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关于翻译的前世今生

探秘关于翻译的前世今生

 

    周代称翻译为“象胥”;汉代称为“舌人”;南宋以后改为“通事”……

 

    广交会期间,各种语言翻译活跃于展馆,成为各国客商与展商之间的沟通桥梁。翻译,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

    “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口译在香港一般称为“译员”或“传译”;台湾尊称专业人员为“老师”,所以他们称口译员为“翻译老师”。周代称翻译为“象胥”(译官);汉代称为“舌人”;南宋以后改为“通事”。无独有偶,拉丁语的“舌”字词根为“lingua”,称译员为“linguist”(与语言学家同字),与中文的“舌人”完全对应。

    清代广州贸易时期(1700-1842)的“通事”一般译为“linguist”,不过按中文字面也许应该译为“Jack-of-all-trades”(行行通)。日本17世纪江户幕府时代(1603-1867),荷兰语译员被称为“兰通词”;汉语译员为“唐通事”:前者只做语言翻译(包括笔译);后者下分“大通事”、“小通事”和“稽古通事”,除负责语言转译之外,还包括发放信牌(进口许可证)、海关、笔录、海外信息、清商管理等事务。

    “广州通事”指的是“广州贸易时期”的通商或互市(外贸)中的翻译。清初实施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关闭泉州、漳州和云台山三关,仅留下广州互市。1730至1830年间,为广州贸易的鼎盛期。北宋以来,广州作为最早设立的市舶司,在很长时期内是中国对外的最大商港。广州贸易时期不只以“行商制度”闻名,互市中“通事”所发明的混杂行话更是开“中式外语”之先河。

    这种混杂粤语与英文和葡文的语言被称为“pidgin”英语,也就是我们后来称为“洋泾浜英语”的鼻祖。有研究认为,“pidgin”一词的发音来自粤语的“business”的发音,中文音译为“皮钦语”。为什么会出现pidgin英语呢?

    中文语境的“互市”主要指的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或通称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渠道为陆上丝绸之路。《周礼》中记载的“象胥”的工作是开化“蛮夷”远人,所谓“通其欲”和“达其志”。而西汉时期的“舌人”不过是与未有书面文字的民族“通其声”的传声工具而已。由此形成种族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中原中心主义语言观思维。到了“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中原中心主义语言和思想观同样具有很大影响。

    满清政府沿袭了汉人的防御性中原思维,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为确保“帝国安全”。清初的“海禁”与“迁海令”防御的主要是来自占据台湾的反清复明领袖郑成功的威胁;其间又复“海禁”及重开海禁,并仅留下广州一个口岸通商,目的只有一个:切断南洋华人与本土的联系。所以清政府禁止华人学习外语,防止外来势力介入。历史证明,清朝政府最后的确是被海外华人所支持的孙文所推翻。

    此外,广州贸易时期“互市”的本质不是开放性的国际贸易,而是以“易货”贸易为基础,在政府的监管下,在指定的“出口商品”交易地点进行贸易。在此通商理念下,进口商品被理解为“朝贡”,允许的出口商品为“回赐”,排斥西洋的“奇技淫巧”。

    以上文化、政治和贸易方面的因素带来了广州贸易时期特殊的互市制度(行商垄断)和外语学习与使用的工具性(皮钦语)。同时,广州通事具有半官方性质,即官方“注册”,粤海关准许方可辞工,而且通事与外商交往只限于贸易往来。所以说,皮钦混杂语的出现是中原文化、清朝政府和互市的局限性共同造就的。某种意义上说,语言限制了通过互市扩大文化与民族视野的机会。

    广交会的翻译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真正出现。80年代末之前的广交会上,贸易洽谈均由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承担。当时业务员名片上的头衔也都直译为“business”,常常令外商一头雾水。广交会的翻译,则是在放开出口,工厂走上前台,假借大专学生的外语直接与买家洽谈后,才被大量使用。

    17世纪-18世纪,其他亚洲口岸的“通事”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江户时代的日本,长崎港也是幕府指定的唯一通商口岸,与荷兰及大清帝国互市。荷兰语口译只能由日本人担任;荷兰外商不准学习日文。不过,“兰通词”通过荷兰语,潜心研究了欧洲文化,翻译了大量欧洲经典,发展为“兰学”,为日后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全面西化打下知识基础。事实上,中国早期许多汉译名著都是经由日文译本转译而来。

    18世纪的亚洲有三大著名口岸,除了清朝的广州、江户时代的长崎之外,还有波斯(现伊朗)的班达·阿巴斯。与东亚的口岸不同,班达·阿巴斯给予外国商行与本地商行同等经商待遇,东印度公司就自行雇用自己的“通事”。当时的“通事”大多由臣服波斯的亚美尼亚人担当,该民族信奉基督教。亚美尼亚“通事”显然享有更多的自由,甚至可以自己做生意。现在来看阿联酋的迪拜,可能就不难理解阿拉伯民族经商的世界化倾向了。

    无论是史上的广州贸易,当代的广交会,还是世博会,始终未跳出“请进来”的文化、政治和贸易模式。也许到了我们能自如地“走出去”融入国际社会的时候,才是中华民族更加自信地立于世界之林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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