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称谓是由谁最后决定的？

1920年初，在李大钊的支持下，北大学生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对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与此同时，他与陈独秀开始着手建党事宜。在党名问题上陈独秀曾提议将Communism Party称为“社会党”，李大钊经过思考后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遭到警察局的逮捕，后经过同乡保释出来。出狱后，仍住北京北池子寓所，这时他已辞去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在此期间，独秀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做了一次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他讲演的重点，用大字刊出。北洋政府看到这些报纸，才知道他已出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警察站岗，等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李大钊得到这个消息，就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

李大钊为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排除了乘坐火车或汽车出京方案，经过周密思考，决定由自己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得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搭建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陈独秀和瞿秋白到苏联去，路过北京，住在邓初家中。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计划安排的。等到他们安全抵达中苏边界来信后，李才告诉大家沿途平安的佳音。

一份杂志缔结的终生友谊：李大钊与章士钊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了《甲寅》杂志，主张“条陈时弊，朴实说理”，倡导启迪民智，致力于探讨“政治根本之精神”，同时，针对当时国内舆论界的“国权论”，系统地宣传了“天赋人权”观念，在理论上深入地批判了专制主义思潮。《甲寅》杂志很快吸纳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青年思想家如陈独秀、高一涵、胡适及易白沙、吴虞、杨昌济等人参与，正是这批人，日后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时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李大钊，深深被《甲寅》所吸引，遂撰写了《物价与货币购买力》一文，投给《甲寅》。此文引起了章士钊的注意，于是便约见了李大钊。二人晤谈颇为投机，之后两人几乎每个月都要会晤一次，有时章士钊就留李大钊吃饭，关系日益密切。此后，李大钊 “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李大钊先后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国情》、《厌世心与自觉心》等一系列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并就“爱国心”的问题与陈独秀展开了争论。这场争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与《甲寅》杂志宣传的其他民主主义思想一起，被《新青年》所继承，为后来的作为启蒙运动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1917年秋，章士钊推荐李大钊接替自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而自己则专去讲授逻辑学。

李大钊接任馆长后，常向国外发函订购书刊，而每次发函订购，李大钊都要和章士钊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并请章夫人吴弱男斟酌函件文字，如是三年有余，李、章二人关系更加密切。1925年，吴弱男请李大钊为自己的三个孩子讲授《社会学》，每周到章家上课两次。由于家庭关系密切，李大钊叫女儿李星华认吴弱男为干妈。李大钊经常与苏联使馆人员接触，每次会见前，他总要作充分准备，就所谈的要点、预拟语句等，请吴弱男为之斟酌润色。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遇难。李大钊被捕前曾避居苏联使馆，吴弱男曾假借为儿子签护照，去使馆见李大钊，劝其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而李大钊却很镇定，迟迟未行动。不久，北京政府突派军警包围苏联使馆搜查，拘捕了李大钊等人。章士钊闻讯，由津遄返北京，企图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学良首肯，杨亦同意，于是入见张作霖。张作霖说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11将领商量。不久11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仅空谈理论，应对罢工罢学负责。于是李大钊等牺牲。

李大钊烈士蒙难后，吴弱男首先赶往府右街朝阳里3号李宅向李夫人赵纫兰慰问，后来又和章士钊一道去长椿寺奠祭。李大钊身后家中无分文积蓄。吴弱男与其亲友分头奔走，结果只筹集到2000多元。当时以棺木过薄，就从中支取200元，另购棺木改殓丧葬事，仅存1000余元，由李大钊烈士的同学白眉初及陶玄等管理，以利息支持遗属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