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灰色收入：大宴月月皆有 应酬日日不断

　　熟人的灰色地带

　　古代的权力结构中，尤其是地方的官府衙门里，官吏存在着很多获取灰色收入的管道。而在他们获取灰色收入的过程中，并不排除有人会突破尺度，坏了行规，但多数食权者还是会选择一边奉行官家制度，一边又恪守另一套灰色生存的规则，打打制度的擦边球。除非到了一个新王朝的初建阶段，国家机器与政治制度一并打破重建，这种灰色生存系统才失去了生存土壤。而在正常的年份里，就算食权者半明半暗地奉行灰色生存的那一套规则，往往也会被视为一种半合法的行为。

　　古代官僚制度是一种相对刚性的制度，它的主要特质就是命令和服从。这种制度所发出的辐射力量通常直接指向各级官员，而官员作为服从者往往处于被动状态。与制度的强大约束力相比，人是具有柔韧性的生命个体，是可塑的、可变的。人在现实和规则面前，就算是铁打的英雄也有弯腰的时候，所以这种被动的服从也就成为官家制度（政府正式的规章制度）的“异化”模式。

　　在异化了的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很多时候人也就被裹挟着成为刚性制度的一部分，于是有温度的生命个体就可能被制度物化。中国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和官僚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可以说，权力集团中的灰色生存是官僚制度的一种异化，前者又反过来推动了后者按照独立的规则运转下去，结果两者相互强化，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

　　古代官员的灰色生存与权力配置的特点和崇尚权力的政治文化的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权力配置的特点来看，正式权力的暗箱操作是古代官员灰色生存难以真正被遏制的最主要原因。而所谓的“灰色收入”，也就是由行为人收取的，官家制度不认可其为合法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认定其为违法或非法，但又是有违社会公平公正的、不合理的那部分收入。

　　灰色收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确定其来源的合法性，但又无法认定其非法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其划到灰色收入的盘子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官府衙门和各部门福利中，权力集中者所得会比一般官吏来得多，而人情送礼，也是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官家制度“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二是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事玩来转去最终都要纠结在“人情”二字上面。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春节期间，知府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提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如果说他单纯的是知府的亲戚，那么这些贵重的东西就应该属于白色收入，是礼品；但是如果亲戚是其所辖地的一名知县，也是做官的，而知府又正好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帮助到他，那么亲戚拎上门的礼品就可能转化为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与中国自古以来“熟人社会”编织的那一张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有着密切的联系。

　　道理很简单，人熟自然形成关系；关系也就是人脉资源，有关系就好办事。如果人不是那么熟，就会逼着你变着法儿地去打通自己的人脉。而打通人脉的过程也就把人置于一种灰色生存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就需要奉上礼金、礼品，依靠糖衣炮弹轰开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状态，把关系搞得熟络一点，为下一步捞取私利做好人情铺垫。就算没有捞到现实利益，最起码不用担心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人在背后捅你刀子。

　　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构成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灰色收入正是这一张张关系网捕进去的鱼和虾，网越大捕进去大鱼大虾的几率就越高。关系网越织越密，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并进而成为深度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

　　换句话来说，熟人社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无非就是灰色生存的基本规则。如果每个人都能踢开潜规则，给不给“好处”都一样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谁又愿意无端地去增大自己的交际成本呢？

　　有人用各种计算公式，推算古代官员灰色收入值，却只能算出一个大概，无法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这不仅仅是因为灰色收入的隐蔽性，更在于其来源的复杂及界定的困难。要想将其完全量化，难度实在太大，而且这个量又是个变量，并不是定量，这个量因人而变，因时而变，因职位大小而变。

　　在灰色利益的驱使之下，灰色生存在不知不觉中就转化为官员的基本生活状态。张集馨在他的官场日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官场生态：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大宴会每月都有，小应酬则日日不断；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支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晚清官员们也就是在这歌舞欢宴和觥筹交错之间，把官家赋予的公权力或者个人对于权力的影响转化为私利的考量，然后他们又将这种考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脸红耳热的交际场上，那些冷冰冰的白纸黑字条文显得非常不近人情。

