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蒋介石的第一桶金

蒋介石与黄埔一期生合影
蒋介石与黄埔一期生合影

  黄埔!蒋介石一切辉煌的起点。这个浙江奉化的小镇青年,终于在37岁上踏上了步点儿,找到了自己方向。在这里,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蒋介石就缔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军政圈子,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基础,在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成为中国力量的代表。或许蒋介石不曾真正统治过中国,但他的确抓住过什么。

  蒋介石是怎样做到的?风起云涌大革命时代,选择站在哪才是关键。当北洋政府政治资源耗尽,苏联的巨额投资到位,国民党各派系你争我夺时,蒋介石站在正确的地方,干了正确的事情。

  诚如小米创始人雷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创业,就是要做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风口站对了,猪也可以飞起来。”革命!何尝不是如此?

  不过,如何能站在风口?这却是一个难题。

  站在风口上的蒋

  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前的蒋介石一直在积累,在寻找这样一个风口。

  参加革命以来,蒋介石可谓“冲锋陷阵”:亲率突击队百余人杀入闽浙总督衙门,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攻打江南制造局,立下不少功劳。但是,出身浙江奉化的他,始终不能混进孙中山为核心的“粤人”圈子。直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登舰护卫,鞍前马后40余日,才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

  1923年2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到苏联考察军事。

  谁都知道赴苏考察,洽谈援助的最佳人选是廖仲恺。廖仲恺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最拥护“联俄容共”政策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抽不出时间来。此时,蒋介石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表示“希望赴俄”。孙中山正好在给廖仲恺找“替补”,就选中了蒋介石。

  12月15日,蒋介石从苏联回国,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一个月后便被孙中山委派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所谓“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叫蒋介石历练一下,大权随后就交给他;另一层意思则是“你先筹备着,我再权衡一下。”

  此时的蒋介石虽然有了“勤王护驾”的功劳,但是孙文仍然把他视为侍卫长看待,并不看重他的政治才能。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只能算是个小角色。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见不到蒋介石的名字。不要说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居正、李烈钧、柏文蔚、谭延闿、于右任等党内大佬,就连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名字都排在了蒋介石的前面。更可气的是,蒋介石连浙江省党代表的位子也没混上,仅仅以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一大上亮相。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郁郁寡欢之状可想而知。

  党内地位如此之低,这叫蒋介石心中不乐,一气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书请辞,“拂然而行”。

  当蒋介石带着陈洁如来到上海西藏路张静江公馆时,张静江显得非常讶异。他不解地问道“介石,中山先生器重你,委托你办军校,也就是将本党之命脉交由你,责任重大,你理应尽力才是,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上海?”

  蒋介石告诉张静江:“中常委打算让孙先生兼任校长,而孙先生属意程潜和许崇智,只让我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我实在不愿意给人家做嫁衣裳!”

  听明白蒋介石的意思后,张静江答应他,在孙先生面前说话,保举他当“校长”。

  蒋介石负气出走之后,黄埔军校的筹备事务,全摊在廖仲恺身上。廖仲恺于3月26日电蒋:“转介石兄,归否?请即复,俾得自决。”言下之意,你再不回来,我就自己干了!蒋介石也知道,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不办,遂以婉转的文字给廖仲恺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并在电报中对校务做了一些安排。

  不过,蒋介石还想拖一些日子,等个准信儿。

  最终是孙中山等不及了,派许崇智请他回来履职。许崇智告诉蒋介石,自己无心校长一职,还说:“李济深当教练部主任,戴季陶当政治部主任!”听到这里,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1924年4月21日,蒋介石心满意足地回到广州,于26日到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并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代表,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

  此时,在孙总理、廖党代表之下,蒋介石在黄埔名列第三。直至次年,孙、廖相继辞世后,蒋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第一把交椅。

  苏联的风险投资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两国走过了一段“蜜月期”。苏联人以“大公无私”国际主义情怀,向中国援建了156个大型项目,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打下了坚实工业基础。实际上,苏联的“无私援助”早就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前二十五年,苏联的第一个项目就在珠江上一个江心小岛上建了起来。

  1924年春夏之交,在苏联的支持下,孙中山才得以建立起黄埔军校。为了这座军校苏联花了不少本钱。为了黄埔军校,苏联派出了高规格的军事教官。这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来华“苏联专家”。苏联教官最多时达到三十多人。在第一次“东征”时,苏联名将加伦将军率领二十名俄国军官参战,第二次“东征”时,参战的苏联军官更多。

  黄埔军校的“苏联专家”们主要负责军事教育,采取了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军校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教军事理论,术科主要教军事技术。

  由于当时军情紧迫,必须将原定三年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为此,苏联顾问会同军校有关人士进行研究,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按六个月的训练要求,重新制定出军事教育计划,安排各项科目进度,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二是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五大教程。

  对于学科,他们按照新编的讲义,采取示范教学法,深入浅出,使学员在课程内容多、时间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掌握要领。至于术科,苏联顾问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几乎每个新科目,都由他们亲自示范和反复教练,指导学员们学会为止。

  此外,军校顾问还同学员一起实地考察,选择构筑工事的合理位置,培养他们的实际指挥能力。

  除了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更是黄埔军校的特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着重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

  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26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方面的课程。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以至于“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

  黄埔军校初创时,武器奇缺。当时驻防广东的粤、桂、滇等军阀,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割据防区,把持财政,对筹办军校并不支持。军校开张时,只有粤造七九毛瑟枪三十支,所需武器装备全靠苏联援助,才有了革命的“家伙”。黄埔军校第一任教育长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中说:第一批苏联军火就有长枪八千支,小手枪十支。八千支俄式步枪均配有刺刀,每枪有五百发子弹。学员们各个欢天喜地,说:“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此后,苏联继续向广东革命政府提供大批急需的武器弹药。

