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反帝”的由来及确立

　　或许中国现代历史太缺少光彩,五四运动尤其显得夺目一些,也因此生发出多种不同的阐释。其中“反帝反封建”革命性质的阐释一直以来作为一种主流意识而存在并为我们所沿用。但是,在我们习惯性使用这样的概念时,却往往忽视或并不清楚其中“反帝”意义的由来以及确立的过程,即便偶尔涉及也是语焉不详,本文试对其作一定的梳理和阐述。

　　一、“反帝”的由来

　　(一)“反帝”的“舶来品”身份

　　“反帝反封建”已经作为一个常用词组频繁为我们所使用,殊不知它还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其中“帝”即指帝国主义,理论上应该说它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且这个词并非原产于中国而是经由日本输入中国,在中国最早见于1895年日本学者浮田和民(1858-1945)的《帝国主义》一书的译本,稍后,1902年赵必振又翻译了日本学者幸德传次郎(1871-1911)的《帝国主义,二十世纪的幽灵》[1]。列宁主义中所阐释的帝国主义主要吸收了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和191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观点。列宁在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目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二十世纪才达到的。”[2]670。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2]716。并最后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作了进一步的完善[2]738。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开始逐渐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1919年2月10日出版的《国民》杂志上,李大钊曾这样写道:“日本人提倡的泛亚洲主义不是一个民族自决的理论,而是帝国主义征服弱小民族的理论。”列宁的著作最先出现在中国的刊物上是在1919年9月1日,当时的半月刊《解放与改造》发表了他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与要求》。不久《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他在苏共八大所作报告的一部分,题为《民族自觉》。此后,在1920至1921年间,他的文章被源源不断地译介到中国,前后大约有10篇。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远东和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在1920年7月开始的二大正式会议上得以通过和确定[3]。

　　(二)“反帝”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随着爱国政治运动的不断高涨,以启蒙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逐渐跌入低谷,甚至连一般知识分子也深感以“立人”为主题的启蒙主义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的软弱和无力,因此他们的目光不知不觉中转向了收效甚快的政治救亡和阶级翻身运动,新文化阵营也在这种冲击下率先走向分裂,特别是其主将陈独秀携《新青年》南下,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扶植和帮助下,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了总书记,由此开始了中国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革命尝试。为贯彻共产国际二大和三大的会议精神,中共二大于1922年召开并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近期奋斗目标。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积极地进行着革命工作,并努力扩展和积蓄自身能量,但是这样的“星星之火”显然无法满足苏共及共产国际的“革命速胜论”,寻求新的战略合作伙伴成为他们的又一指导性的方针。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护法运动接连失败后,虽然在广州成立了与北方政府对立的军政府,但因与军界首脑人物“志不同,道不合”,又遭遇多次寻求外力资助而不得的尴尬境地,革命斗志正值低潮时期。在这样特定的历史境遇下,苏共抛出了颇具诱惑的橄榄枝,孙中山也颇感欣慰地找到了“平等待我之民族”,二者一拍即合。随后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中共三大于1923年召开会议,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全党加入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阵营,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运动。接着,1924年国民党一大也如期召开,会上也正式确定中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样,在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同时,关于帝国主义的革命理论也相应地为中国的革命政党所接受,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任务的漫漫征程。

　　二、五四运动“反帝”革命性质的确立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阐释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阐释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五四爆发不久后撰文说:“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4]党的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撰文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5]1后又进一步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5]101看得出,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已经显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不过他所言的五四运动仅是一种狭义上的理解,其中并没有包括新文化运动。张太雷后来也明确道:“迨至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6]1938年,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出狱后对五四运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认为,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开始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贼;反对旧伦理的束缚,促进思想和妇女的解放以扫除封建残余;促进科学,破除迷信,推动工业建设;反对文言文学,促进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促进人民权利,反对官僚政治[7]。显然陈独秀是从五四运动的广义角度出发,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五四运动的性质。不过,此时他的这种阐释已经不能影响中共关于五四运动的定性了。

