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遭蒋介石忌恨被美人计害死在床上

白崇禧遭蒋介石忌恨被美人计害死在床上

白崇禧

 

 

白崇禧彻底惨败后,李宗仁到美国治“病”去了。桂系实力已输得精光,何去何从?此时,摆在白崇禧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像李宗仁那样,移居海外;一是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至于选择哪条路,白崇禧犹豫不决,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当程思远问白崇禧与解放军对抗下去,有何把握时,白氏即坦率回答说:“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

历史

有一个交代罢了!”而在此时,蒋介石也来信邀请白到台湾,并允诺去台后“自有重用”,还派专人送金砖到海口,说是发清白崇禧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白是不敢贸然去台湾的。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对他有所忌惮的话,那是因为他手中还掌握了几十万的军队,如今他只是个“光杆司令”。这点白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白不知道蒋“邀请”的用意,猜测可能是想让他劝说李宗仁,使得蒋介石重新复职。白崇禧派李品仙先行赴台,名为办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桂林绥靖公署结束事宜,实际是赴台打听政治行情。李品仙赴台后,即致电白崇禧,称蒋介石、陈诚都希望白去台湾,共荷“戡乱救国”之责,这就坚定了白崇禧赴台的信心。1949年12月30日,白在蒋介石函电的催促下,终于从海口飞往台湾。白崇禧的至交、立法委员何遂曾向白氏进言:“上将回台,将必难免一死,应乘机起义,响应共军。”白氏回答:“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白崇禧赴台是一项轻率的决定,他在过去的二十二年中多次与蒋介石斗争,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之所以没有立刻对他下手,是因为白还有牵制李宗仁的作用。但白崇禧这一进入台湾后,就再也不能离开台湾了。

白崇禧到台湾不久,又将家眷20多人从香港接到了台湾,在台南盖了两栋房子,安置大哥、九哥、六弟、二妹等亲属,他自己一家则住在台北松江路127号一幢旧式平房中。有些朋友感到难以理解,就问白:你怎么全家都搬来了?某人到美国去,某人到

日本

去,某人到泰国去,某人在香港,某人出境证都预备好了,你还搬到这里来?白却回答说:“我们大陆丢了,我们是现役军人,负很大罪过,中央不处罚我,自己良心自责。台湾是复兴基地,祖国领土就只剩这一点点,希望在这生根发展回去,除此之外,现役军人死无葬身之处,跑到哪里去?”不过,话虽这么说,白崇禧心中也是茫然得很。有一天,白崇禧与何应钦一同去打猎,途中谈起时局,两人都认为希望渺茫,感到很绝望。白崇禧说:“我是信仰宗教的人,对世界局势,人类的前途,真主会有一个安排,我们打猎吧!”孤悬海外,如波涛中扁舟一叶,白崇禧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真主身上了。

此时的白崇禧还对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幻想存有一线奢望,他自负地认为,蒋介石还要靠他统兵杀回大陆。蒋介石自12月10日离开大陆退往台湾后,即紧锣密鼓地为复任“总统”做准备。他一方面发动

国民党

中央非常委员会、“监察院”等党政机关向李宗仁施加压力,同时派吴忠信找到白崇禧,要其写信规劝李宗仁。于是白崇禧又与吴忠信联名发了个电报给李宗仁,说明海内外要求“总统”复职,实在有此需要,希望李宗仁答应以“副总统兼特使”名义在美国养病,争取美援,内外相维系,共维国势。1950年1月16日,白又与李品仙等联名给李宗仁发了电报,提出建议,称如须继续在美休养,深恐久旷国务,应请致电中央,自动解除“代总统”职务。李宗仁的态度是既不返台,也不辞职,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3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之公意”为辞,宣布“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在蒋介石复职前,白崇禧特致电李宗仁,“望保持缄默,勿表反对”。但李宗仁置之不理,在蒋介石宣布复职的当天下午,即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抨击蒋介石的“复职”为“违宪”。为此,白崇禧又奉蒋之命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责备其不该唱反调。

李宗仁在美国,蒋介石鞭长莫及,不能治他的罪,白崇禧就不能放过。当年白崇禧几次乘危逼宫,这对蒋来说,是非常难堪的事,蒋对此忌恨不已,但他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而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崇禧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的监视。敏感的白崇禧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减少外出活动和与朋友的交往,连打猎下棋的爱好也自动收束。有一次,白的轿车开出去后,即发现后面跟着一辆吉普车,走了不多久,那辆吉普车抛了锚,白崇禧知道那是一辆盯梢的车,连忙命自己的司机停车,并派侍从人员去告诉那辆车上的人不要着急,慢慢修车,白崇禧自觉停车等他们。奉命监视的特工人员没料到被白崇禧看出了行藏,显得相当尴尬。还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账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连忙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闻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两桌人是有任务的,白崇禧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真不愧是小诸葛。