　　话又说回来，那些官员并不能保证其使用的制度条文就能摆平体制内的所有问题。这时候“熟人社会”奉行的那一套准则就会悄然登场，它为权力披上了温情的面纱，赋予了曲径通幽的可能。对于官僚集团成员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圈子圈套，而并非如何精通儒家经典，学习皇帝颁发的圣谕。他们必须动用人情世故的立体化手段，海陆空全方位地努力，将自己维系在关系网中。

　　对于一个官员来说，如果想要在权力场上站稳脚跟，就要动用这些手段。这些手段本身并没有僭越法律，而是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空间。

　　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来说，人情世故也是一门必修的功课。这门功课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行走世道所必备的防身术，精通此术方有机会获取权力利益或者降低权力对自己的伤害。

　　由此可见，灰色生存的意识已经渗透进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空间，并不单单存在于官场。

　　灰色收入值几何

　　乾隆五十七年（1792），刚刚从前线击退廓尔喀入侵、平定西藏战乱而凯旋的福康安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在回到京城以后，福康安照例往户部递交了军费账册，以便能够早日报销军费开支，不料却遭遇户部书吏索要“部费”，也就是要赏钱。要知道，福康安从小由乾隆皇帝带在身边长大，皇帝待他如亲生子，这时候的他更是圣眷正隆，是朝廷的大红人。不入官品的户部书吏竟然刮钱刮到他的头上，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

　　福康安哪里受得了这种勒索，气得暴跳如雷，他怒道：“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论级别，小小书吏与他这个爵爷相差十万八千里。别说刮他的油水，就是他能在人群中瞟上他们一眼，他们也应该激动好几天。

　　就在福康安愤愤难平之际，书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解释：索要“部费”只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如此才能速报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书吏还特意提醒福康安，现在你刚刚大捷归来，皇上对你有求必应，一旦这事久拖不决，“上意倦厌，必干诘责”。这句话是在暗示福康安，要办尽早办，如果拖下去对其不利。

　　那么，小小的户部书吏怎么敢与皇帝身边的红人、朝廷的封疆大吏叫板？

　　在中国民间有句老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方上的胥吏吃老百姓的，而中央六部各衙门的书吏则吃下面大小官员的。所以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这些小小的户部胥吏之所以敢吃定福康安，奥秘就在于官员的隐性利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官员的隐性利益。

　　官员的隐性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灰色收入，二是隐性特权。由于清朝政治制度规范的缺失，当时的大小官员往往会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谋求诸多显著高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非正当性收益以及依靠权力延伸出来的“含金”收益。

　　在京城各部门供职的书吏，虽然不能与那些地方官员获取的收益相提并论，可也有获取隐性利益的巨大空间。既然地方官员的“炭敬”（冬天取暖费）、“冰敬”（夏天的消暑费用）之类的贿赂砸不到他们的头上，那么他们就因地制宜，通过自己的部门特权向各地方官员直接索贿。

　　六部书吏在索贿这件事上是各有各的道儿，从不含糊。在这六部当中，户部索贿是最容易的事，其次才轮得上吏部和兵部。因为户部是管各种费用报销的部门，地方的各项开支要报销，都必须经过户部核准，不然就没办法报。

　　但凡有利益出没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那些不谙规则的人，往往就没有办法办成事。

　　就拿这眼下的军费报销人福康安来说，朝中谁人不晓得他是皇帝面前一等一的大红人？可胥吏照样不买他的账，照样要他按照行业规矩来办事。这时候胥吏的衍生权力，就形成了上自户部大员下到普通胥吏的一条“灰色产业链”。这条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是相互贯通的。

　　送礼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种特有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康熙时期的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就曾经直指要害，他说，一个州县官员到任之后，“参谒上司，则备见面礼；凡遇年节，则备节礼；生辰喜庆，则备贺礼；题授保荐，则备谢礼；升转去任，则备别礼”，一句话就是，新官上任所要烧的三把火，最大的一把火就是权力系统内的人情之火，靠人情之火来熔化权力的刚性。