　　(二)瞿秋白的先期准备

　　可以说瞿秋白为五四运动的“反帝”基调做了比较充分的先期准备。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进行,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指出,“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党向来以‘保护外人利益,决不破坏条约’为天责。五四运动虽有伟大的成绩而后来每况愈下,往往只替‘国际联盟’、‘国际协会’、‘华府会议’做宣传,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日渐隐晦”[8]30。稍后他又撰文写道:“我们知道以前已有许多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安徽学生运动等,这些运动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结的,可以说是无意之中自然而起的国民革命运动。”[8]135不久,他在《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一五四一五一》中开始有所觉悟:“五四运动的精神,正在于学生群众虽然仍是知识阶级,却已不以上书运动自限,而且他们烧曹汝霖宅,打章宗祥,破坏现在法制而制造‘革命的法庭’,确有几分革命的独裁制的意义。因此,表面上五四运动仍旧不过是排日的民族运动,而内容上却实现了民权主义的真原则(革命的独裁制)。五四运动的发展,摧残一切旧宗法的礼教,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主义,自然决不限于民族主义了。”[8]141可见,瞿秋白此时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已经开始转变。1925年五卅运动后,瞿秋白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中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来了,只两三天功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传遍了上海的工人区和贫民窟,……不到两年,这口号就变成了奉旨照准的标语。”[9]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反帝”热潮,从此以后反帝的革命浪潮席卷中国大地。瞿秋自在此时开始正式将五四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并初步确定了五四运动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性质,“于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渐渐的上了历史的舞台。……渐渐的将以前模糊的革命政纲变成很明了的革命口号——反对一切军阀,推翻帝国主义。”[8]157不久,在苏共的绝对支持下,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目标的北伐战争打响了。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瞿秋白再次对五四运动作了补充,他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中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是在于五四时代,……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8]247-248从这时起他将五四运动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指出了五四新思想也是受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北伐中,由于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革命实践与三民主义的不可调和性,终于导致1927年“四·一二”政变。面对国民革命陷入低潮又经历了党内斗争的形势,瞿秋白1932年在号召掀起所谓新的文化革命时说:“‘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是,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作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已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虽然所有这些抵抗的革命的倾向,都还是模糊的和笼统的,都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10]可见,瞿秋白对五四运动的阐释是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而不断发展的,虽然他也同时意识到五四运动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启蒙性质的内容,但并没有影响其对五四运动做出反封建残余和反帝国主义革命性质的定论。

　　(三)“新启蒙运动”的推动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之际发生的“新启蒙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的确立。1936年9月起,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在北平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和《论新启蒙运动》,认为30年代中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来,尊孔读经成为敌人和汉奸愚昧人民的工具,因此应该继续批判中国旧宗教、旧传统和旧思想,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并指出这个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部分”[11]。10月,艾思奇在上海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呼应陈伯达,并明确指出,五四所谓启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专制主义之“蒙”;而“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之“蒙”,因此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内容的文化运动。1937年,正值纪念五四运动18周年之际,北平一些文化和救亡团体提出“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的口号。张友渔、张申府等9名教授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并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响应。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等人纷纷发表评论予以拥护。“新启蒙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正如艾思奇所说:“为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呢?因为中国过去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高峰)是一种启蒙运动,而现在的这一个文化运动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启蒙运动。”至于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个运动?“因为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它要做的事完成。”[12]而且“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13]。所谓的“新启蒙”实际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动员人民投身于反对日寇及汉奸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是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但是我们要明确,“新启蒙运动”可以说是第二次文化运动,但与“人的觉醒”的思想启蒙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大相径庭,属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根据何慎之考证[14],新启蒙运动显然也影响到了毛泽东。通过《毛泽东书信选集》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在1936年以后不但读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发起人的书,而且还写信向他们请教。

　　(四)毛泽东的定论

　　在“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毛泽东将瞿秋白关于五四运动的阐释做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挥。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五四运动》文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15]558同年5月4日,他在延安青年所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群众集会上发表的讲演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15]563-564但这种认识很快就发生了转变,1940年1月15日他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文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并最终确立了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思想指导地位。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新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20年的特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15]672-673。在对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进行总结时,他说道:“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5]698并进一步宣称“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15]699。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后,五四运动“反帝”的革命性质作为一种官方的解释被最终确定下来,并广为流传,直到今天。

　　看得出,在对五四运动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不断被确立的。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这样的结果正符合了当年李大钊的愿望和预言,“不要把它(指五四运动)看狭小了,把它仅仅看作一个狭义的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5]464。今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第89个年头了,做一次这样的梳理权作一种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