蒋介石虽然没有公开处罚白崇禧,却由湖北籍“国大代表”敲山震虎,在“设计委员会”会议上对白崇禧提出弹劾案,主要有两点:(1)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2)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不过,蒋介石暂时还不想借此清算他,陈诚也为白崇禧开脱。

1954年“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旧案重提,并有40多名“国大代表”联名。白崇禧不得不再次以书面答复。最后,“国大”会议决定将此案保留,一场弹劾案才不了了之。

不久,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潘公展在香港《新闻天地》刊登文章,提及当年白崇禧逼宫事。1959年蒋经国在台湾出版《危急存亡之秋》一书,将白崇禧逼宫案原原本本地披露了出来。这样一来,白崇禧再想辩护也不行了。逼宫案成了白崇禧晚年的最大心病,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想站出来辩护,真是百口莫辩,不出来辩护则又等于默认。白崇禧时刻担心蒋介石一怒之下,清算旧账,拿他开刀。

1952年10月,蒋介石在台湾召开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国民党改造结束,组建中央委员会,同时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以安置“党国元老”,白崇禧并未能在这两个机构中占一席之地。当然,白崇禧也并不完全是平头百姓,他在台湾还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大代表”、“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的头衔,从事一些无关紧要的礼仪性活动。罢免“副总统”李宗仁的职务,就由他主持国民大会“处理”。

白崇禧在台湾真正属意的一项职务是“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中国回教协会1938年成立于武昌,由白崇禧担任会长,次年改称理事长。以后这一职务一直由白担任。1955年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台北,邀请白崇禧以“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名义访问中东,蒋介石恐其一去不复返,不予批准,并授意回教协会改选理事长,白崇禧不得不将担任了二十余年的“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辞去。不过他在台北主持修建清真寺,在回教事业上还是做了些工作的。

白崇禧在台湾生活十七年,除了偶尔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很少有事可做。平时在家读书写字,据说白崇禧的书法造诣颇深,但不轻易示人。此外,他还有两大爱好,即下围棋和打猎,藉以打发时光,舒解寂寞。

白崇禧晚年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口述自己的回忆录。从1963年2月开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派出科研人员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人,访问白崇禧128次,时间持续了近四年,直至1966年11月24日白氏逝世前8天止。贾廷诗等人将白氏口述整理成初稿后,由近代史所所长郭廷以校阅,前71次的访问记录稿并送本人订正,以后部分因白氏突然去世,未经审阅。1980年至1985年,香港《中报》月刊征得白氏家属同意,在该杂志上连载白崇禧回忆录。1984年5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将白氏口述回忆录以《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为书名,分上下两册公开出版。

白氏回忆录,从自己的家世说起,依次叙述他求学、从军以后几十年亲身经历的大事,对统一广西、北伐战争、反蒋战争、抗日战争及全国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重要战役的战略思想、战略方针,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作战经验和教训,并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白氏回忆录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由于白崇禧所代表的新桂系在北伐后的二十余年间,与蒋介石既合作又对抗的特殊经历,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加上身处台湾特殊环境,因此,白崇禧在口述自己的回忆录时,难免在一些问题上不得不托词辩解,或刻意回避。在当时的环境下,白氏如此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阻难,抵达北京,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国,对于在台湾的白崇禧来说,却是致命的一击。李宗仁一回大陆,白崇禧牵制李宗仁的价值消失,蒋介石不再需要白崇禧了,白崇禧也就自身难保了。据说,白崇禧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很痛苦地对身旁的人说:“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事实上,李宗仁回大陆后,蒋介石即迁怒于白崇禧,他命令毛人凤对白氏直接采取制裁行动。毛人凤将这一任务交给谷正文办理。

谷正文奉命后,就积极策划暗杀行动,并确定行动的最高原则是:绝不留下半点痕迹,以免外界怀疑是一起政治谋杀。谷正文收买了白崇禧身边的一位姓杨的副官。不久,这位杨副官报告:“先生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这样,谷正文决定在白崇禧出外打猎时,于山野外杀死他。

谷正文密令侦防组:“暗杀不准用枪。要把一切制造意外死亡的条件搜集起来。”