  据统计,除派遣军事顾问外,苏联为军校提供了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并“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正是有了苏联的大力支持,黄埔军校才能顺利组建,并很快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军官。这些年轻军官中,一部分成为蒋介石的嫡系,另一部分在大革命之后成为共产党的军事骨干,最终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这样算起来苏联人也没有吃多大亏。

  “党指挥枪”与三方共治

  此时的黄埔军校,并非蒋介石的天下。国民党各个派系以及共产党人都很清楚——黄埔军校是个“大项目”。因此,人事问题变得非常敏感。

  按照黄埔军校的权力格局。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三驾马车。平时主要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政治部主任辅助;政治部主任,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行党代表职权,可以当临时的老大。

  值得玩味的是,按国民党内地位论,廖仲恺、戴季陶算是国民党大佬了。同时,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戴季陶则是国民党右派代表。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众望所归,也是各自政治势力的平衡。黄埔军校可谓“党指挥枪”和“左右共治”的叠加。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和戴季陶的关系,这两个浙江老乡,青年时代同在日本留学,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一般相信,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戴季陶留学日本时与日本女子所生。蒋纬国晚年公开承认戴季陶才是他真正的亲生父亲,可见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是多么铁。

  而蒋介石也并非校长的必然人选,除了许崇智和程潜,邓演达和何应钦也是黄埔军校校长的有力竞争者。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与廖仲恺关系太近,廖邓组合是除国民党左派外的其他政治派别不能接受的结局。因此,邓演达出局。何应钦的问题是在孙中山身边时间太短,此外也没人挺他,因此也出局。由于何应钦“无派系”的好处,蒋介石便任用他为总教官,从此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不过,“莫逆之交”的戴蒋组合,破坏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生态。开学不到一个月,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黄埔军校师生甚感莫名。其实是戴蒋组合不被国民党其他派系接受,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

  戴季陶神秘失踪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是旧派文人,根本不能胜任。于是,共产党人周恩来挤了进来。至此,黄埔军校形成了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三方共治的局面。

  争夺金子般的优秀学生

  蒋介石好不容易挣到黄埔军校校长的位子,希望在这里积累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因此,在黄埔军校刚开办时,蒋介石一门心思扑在军校建设上来。他身体力行,做到“不吸烟,不饮酒”,生活状态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判若两人。在校时,蒋介石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在军校开学后的8个月中,蒋先后向军校学员发表讲话46次,进行军事和政治基本观念的灌输,其中包含精神教育内容的就有近30次,讲题包括军人的义务、责任,革命军人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军人拿枪的目的,军人的纪律和服从、军人的团体生活等。同时,他自编《新兵精神教育问答》小册子,作为学员精神教育读本,主要内容有“我们为甚么来当兵?”“如何可以挽救国家危亡”等。

  蒋介石很注意联络师生感情。根据黄埔一期学员徐向前回忆:“黄埔军校开课后,蒋介石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同为黄埔一期的郑洞国则回忆:“蒋校长叫我去谈话,我非常紧张,他一口浙江官话,我生怕听不懂,加上紧张,几分钟的对答,出来时上身都湿透了。”

  黄埔学生大多是些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当然不可能懂蒋介石那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许多人对蒋介石亲自找去谈话,虽是一般地问几句,都觉得高兴和新奇。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也拉拢了不少人。

  蒋介石有相人之术,他在找学生谈话的时候,一般是自己先开个头,然后就很少言语,而是听学生说和看学生做。蒋介石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目光有神和应对得体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且加以关照。

  学生期择高枝而栖,师者须寻利器而用。蒋介石时常召见学生,联络师生感情、考察学生思想、志趣及长短处,作未来任用的参考、借鉴。对于他看好的学生,蒋介石经常会一次性给一笔钱。这笔钱的多少由学生的家庭条件而定,无论贫寒子弟还是小康之家,这笔钱的数目总是多到叫人惊讶。这笔钱一般会叫学生一家人觉得一辈子也挣不来这么多钱。这样足以打动人心,叫学生感激涕零。

  如果不是戴季陶的出走,蒋介石或许能把黄埔精英一网打尽。

  随着周恩来入主政治部,并在黄埔发展中共党团组织,情况发生了变化。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了一支完全由中共领导的学生军。在叶挺的协助下,周恩来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了另两支亲共产党的连队。这些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骨干。

  周恩来还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力量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

  伴随着愈发激烈的国共争斗,黄埔军校不再是不问世事的象牙塔。军校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集中反映在“孙文主义学会”(以国民党中反共分子为骨干)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共产党员起着主要领导作用)两大组织之间的斗争问题上。孙文主义学会由陈诚、贺衷寒等为骨干,胡宗南、桂永清等蒋介石的爱徒均在其中。蒋介石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对“青年军人联合会”怀恨在心。1926年4月15日,将其强行勒令解散。

  在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的积累,使得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高,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誓北伐。蒋介石当仁不让,出任了北伐军总司令。

  7月9日,蒋介石登台阅兵,誓师北伐。

  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带领着他的黄埔学生们,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拿下了南京城,并在不久之后把北洋军阀赶出了北京。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美国人眼中的蒋介石,眉头紧锁,眼睛炯炯有神,一副威严的军人派头。关于这期封面人物的介绍,小标题只用了一个词——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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