朝廷敬畏律法。
那么一般什么方法合算呢?
那就是大力反腐反贪。
比如说明穆宗继位以后通过京察,清理了一批贪官污吏,使朝野风气为之一振,可惜这位皇帝只在位了几年。还有清朝乾隆在位晚期,是公认的国力开始走下坡路时期,腐败严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到了咸丰继位以后,为了刷新吏治,甚至不顾“议贵”的潜规则,同意肃顺将一品大员柏葰处斩,使得清朝此后二三十年的官场贪腐风气有了很大改观。
以这个角度来看,宋安之认为,明世宗嘉靖帝这位明朝在位第二长的皇帝,就是他在位的45年,将官场风气搞的是乌烟瘴气的。
并且他久居深宫炼丹,不只是依重严嵩这个大奸臣,还经常抬高一个打压一个,埋下了党争萌芽。
到了万历帝时期,因为争国本之事,这位奇葩皇帝是一连二十多年不上朝,虽然主导决定了万历三大征等大事件。但小事不抓,不仅是导致了党争,各党是党同伐异,使东林党一党独大。还使官场腐败风气越演越烈,帝国的根本已经被动摇了,所以万历帝死后看似历经泰昌、天启、崇祯三帝,但就时间来说仅仅24年明朝便亡国了。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说,宋安之认为明朝是在明世宗嘉靖帝时期开始真正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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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衰落肯定是从万历开始的,万历年间是明朝最后的辉煌,借着张居正改革的余力和近千万白银的财政基础,万历打赢了万历三大征,但是随着万历本人开始消极怠工,日趋昏庸,明朝便因此彻底由盛转衰。万历的很多举措,比如任命矿税太监、将盐铁专营权授予溺爱的福王,对于整个明朝的危害,不可估量。
一、万历三大征耗尽了明朝的国库
万历三大征虽然看似风光,但实际上对明朝的财政有着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根据《明史》记载,宁夏用兵耗银200余万两,朝鲜战役前后八年共耗费883万5000两,消耗大米数十万斛,对播州用兵也耗费白银300万两,前后共耗费白银1300多万两,基本上耗尽了张居正留下的家底,正因为万历三大征耗费如此之大,甚至有人认为明朝在朝鲜的战役于战术上成功,但于整体战略得不偿失。
明朝在万历三大征中耗费元气甚大,无论是财政还是精锐士卒都有损伤,最重要的是,由于明朝军费的耗费,直接使得辽东军因军费不足而荒废,之后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很大程度在于三大征之后财政匮乏,装备因此陈旧不堪。
二、万历任用矿税太监,破坏国家制度和经济
万历的另一个劣政就是任用矿税太监,至于万历任用太监的原因,有人说是他贪图享受,有人说是由于中央财政亏空,他不得已任用太监征税,但不管原因为何,其结果都是失败的。这些矿税太监缺乏监管,几乎可以为所欲为,通常征收上来的税赋,给万历的不足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这些矿税太监无恶不作,各地百姓和官员都深受其害,而万历似乎从未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而收上来的金银并未用于吃紧的军费,大部分都被用于万历个人的享受,入了万历皇帝的内库。
三、万历出让盐铁专营权,破坏国家财政之本
万历另一个巨大的劣政就是随意出让盐铁专营权,损害国家财政的根基,盐铁专营一直是中国古代的财政之源,通过对关键经济资源的把控从而实现对社会的财政汲取,是国家财政的根本。这样关乎国本的政策,万历居然因为溺爱福王,竟将河北的食盐专营分给了福王,以至于一省的财政命脉,竟交给了一个不劳而获的藩王,这无疑是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除了此例,万历还经常分给藩王大量土地,而这些藩王完全不交税,这样无疑进一步减少了国家的税基。
四、没有继承张居正一条鞭法,使财政进一步恶化
万历另一个大失误就是因为怨恨张居正而废除了他的政策,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对于财政是巨大的利好,可以充盈国库,但是万历竟然仅凭个人情绪就将其废除,如果万历能有秦惠文王的智慧,杀商鞅而保留其政,明朝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惨。
万历的问题在于,他很能花钱但是不能挣钱,明朝的财政汲取能力没有被充分挖掘,最富裕的商人和官僚地主、朱家宗室依然在征税范围之外。一方面财政花销扩大,一方面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而明末最后之所以灭亡,实际上就是因为财政不足,没钱发饷,没钱救灾。
这个问题,窃以为,明朝的衰落,应该是在万历朝晚期,真正的开始大幅下滑,应该是天启朝。
很多人都在说万历,这个不错,但是请注意,万历朝也是分阶段的。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万历朝是相当欣欣向荣的,史称“万历中兴”。即使是张居正去世以后,明朝的国库也依然相当充盈。最大的例子,就是十六世纪的最后十年,万历搞了个大名鼎鼎的“三大征”。
有人说万历三大征搞垮了明朝的经济,其实这是妄言。这三场军事行动对于明朝政府来说其实都不大,哪怕是最为著名的抗倭援朝,也不过是出动了几万人的一仗而已。而且,依照当时明朝强大的经济实力,这点事儿其实并不大。
真正让明朝面临衰落的,是三个基本原因——气候,党争和财源的断绝。
有关气候问题我们已经聊得很多了,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对于农业立国的明朝来说,粮食长期歉收既搞垮了税收也逼得老百姓起来搞事;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也只能靠抢劫谋生,我们知道,这伙土匪就是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
党争的问题,也在万历后期逐渐涌起。由后张居正时代逐渐引起的相互攻击之风在万历后期逐渐蔚然成风,各重要职位都开始变成党争的战场。其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打了败仗的杨镐,靠着其浙江人的身份,在萨尔浒之战中再次出任经略,最终一败涂地。
而财源的断绝,则是根本意义上打击了明朝的经济。在几乎以银本位为基本货币体系的明朝,其银源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而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和日本的内战以及闭关锁国,导致了中国的银源断绝,从而导致明朝的经济面临极大的困境,最后濒临崩溃。
而这一切,却又都发生在万历的晚期。比如萨尔浒之战,是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三十年战争是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1648年;日本的大阪夏之阵则是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大明党争最激烈的时候则是在天启朝。
因此,这场无可避免地衰落,便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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