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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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汉文帝霸陵位置的确认,算得上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
 
汉文帝霸陵的真实位置是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而不是流传了近千年的凤凰嘴。离霸陵不远的杜东原(也称“少陵原”),则是汉宣帝的杜陵,除此以外,其他9位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北面的咸阳原上。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汉文帝霸陵位置。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这几个地名后缀都是“原”字。实际上,在西安城内外,类似的还有如细柳原、凤栖原、龙首原、乐游原等地。为什么西安有这么多“原”呢?

各种“原”的由来

“原”,本义指的是高起而上面平坦的地方,是一种特殊地形。《尔雅·释地》里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还有个字叫“塬”,在字意上与“原”差不多。不过“塬”字并没有被《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收录,而是近代人们为了描述黄土地区特定地貌而专门创造出来的。1953年,地理学家黄秉维将“塬”引入地貌学文献,后有罗来兴给予科学定义。严格来说,“原”的概念内涵都要远大于“塬”。
 
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原的形成与演变是由于“原面被流水侵蚀,逐渐形成沟壑,沟壑逐渐被冲刷,不断趋于陡深,原面自然割裂,一个大原变成两个小原,小原上面可以形成新的沟壑……”。这一地貌特征在中国西北地区非常普遍,所谓“黄土高原”即由此而来。
 
不过,西安周围的原,却算不得“黄土高原”,准确地说,它们属关中平原,由东南趋向西北呈倾斜形。从秦岭到渭河,这片区域被切割成众多个“原”。
 
最早见于记载的是白鹿原,据说是周平王时有白鹿出而得名。西周时期,这里鹿很多。《诗经》里“瞻彼中林,牲牲其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诗句,说的就是当时的景象。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白鹿原。来源/电视剧《白鹿原》剧照,转自微博@张嘉译工作室
 
咸阳原,以咸阳城得名。与后者不同的是,咸阳原泛指从西安东北到西北渭河北岸一大片区域。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咸阳原上的帝陵。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龙首原,指浐河、潏河之间的高冈地,呈南北走向,以附近的龙首山得名,是龙首山从南到北伸向渭河的诸高冈的统称。狭义上龙首原指该区域最北侧部分,高度较大,像龙头高昂。
 
凤栖原,位于龙首原和杜东原之间,横于曲江池之西,呈西南东北走向。严格说,凤栖原是从大的龙首原中分出来的,据传是汉宣帝时凤凰飞集而得名。
 
乐游原,位于西安东南,南起曲江池北岸,向北偏东延伸。一般认为,西汉时期这块叫乐游里,故而得名。汉宣帝皇后许氏就出生在此地,去世后也葬在此。
 
细柳原,位于西安西南长安县的细柳乡一带。汉文帝时,周亚夫屯兵于此抵御匈奴,军营叫做细柳营,因此后人把这块地叫细柳原。在细柳原附近,还有毕原、神禾原等,是周朝诸王如文王、武王等人的安葬地。另一个叫铜人原,也与白鹿原相邻,是西汉重要的墓葬区。
 
接下来,我们以西汉为主,讨论一下为什么他们要把陵墓放在那么多的“原”上。

“原”与西汉诸帝陵

西安附近既然有那么多原,为什么西汉大多数皇帝偏偏选择把陵墓放在咸阳原上呢?
 
这里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压制前朝。咸阳是秦朝都城。西汉建立后,咸阳虽然风光不再,但在西汉皇帝眼里,威胁仍未解除,在此地密集布置墓群,可以起到威慑和压制作用。
 
其次是风水原因。咸阳原高大雄伟,泾、渭分流,南濒渭河,背靠北山,遥望终南,在此建陵,大有顶天立地之势,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同时,由于咸阳原本身就已十分高大,在修建陵墓时可以就地起土。汉成帝时曾考虑在渭河南面建陵,结果地势太低,需要从东山运土,花费太大,最后不得不继续选在咸阳原修建延陵。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汉成帝延陵。摄影/拉尼亚凯亚_Laniakea,来源/图虫创意
 
第三是交通便利。咸阳原上地势平坦,向南有多条道路直通长安,向北有两条通向西北的“丝绸之路”。咸阳城距离长安不过百里之地,在此设帝陵,便于当朝皇帝祭祀祖先。
 
第四是政治军事所需。咸阳原上的帝王陵群,是西汉王朝把地理形势与政治军事需要紧密结合的一个典范。西汉时期,北方匈奴始终是其主要威胁。公元前116年,匈奴大兵南犯长安,当时的汉文帝发十万骑“军长安旁以备胡”,足见形势有多危急。按西汉传统,一个地方修建陵墓,往往会迁徙民众到此居住,并在此设县,设守陵人员五千。像汉高祖刘邦的长陵,迁徙人数在万户以上,最多的是武帝茂陵,达到一万六千户。咸阳作为长安北面的一个门户,在此建陵,相当于在长安北侧设了一道缓冲的防线。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来源/纪录片《帝陵》截图
文帝将霸陵设在白鹿原,原因与此相同。文帝时,咸阳原上的缓冲地带初步建成,长安以东的防御却严重不足。他即位前,齐王刘襄就曾兴兵向西,威胁京城长安。他主政后,济北王刘兴、淮南王刘长先后叛乱,虽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但东方同姓诸侯王的威胁却给文帝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把自己的霸陵放在长安以东、东西交通要道的咽喉部位上。
 