经过勘查,侦防组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崇禧当时已年逾七十,不会徒步上山,而一定会乘轨道车。

这样,侦防组派人到现场实地勘查后,决定等白崇禧上山时,把握时间破坏途中一木制小桥,等他下山行经桥面时,便会连同轨道车一起坠入50余米深的峡谷。经过实地演练,他们还找到了螺丝松脱法,能丝毫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

事发当天,白崇禧等一行人兴致很高地去打猎。10点37分,白崇禧一行人通过预定的谋杀地点后,侦防组的行动人员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钉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的树丛里,静候白崇禧等人下山。

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的响声,两辆车从高山背面滑出,相距约30米。前面一辆车上坐着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坐在后面一辆车上。当第一辆车滑到已经去掉了螺丝钉的桥中央时,突然连人带车一起坠入深谷中。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白崇禧的一名副官用力将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深谷。

白崇禧从地上爬起,拍去尘土,他望着谷底下的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再望望四周的山野,似乎明白了什么。事后,谷正文和毛人凤前往蒋介石官邸汇报行动结果,蒋介石并未苛责,只是不无遗憾地对他们说:“再从长计议吧!”

白崇禧经历这次险情后,行动更加谨慎,这使谷正文的暗杀行动很难下手。白崇禧晚年异常苦闷。在白夫人去世后,为解除烦闷,居然与身边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侦防组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买通医生下重药,置白崇禧于死地。一天,谷正文打电话给医生赖少魂询问白崇禧的情况,赖少魂报告说:“白将军不是病,他想补……”

“不管他是买什么,你要发挥自己的专长,蒋总统要你多‘照顾’将军,须以猛药起沉疴,重病得下猛药。”谷正文暗示赖少魂在药的剂量上动手脚,使衰老的白崇禧不胜药力,“补”不起。赖少魂奉命后,立即给白崇禧开了一帖药力很强的药方。白崇禧照方到天生堂中药店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往后数月,白崇禧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张小姐频繁往来。俗话说,“房中之事能杀人”,对白崇禧这样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来说尤其如此。不多久,白崇禧即油尽灯枯。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到白宅夜宿。就在这天晚上终于发生了悲剧。第二天早晨,白崇禧的副官发现主人赤身裸体趴卧在床,而张小姐早已离去。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叱咤风云数十年的小诸葛,却在失意中不明不白地走了。另有一说法是,白的遗体上呈铜绿色,不像自然死亡;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主人晚上喝的药酒杯中尚剩有小半杯药酒,但后来药酒与酒杯都不见了。但白家自觉此事背景复杂,并未追究。

白崇禧死讯传出后,“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与“国防部”部长蒋经国立即派遣“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前往白府吊唁,并宣布由“国防部”负责以军礼治丧。接着由何应钦、孙科、陈立夫、顾祝同等200余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协助办理丧事。12月9日上午,在台北市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自颁发了“轸念勋猷”挽额以及“旌忠状”。上午7时50分,蒋介石亲到景行厅向白崇禧遗体告别,鞠躬致敬,并献花致祭。8时50分,在何应钦主持下,公祭仪式开始,前往致祭的台湾党政军高级官员和各界人士有严家淦、张群、孙科、陈立夫、蒋经国、黄国书、李嗣璁、莫德惠、顾祝同、张知本、谷正纲、陶希圣、谢东闵、李石曾、叶公超、黄杰、俞大维、于斌、郑彦棻、石觉、李国鼎、罗列、刘安祺、高魁元、徐焕升、赖名汤、陈大庆、梁寒操、余汉谋、蔡培火、李品仙等,共2000余人。公祭团体有“国民大会”,“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院以及“国防部”与陆海空军联勤警备总部,广西和广东同乡会等159个单位。

公祭仪式结束时,由“现役”一级上将顾祝同、余汉谋、黄镇球、周至柔四人将大幅“国旗”覆盖在灵柩上,随后由遗属将灵柩扶上灵车。出殡行列由宪兵摩托车队开道,后面依次是:军乐队、仪仗队、装载蒋介石颁发的挽额专车、“旌忠状”专车、陆军一级上将旗车、所获各种勋章专车、灵柩车及家属车队。12时20分,灵车抵达台北市近郊的六张犁回教公墓,按照回教仪式与夫人马佩璋同穴安葬,并由回教教长率领教友300多人为白崇禧灵魂祈祷。与国民党其他死去的将领一样,他的墓地也是朝着大陆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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