　　按照中国人所讲究的“节礼”习俗，端午、中秋、新年这三个传统节日是千万不能漏掉的。尤其是拜年送礼，可谓流毒甚远。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的是人情，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我们自然也就很看重这样一个重大节日里的人际交往。其中的拜年被当做一项重要的民俗传统代代相传，早已成为民间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意义上的拜年，大多是一种自觉行为。它的表现形式来自两方面：一是邻里之间的互拜，大家相互串串门、拱拱手，表达喜庆、问候、祝愿；二是晚辈对长辈的伦理之拜，晚辈恭恭敬敬前往长辈处，或施礼或磕上几个头，若晚辈是年轻或年幼者，长辈则还以红包来“压岁”，若晚辈已是成人，就要端出好酒好菜来招待。总之，传统的拜年是有分际和讲究的：邻里互拜，抽支香烟尝点瓜果糖之类，实在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以表现；而伦理之拜，晚辈对长辈施予“礼”，长辈对晚辈还以“利”。

　　这种以“礼”换“利”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中被移植到了官场之上。

　　同样是拜年，放在官场上则完全变了味道。首先是大多数的拜年者并不是出于自愿，总感到人家都跑去给上级官员拜年，自己如果搞特殊化，就会被“特殊处理”。时下不是有一个段子说，一领导在某年关曾对一帮部属半开玩笑地说：谁到我家中拜过年我不一定记得，但谁没去我肯定记得。这句话吓得那些本来不准备拜年者改变主意。其次，官场拜年不合传统拜年礼仪，被拜者既收“道贺”又收“钱物”，礼利双收，这完全背离了初衷。所以，官场拜年是“拜年”的异化，拜者借此平台行巴结贿赂领导之能事，被拜者借此机会捞取金钱财物之实惠。

　　官场拜年的传统自古有之，但这种拜年并不是发乎情而止乎礼，人们往往拜的是权并不是年。明中期的官员陆容在他的《菽园杂记》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也就是说，士人与老百姓拜年都是捧着一颗心来，而官员之间的往来，就有花心的成分在里面。为什么花心？当然是为个人命途考虑。

　　进入清朝中期以后，这种送礼之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当时，一个省部级高官如总督、巡抚一年的“节礼”收入是不可估量的，其标准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当时官员的灰色收入和地方经济状况是成正比的，富裕之地可以刮出的地皮油水肯定要比穷乡僻壤更多。

　　晚清时期，一个省部级地方大员即使在甘肃、云贵这样的穷地方为官，一年捞他个两万两银子也难度不大（当时一两银子约折合人民币200元，两万两银子约合400万元）；如果在江西这样不算穷也算不得富的地方为官，官员只要稍微动用“灰色技能”就能获取六七万两银子；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够分配到江浙地区这样的富裕省份为官，那就等于是抱上了一棵摇钱树，一年从树上摇落个十万雪花银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那个时代的十万两银子，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相当于两千多万元。

　　我曾经在古史堆里翻出下面一组数字，可以以此来算上一笔账：康乾时期的文官集团的总人数在3万人左右，如果我们按照每个人每年所捞取的灰色收入是1000两银子计算，那么一年下来，用于官员灰色生存的总费用就高达3000万两。而乾隆十八年（1753）国家一年的全部收入约5000万两白银、1300万石粮食。两下对比，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官员的“节礼”差不多是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如此惊人的数字，传递出的信息是，清朝官员灰色收入已经不再是“灰”那么简单的事。

　　还有人推断出，晚清光绪年间官员的灰色收入是其正式收入的20倍。数字的精确程度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官员的灰色收入要远远大于其正式收入（工资）。古代官员的正式收入通常是朝廷付给的劳动报酬，属于正俸。清代文官集团的正式收入在650万两银子上下，但灰色收入却达到了3000万两（这里也仅仅是放在明处的“节礼”一项）。两下比较来看，差距又是何等惊人。

　　当古代官员拿着并不丰厚的工资单在哭穷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正式收入背后的巨大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