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共领导干部公务车：毛泽东坐车很特别

毛泽东乘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

　　今年（2011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再次提出对公务车的质疑，公务用车改革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上世纪50-60年代，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等级明确的公务用车管理制度，这套制度是与供给制和计划经济紧密相连的。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汽车工业的民用化，公务用车仍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其弊端日益凸显。

　　毛泽东的汽车缘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自己的专用轿车。早在延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示反对。后来，这两辆车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配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北平迁移时，毛泽东坐的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军用吉普车，并乘坐它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这种吉普车用今天的眼光看，会觉得非常简陋：连车门都没有，只是在该装门的地方开了一个缺口；雨刷器是手动的，有一个手摇的曲柄，边开车边用一只手摇动曲柄刮水；车身也很短，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乘坐舒适性很差。可是，这种简陋的汽车当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是奢侈品了。

　　毛泽东进入北平后，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110”、“吉斯115”等一批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所以，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几位主要领导人坐的都是苏联产的“吉斯”防弹保险轿车。

　　毛泽东的专车是黑色“吉斯115”，1950年毛访苏期间乘坐这辆车，回国后，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长6米、宽近2米，车身安装8毫米厚装甲、70毫米厚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车底盘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经受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

　　毛泽东坐车很特别，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却极愿意别人来挤他的车。因此，他的“吉斯115”里经常会挤满人。赫鲁晓夫在听说了毛泽东的这一“癖好”后，欣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一共7个人与毛泽东挤坐在“吉斯115”里，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拥挤在“吉斯115”的车厢里，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

　　可有谁会相信，这辆高级轿车内竟然没有空调设备。毛泽东身高体胖，尤其爱出汗。一到夏天，车里如蒸笼一样，为保证安全，车窗不能随意打开，只好在车子前排与后座的间隙，放上一个盛冰块的盆子，以此调节车内温度，对这种土办法毛泽东倒是挺满意。

　　1966年，首批中国自产的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由于这辆“吉斯”防弹车的安全性，在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是会想起它。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时，洞悉不测，返抵北京丰台火车站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

　　从坐“洋车子”到坐红旗轿车

　　解放后，中国长期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生产不出自己的轿车，国家领导人也就只好坐“洋车子”。比如，朱德的座驾是一辆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采用140马力的2.8L六缸发动机。这款车内部宽大舒适，成为各国皇室、政府和官员的首选用车。彭德怀的座驾是一辆嘎斯69吉普车，这种车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流行的越野车辆。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乘坐此车指挥抗美援朝战争。朝鲜与美国在三八线签订和平协议时，彭德怀也是乘坐这辆吉普车前往的。为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回国时，将它从朝鲜经丹东运回沈阳，经过精心保养，车况极佳，保留至今。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市长，陈毅还是比较阔绰的，他曾有一辆奔驰600轿车，不过没坐多久便赠给“一汽”做样车，同时一起捐汽车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捐出了各自的法国雷诺轿车和捷克“斯柯达”轿车。跟随陈毅时间比较长的是一辆伏尔加M21。此车曾大量装备前苏联部长级以上干部，中国进口数量不多。据围棋名将陈祖德的姐姐回忆：“当年陈毅市长常常派小车来接我弟弟祖德去下围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出版社一位朋友来上海看我，又不记得我家门牌号。他走到路口，便问陈祖德家在哪，果然有人知道，指路的人说，‘五十年代——常常有一辆小轿车停在他家楼下。’在那个年代，一辆小轿车，是足以引得满街尽知，叫人记忆犹新。”

　　1958年5月5日，由一汽试制的我国第一辆“东风”牌71型小轿车，进京给毛泽东试乘。该车为流线型车身，上部银灰色、下部紫红色，6座，装有冷热风，发动机罩前上方有一银色小龙装饰，最高车速每小时128公里。毛泽东和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后花园观看并试坐了这辆轿车。

　　“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福建大漆，周边镶以胡桃木条，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

　　上世纪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是一款三排座的高级豪华型轿车，增加了一排座位便于在接待外宾时安排翻译和保卫人员的位置；车身加长，显得更加壮观豪华；部分车还配置了自动变速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微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的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林彪最喜欢汽车，所以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给了林彪。1971年9月12日深夜，正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狂奔山海关机场。

　　公务车是计划经济下的供给物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除了高层领导人之外，公务车逐渐普及，并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权阶层独享的奢侈品。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说：“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虽然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等级制度的一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建国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部分大将也配了吉斯，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般是伏尔加了；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应在首批配备之列。

　　据历史学者章立凡回忆，解放之初，章乃器配有一辆福特轿车，据说达赖曾经用过这辆车，后来给了他。不久之后，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吉姆汽车，章乃器的座驾便换成了一辆吉姆。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章乃器就没有专车了，只能打电话叫车，给他派的车一般是伏尔加。

　　红旗车刚生产出来时，只有国家领导人乘坐。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在省军、地师大量配备。“文革”后期，有县团级单位配备上海牌轿车的，但红旗在地师级单位少见，省军级以上较多见。当时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坐上了红旗，但副总理以下的还没有合适的公务车，上海牌SH760正好弥补这一空白。上海牌轿车是建国后上海生产的最早的轿车。从1958年手工打造出第一辆车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国内唯一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上海牌SH760系列轿车是唯一的国产公务用车，也是当时中国产销量最大的轿车。“吃大白兔，戴上海表，坐上海车”——上海牌轿车俨然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汽车是等级的象征

　　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上海的老人家回忆，60年代里弄新娘子出嫁，一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时，正省级干部大多是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随着改革开放，凡没被打倒的中央正部长，原有待遇不变，都配红旗轿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部级）的专车是一辆奔驰200，部里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部内各司局公务用车。”

　　在中国，汽车是等级的象征，有两件小事特别值得玩味。1967年1月，“智擒王光美”事件之后，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经失势，但还没有彻底倒台。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那时候，红旗轿车早已大量配备省级以上干部，而毛泽东只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刘少奇见状，自知其中含义。

　　1973年10月，刚刚被毛泽东“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到韶山，韶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安排邓小平访问事宜。会议开得很长，围绕以什么规格接待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但是，究竟“冷”到哪种程度，“热”到哪个境界，让这些人“拿捏”不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是平步青云还是昙花一现，于是只用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他们对邓小平解释说，其他车辆都已派出去了。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来到韶山时坐过，此时，国产红旗轿车早已代替了它。平时，即使是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也早已是司空见惯。在派车方面的这种暗示，多少叫邓小平有些生气。

　　正是由于这种等级思想，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私家车。作为等级制度的代表，直到今天，那些开奥迪A6的人，总是叫人侧目，其实并非奥迪是什么好车，而是这种型号的汽车与某一行政级别之间挂钩。“公务车”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供给物，何时能融入时代的主流，不再成为级别和待遇的象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