除此以外,文帝选择把霸陵放在白鹿原上,还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其一,文帝尚俭。西汉帝陵封土高一般都在30多米,据考古学家测算,这样大的规模需要动用30多万劳动力。像咸阳原上的西汉诸陵,高度多在25米以上,武帝的茂陵最高,达46.5米,远远望去像一座高山。汉文帝考虑到节俭民力,临终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勿有所改”。
 
其二,古代昭穆制度。汉人讲究礼仪,认为“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位昭”。按当时规矩,辈分相同、帝位相连者,死后不能葬在同一陵区。汉惠帝和汉文帝都是刘邦之子,均在穆位,惠帝的陵墓在高祖长陵边上,文帝就只能另外找地方了。宣帝选择在杜东原上建陵,也是这个缘故。
可以看出,无论选在哪个原,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要在高处。《史记》中说西安“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因此,西安从地理结构上满足了历代帝王喜欢居高临下的心理需求。这一点,在另一古都北京身上,也能找到明证。北京也被称为“地处雄要,北依山崄,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古代帝王喜欢在西安、北京建都的原因。

“原”与诗

由于原本身特殊的地形结构,很多文人墨客在此登高远眺,面对自然美景,往往能激发出内心的创作欲望。所以,很多诗词歌赋中,都能见到原的身影。
 
最有名的当属白居易的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是他准备应试的试帖诗习作。此时的白居易16岁,正寄居在浙江,还没到过长安,他笔下的“原”更多的是一种想象。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白居易影视形象。来源/电影《妖猫传》截图
 
同样是写古原,比他稍晚时代的李商隐则是亲身经历。
 
大约公元844-845年间,李商隐从太原往长安,路过乐游原时,看到残阳如血,不由得为当时的晚唐国运担忧伤感,于是写下这首《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同样是在乐游原,与李商隐同时代被后世称为“小李杜”的杜牧,也曾写过一首《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杜牧站在乐游原上,看向北方昔日里汉代帝王陵墓,如血的残阳勾勒出汉家陵阙雄健的身影,世事茫茫,帝王将相,终成灰土,一股浓重的历史沧桑感涌上其心头,不由得喟然长叹。
 
作为汉唐时著名的游玩胜地,也是整个长安城的最高点。乐游原在古代文化人当中是很受欢迎的,不管是高兴还是失意,到了这里都能找到排遣的方法。所以乐游原在古诗词中所留下的文字或许也是所有原中最多的。除了李商隐、杜牧的这两首,比较有名的还有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乐游原上的青龙寺。摄影/西洲梦,来源/图虫创意
 
宋璟的《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则表现的是盛唐时期的盛世繁华:
 
侍饮终酺会,承恩续胜游。
戴天惟庆幸,选地即殊尤。
北向祗双阙,南临赏一丘。
曲江新溜暖,上苑杂花稠。
亹亹韶弦屡,戋戋贲帛周。
醉归填畛陌,荣耀接轩裘。
诗中的乐游园,就在乐游原上。同样是在乐游原,韩愈在登原时,回忆起曾建在此处的太平公主山庄,写下《游太平公主山庄》: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押城闉。
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韩愈。摄影/文扉来源/图虫创意
 
公元821年,时年50岁的白居易结束被贬外放生涯回到长安。他感慨于仕途坎坷,独自打马登上乐游原,写下了《立秋日登乐游园》:
 
独行独语曲江头,回马迟迟上乐游。
萧飒凉风与衰鬓,谁教计会一时秋。
 
此时的他经历了半世风雨,再没有当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豪气和斗志。与这些借登原感叹个人蹉跎失意或国运的衰颓没落的诗词相比,在所有写“原”的作品中,最有气势,当属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雪》里写的: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毛泽东写这首诗时,正准备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看到陕北大雪,激发创作灵感,所以这里的原,应该不是西安附近的原,而是黄土高原。
 
今天的西安城里,昔日的古原,在高楼大厦面前黯然失色。人们只能从像龙首原、凤栖原这样的地铁站名来激起对古原的回忆。
 
白鹿原、咸阳原……西安怎么那么多“原”?
今日西安。摄影/Leron_Chen,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文献:
1.史念海:《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2.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
3.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人文杂志》1987年第2期;
4.刘浩宇:《唐代乐游原登临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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