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奇葩邪教

　　什么叫邪教？

　　清代的雍正皇帝回答：“所谓邪教者，非指世俗寻常僧道之流而言”，“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

　　雍正回答得很好，邪教是与正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释、道等正统宗教一般是“劝人向善”，“辅翼王化”，而邪教是“假神道设教”，打着宗教的旗号干着非宗教或扭曲宗教的事。有趣的是，雍正这一回答竟成中国历史上关于邪教最早的定义。

　　不过依我看，剥掉邪教花哨的外套，其本质是“三搞教”：搞钱教，搞色教，搞权教；有时是“三搞合一”，既搞钱，又搞色，还搞权。一般人实现“三搞”是通过生产、交易、卖命等，邪教主是靠“洗脑”(传教)，通过“洗脑”，让教徒心甘情愿、不惜抛妻弃子地向教主奉献钱财、美色，为其拼命抢权力。

　　立邪教、传邪教既然是发家致富的好“职业”，难怪总有那么多人孜孜以求地以此为发迹变泰的手段。为了让人信教，先要自我造神，编造创教教主的神化故事；然后施舍信徒些小恩小惠，如行医看病、困难救助、消灾纳福等；再许诺信徒大恩大惠，如末日得救、死后成仙、来世得优待等。这几招“洗”下去，信徒被“洗”成白面团，任由教主搓揉，剩下的就是教主如何开展“三搞活动”。以清代为例，邪教的“三搞活动”花样百出，邪乎其邪，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搞钱教”

　　先看“搞钱教”如何弄钱。

　　几乎所有的邪教，最初都“不过假经咒以敛财”，借用某种宗教教义、邪门咒语，胡诌成可以祛病除邪、消灾纳福、健身益寿的法宝，而民众对疾病、灾祸、死亡皆有恐惧心理，愿意花钱消灾祈福延寿，传教者稍加广告，就将巨大的“市场需求”激发出来，坐等收钱。

　　道光二年，“震卦教”的山东曹县人卢照常，与籍隶单县、寄居河南虞县的邪教世家廉方成，密谋竖旗兴立“敬添会”，准备凭此大赚一把。道光三年二月十五日，河南巡抚程祖洛在奏折里写道：“廉方成平日语言虚妄，自称神仙转世，画符念咒，能遣动纸人。无知之徒，往往被其诱惑。”这是典型的装神弄鬼。

　　然后廉方成开始施舍小恩小惠，说是教徒邵东明的儿子误食砒霜，“经廉方成呵气治痊，同教人更加信服。十月间，卢照常藉此起意捏造妖言，欲制旗创立敬添会，惑众敛钱”。

　　接下来就是许诺大恩大惠，卢照常诡称“廉方成能知劫数，不久天地皆暗，七日七夜不分明，无来历人均要闷死，惟有出钱入会拜旗，方可避劫。如肯多出钱文，不但可以避劫，至天地复明之后，闷死人多，财物地土无人收管，同会之人并可掠取钱财粮食，分得地亩。”

　　在此，卢照常给民众勾画了一幅美好的发财图景：未来某时会有一场七天七夜昏天黑地的劫数，不入“敬添会”的人都将被闷死。想想看，劫数过后，被闷死的人留下大量无人收管的财产，不正好让活下来的“敬添会”教徒分配享受么？但要想有权分配财产，必须入会时“肯多出钱文”。有了避免劫难和飞来横财的诱惑，还不赶紧交钱入会！“敬添会”如此不择手段地坑蒙拐骗，被清朝地方当局破获拿下，真是应了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

　　“搞色教”

　　次看“搞色教”如何渔色。

　　邪教借传教为名，引诱、强奸妇女乃常有之事，且理由是大言不惭的，谎称为修炼成功的必要。如《破邪详辩》引称：“男取阴神者，即成菩萨之果；女采阳气者，即成佛果之身。”混元教《立天卷》则宣称：“男女双修成正果，才是万汇总收元。”

　　有了“理论依据”，邪教教主渔猎女色有恃不恐，女教徒被教主睡了，非但不觉得是被诱奸、强奸，还认为是得了福分。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抚将蒋炳在奏折中说，“混元教”教主王会，教授信徒刘郭氏练采清气换浊气之法，要和刘郭氏睡觉，说是“有钱出布施，无钱出身子，总是一样功”，并许诺“修成大功封大宫院，修得小功得小宫院，看你修。”刘郭氏信以为真，不但自己和王会“修”起功来，还将自己的妹子冯郭氏等介绍给王会“修功”，“说亲近了他，自有福分”。

　　王会这形状跟街头杂耍多么相似：各位父老乡亲，在家靠兄弟，出门靠朋友，有钱的捧个钱场(王会按教徒交钱多少封王封侯)，没钱的捧个身子，欢迎大家多多献身支持。

　　王会奸淫妇女，竟把奸淫行为说成是“修功”，正应了一句话，“就怕流氓有文化”。不过，“悄悄会”会首石慈把奸淫妇女说得更让人诧目。嘉庆十年五月五日，陕西巡抚兼陕甘总督印务方维甸奏折说，石慈“以传丹为名，奸淫妇女。每于夜深念经完毕，令妇女灭灯同宿。石慈上炕翻滚，名为滚丹；与妇女行奸，名为传丹；既奸之后，名为得丹。其不甘被污者，谓之无缘”。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重视终极关怀，通过下半身来传教的，能有什么好教？

　　“搞权教”

　　再看“搞权教”如何猎权。

　　并非所有邪教一开始就有权力企图，萧一山《清代通史》说，“其始也，不过假经咒以敛财，及声势渐大，乃蓄异志。”史上很多走向揭竿而起的邪教，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

　　这里不能不提“天理教”以区区两百余人攻入大清紫禁城的“癸酉之变”。说的是嘉庆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在京郊一带发展势力的天理教“天皇”林清发动教徒造反，他造反不像别人那样找个险要的山头积蓄力量，进行南征北战，最后兵临皇城，将皇帝赶下台，而是直捣皇帝的老巢，杀进戒备森严的紫禁城！

　　林清起事，提前买通皇宫太监数人，准备数百人全力杀进皇城，攻到金銮殿，来个黄袍加身。可是太监们认为宫内狭小，容不下太多人，又天真地相信教徒们有“法力”，能以少胜多；林清也认为太监们熟门熟路，可以轻而易举拿下紫禁城，同意削减敢死队员，最后确定分东西两路，共二百余人，伪装成向宫内送东西的商贩挑夫混入宫内。

　　东路由太监刘得财领路，因入东华门时与送煤者争道，推搡时露出藏掖的刀剑，被守门军士看见，急忙关闭城门，但为时已晚，十数名教徒冲了进去。

　　西路由太监杨进忠领路，全部进入西华门，杀向大内。皇次子旻宁(后来的道光皇帝)当时正在上书房，闻变从容布置，传令四门戒严，调集官兵围捕，并用鸟枪打下两名准备越墙准备进入的教徒。经历两天一夜的战斗，除牺牲者外，天理教徒被俘者二十四人，皆被凌迟处死。

　　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时，嘉庆皇帝正在由承德避暑山庄返回北京的途中，听闻汇报，简直晴天霹雳，紫禁城自建城以来四百年从未有过此等事，自己的老婆孩子差点成刀下鬼，着实令他沉痛不已，事后便写了一份《遇变罪己诏》，又要求大臣们“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要大臣们忠诚职守，不要再增加我的罪孽了，否则你们就滚回家种红薯去，足见这场事变在嘉庆皇帝内心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