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鲁迅在《祝福》开篇说到的那样：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1932年年底，创刊近三十年的《东方杂志》以“新年的梦想”为题，策划了一期专题，胡愈之在征稿信中如此写道：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一时之间，当时名流如柳亚子、徐悲鸿、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等人纷纷响应撰文，这一于1933年元旦出版的专题也成为民国史上最著名的专题之一。
然而，就像鲁迅在《祝福》开篇说到的那样：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民国那些名士，是如何度过旧历新年的呢?
无可无不可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但民间传统显然无法于一日间革除，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照例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7月，继任大总统的袁世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批准以每年旧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起开始实行。这也就是春节一词的来历。
尽管坚守传统的人仍是多数，但新旧之风的犬牙交错，毕竟影响到了普通百姓，对于过节，人们有了不同的态度。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曾回忆道，早在民国前一两年，家中除岁方式已然做了“维新”。“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过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他的父亲则说道：“我愿在哪一天过年就在哪一天过年，何必跟着大家起哄?”
最有代表性的是1915年，几位名人选择的度岁方式，各不相同。
这一年，梁实秋的清华同学吴宓，把除夕当做“充电”的好时机。1915年2月13日，吴宓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
而在鲁迅的日记中，又可见民国的另一副身段。
1915年正月初一，时在北京的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旧历乙卯元旦。星期休息”，“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逖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章师”即是章太炎，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多次聆听他讲学，以恩师视之。此时，章太炎由于大骂试图称帝的袁世凯是“独夫民贼”，已被软禁在北京一年有余。名为“软禁”，袁世凯却丝毫不敢怠慢，每月供给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说经讲学文字也不禁传抄，可见袁氏当国，敬畏之心犹存。由此，即便在教育部任公职的鲁迅前来拜会这个敏感人物，亦无不妥。
民国肇始，虽然新旧杂陈，毕竟已经有了“无可无不可”的气量。
同一天，胡适结束了在纽约的访问旅程，乘船离开，目睹“高屋灯火点缀空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乃见众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皆遥指谓余曰：‘此‘自由’也!’”。
意味深长的一语，为初生民国画龙点睛。
升腾时代
1928年6月15日，蒋介石北伐成功后，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12月8日，国民党中执委提出《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废除旧历。按照意气风发的蒋介石的说法，“民国成立以来已经十八年了，在十八年中间社会一切旧习很难打破，年历就是个证明……希望我国社会上能把一切不好的习惯打破，遵照政府所定的方针做去。”做足了革故鼎新的姿态。
孰料，命令出台后，不仅让国民党招致舆论“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指责。民间庆贺年节更是一切如故。不得已，国民政府在1934年初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步入壮年的民国，多元的声音及诉求已经无法用一纸强令统一。唯有人情，在这个被国民党称作“黄金十年”的升腾时代，越来越浓。
1934年2月，向来以冷峻示人的鲁迅好好地过了一个春节。他在正月初二的《过年》一文中写道，“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他还在正月初一收到了母亲从北京寄来的一盒糟鸡，及给儿子海婴的九件玩具，并给三弟建人家送去了礼物。
胡适则在除夕这天一口气赶了若干饭局。“午饭在欧美同学会，有两局：一面是孟和、孟真为袁守和饯行;一面是余上沅约梁实秋吃饭，并有今甫、一多、吴世昌、陈梦家、公超、林伯遵众人”，“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我回家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
就连蒋介石也不例外。
1934年除夕，正在福建浦城的蒋介石携宋美龄在郊外山中散步时，发现了一株怒放的白梅。蒋介石细心折了几枝，晚上点起红烛时，把梅花放在一个竹筐里送给宋美龄，作为新年礼物。宋美龄后来对旁人说：“你们或许明白我何以愿意和丈夫在前线共尝艰苦。他具有军人的胆略，又有诗人的温柔呢!”
这种温情，贯穿于整个民国世界。
1936年正月初一，京剧大师杨小楼在北平上演《贾家楼》，上座极盛。杨小楼的几场开打精彩异常，台下不时掀起阵阵掌声。不料戏临结束，杨小楼在最后一场开打时竟然失手，他手执的长刀掉在台上，场面顿时尴尬。
然而，在场者没有一个人喝倒彩，观众们先是愣住了，随后，不少人发出了善意的笑声。杨小楼抱歉地朝全场观众笑了笑，拾起掉落的长刀，又继续打下去。
一件小事，颇见当时的民风。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在享受节庆的欢愉。
忧国之心
民国名士中，梁漱溟的过年方式可谓特别，据说，他过年期间绝不看戏，甚至不许他的家人去看。这个长期在农村生活、体会过农民苦楚的鸿儒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选择的除岁方式，通常是奔波劳碌。
1936年除夕，北平的戏楼热闹非凡时，梁漱溟正在赴广州作讲演的途中。路经上海，他造访了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话题主要围绕着当下的紧迫时局。梁实秋后来回忆道：“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
一语成谶。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梁漱溟的务实，于此后数年的春节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国共合作后的1938年初，身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只身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就当前局势进行了两次长谈。回归途中，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除夕之夜，他一个人住进河南的旅馆，过了一个寡淡的春节。
1939年2月初，梁漱溟在征得国共双方同意后，带了五六个朋友和学生，到豫、鲁、晋、皖、冀以及苏北等八大省市部分敌后游击区巡视，2月18日的农历除夕，他只在日记中简短记道：“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以后八个多月中，他走了50多个县市，食宿过的村、镇将近200个，于10月返回成都。其结论是：“总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随后，他奔走于重庆、成都之间，联系一些知名人士，先后发起并参与创建“中国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0年初，梁漱溟觉得这两年与孩子相伴太少，遂于当年春节携二子来重庆北碚“休假”。名为休息，实则对北碚的各项事业，又作了一次全面考察。次年，梁漱溟将其在璧山县创办的勉仁中学，迁来北碚金刚碑罗家湾。
忧国之心，人皆有之。除了名士梁漱溟，普通百姓亦复如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趣事是，1941年除夕夜，奉行“曲线救国”的汪精卫在南京颐和路汪公馆前张贴了一副春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标榜自己为“三民主义”信徒。当晚，就有人在对联上略作修改：“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意思顿时截然相反。据说，从此之后，汪精卫再也没有写春联的雅兴了。
依旧是民国的风骨。
变与不变
1949年，1月28日，又是一个农历除夕。这一天的胡适日记一字未写，而贴上了一张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简报。蒋介石、李宗仁等民国政要赫然在列。对于视国民政府为合法政权的胡适而言，此举心境，可想而知。
同一天，蒋介石在奉化溪口老家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这次的春节，委员长过得十分用心。
除夕夜，委员长“全家在报本堂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吃过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接着又回溪口宗祠及大、二、三、四房祖堂祭祖。大年初一下午，蒋介石独自“在慈庵读书散步”，晚上“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
据蒋经国日记说，“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大公报》说得更加明白：“旧历新年祭祖一定不是好兆头，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
显然，蒋介石知道，民国气数尽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是年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的凤凰山机场飞赴台湾，一去不返。
江山易主，春节习俗依旧不变。
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沿用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农历新年称为“春节”。
民国风流尽去，走上春节舞台的，换成了共和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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