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爱历史,尤其喜欢明朝的文化建筑器物,我大概算得上是半个明粉。但即便在半个明粉的我看来,也觉得老朱家二百七十六年治天下,进取心不及隋唐、开明处不及两宋,还是存在着许许多多不足之处的。
其中有一点,算得上特别失败。借着这个问题,就聊聊明朝这最大的一个坑吧。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明朝第一坑:倾天下之力以养朱家后代子孙
这个坑,是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己留下的,朱元璋和出身世家的赵匡胤不一样,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出身非常穷苦、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底层农民。当了天下一人的皇上,他遵循的仍然是农民的心疼孩子方式。不是给朱家子孙最广博的教育,多样的人生选择,积极健康向上的训导。而是让他们都当中国最大的地主,极度富足,除了太子之后,其他严格管束,不可以出来做事。
就这样,朱家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猪家,而且不事生产,全要喝百姓血汗的猪。朱元璋把儿子封了24个王,全国好的地方都给占满了,让他们享尽人间荣华。
这在初期还罢了,人还少,洪武年间,老朱家拥有亲王郡王将军等爵位的人不过49位。
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经过不断的生息繁衍,朱家人呈几何级数的增长,二百年后,这个数字已然发展到近三万人(28924人),增长了五百倍。
而除了有爵位的,整个朱姓皇族人口,在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至公元1521年)总计达到了10万人,七十多年后的万历初年(公元1595年)增加到15.7万人,三十年后(公元1620年)已突破60万人(数据摘自《神宗实录》)
但天下还是那个天下,生产之力是有限的,哪里来那么多的禄米银两供他们奢靡!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上书: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即无灾伤蠲免,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愈加蕃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
这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日子,即便整个大明人口一亿计算,举天下之力来为朱元璋养这六十万万子子孙孙,包括他们的外围,也是越来越养不动了。加上小冰河时期天下灾祸,这些人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万恶源头。所以李自成攻破洛阳,上演一出残忍的福禄宴故事,有人拍手称快,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而且,朱家之训,外面子孙不准科考,不准经营操持买卖(贱业),不许涉政,也就是说,占有最大社会资源的这些人不但极度耗费,激起社会矛盾,对社会贡献微乎其微几近于无。
在明末的风云变幻中,藩王们也成了众矢之的,被宰割的对象,中间唯三个有些见识作为,一个是在在音乐方面做出贡献的,一个是协助地方死守开封的周王,一个是崇祯朝积极北上勤王,然后被宗庙惩罚的隆武帝。
明朝问题还有很多,但这一个,无疑才是最大的坑!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大,造成明朝衰败的原因有很多,特别是到了明朝末期,朝廷腐败,朝政混乱,暴露出来的弊病层出不穷,可以说明朝治理失败的地方太多了。但要说明朝治理最失败的地方,个人觉得应该是明朝的赋税制度。
明朝的赋税制度存在很大的弊病,明朝末年国库空虚,连军饷都发不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赋税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同时明朝赋税制度的弊病也间接造成了贫富差距加剧,地主阶层大肆侵吞平民百姓土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这也是明末农民起义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李自成带着他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成为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大明不是明白人,自然也有有识之士看到了明朝赋税制度上的弊病,所以张居正才会推出“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明朝混乱、严重不均的赋税制度,减轻了农民不合理的赋税负担,限制了底层官吏的贪污舞弊行为,取得的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张居正主政推行“一条鞭法”期间,大明国库充盈,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可以说是大明朝最富裕的时期。可惜的是因为“一条鞭法”触动了地主集团的利益,所以在张居正倒台后不久,“一条鞭法”很快就被废止了。
平心而论,明朝赋税其实不算重,至少还算不得苛政,它最大的弊病在于严重不均,明朝为了表达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规定有功名的士子可以不纳赋税,这就给了人钻空子的机会,地主们把名下的土地“托寄”在有功名的士子名下,从而逃避赋税,这就等于把负担转移到了底层的贫苦百姓身上,也加剧了贫富差距,百姓交不起赋税,只能低价变卖田产,地主趁机倾吞贫困百姓田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朝廷能够征收的赋税却越来越少,国库自然就空虚了。
明朝赋税制度最不合理的地方就在农业税和商业税征收上,本来经商肯定是比务农要富裕的,可是明朝的农业税却比商业税要重得多,这说起来根子还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所以他十分重视农业,一心想要重农抑商,就制定了明朝奇葩的赋税制度,不征商业税,因为朱元璋认为征收商业税就等于承认了商人的地位,而且无商不奸,征收商业税的话,无良的商人一定会把商业税转嫁到农民头上,加重农民的负担。朱元璋的本意是好的,结果却是富得流油的商人不用纳税,穷得吃不上饭的农民却得承担起国家运转的赋税重担。
谁都不知道这不合理,为什么没人提出要征商业税呢?因为掌握朝政的文官集团代表了富商巨贾的利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东林党,东林党本身就是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而江南正是明朝商业高度发达的地区,所以他们打着“不与民争利”的旗号反对征收商业税,也就没读过几天书的魏忠贤不吃这一套,非要征商业税,东林党就和他死掐起来了,也将明朝的党争推向白热化,这中间的是非对错我们暂且不论(过段时间我专门发个帖子来分析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功过是非),但有一点不争的事实是,魏忠贤掌权期间,明朝的财政还没有崩溃,军饷能够按时供应,建奴也一直过不了山海关。
综上所述,我觉得不合理的赋税制度是明朝治理最失败的地方,也是导致明朝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经历200多年的发展后, 明王朝已经形成一套成熟且被广泛接受的官僚行政体系, 其陋病也不断积累至最终爆发。即使经过张居正及部分内阁首辅的改革, 仍然无法改变王朝的颓废与没落。由上而下层层压迫使得普通民众对不断加重的粮饷及税负不堪其重, 同时, 官员数量成几何比例地增加, 也使得管理成本更为高昂。作为明朝中后期一个显著的特征, 流民成为基层政府组织所面对的一个棘手难题。
同时自天启末年以来的大面积灾荒也对朝代的灭亡推波助澜, 洪水、旱灾、蝗灾甚至瘟疫都集中在同一时间段爆发, 长达近十年的大旱, 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动乱, 但官员的贪污却不因此有所收敛, 各级政府利益交错, 形成了一张紧密相连的关系网。发展到后期, 军饷军粮都无法保证。另一方面, 明朝朝臣不重视绩效, 大批官员开始抱团, 并形成严重的党派争斗。因为党派争斗, 选择站队被大多数朝臣奉为为官准则。尸餐素位的官员, 如果投靠了权重的内阁靠山, 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幅度的晋升。在天启年间, 这样的党派争斗由于皇帝对阉党没有有效控制而迅速达到顶点。同党相护以及防止自我利益不受损失导致朝臣相互联手, 使得崇祯很多举措因大量朝臣反对而无法施行, 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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