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开启中国人的信仰传统?

比如说,上帝到底对中国人说过什么,中国人如何建立了对上帝的信仰崇拜。等我读完全书,我的想法变了。

孔子开启中国人的信仰传统?

关于杨鹏的新书《“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书海出版社,2014年5月),我起初的阅读兴趣,当然是要看杨鹏所考证的“上帝在中国”,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内容。比如说,上帝到底对中国人说过什么,中国人如何建立了对上帝的信仰崇拜。等我读完全书,我的想法变了。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上帝是否在中国的考据著作,不如说这是杨鹏写出的一种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分析框架。

事实大抵如此。杨鹏的确对商、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哲学流派进行了一种新的梳理和思考。在哲学史的意义上,杨鹏所采取的分析路线,是一种形而上的分析方式,他通过考证,认为无论是成汤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周代的礼仪和颂歌,包括保存在《诗经》中的雅和颂,都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中国式的对“上帝”的信仰方式。杨鹏的观点是,中国古典的哲学家们,和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一样,都曾经深刻思考过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命题。而更加重要的观点是,和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一样,中国文明早在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甚至比轴心时代更早,就已经建立了对上帝秩序的高度的信仰。

杨鹏就是这样展开他的考据和思考的。由此他认为中国商朝思想者的终极本原是主观能动的“上帝”,周朝的思想家的终极本原同样也是主观能动的“上帝”或者“皇天”。众所周知,孔子哲学思想的底色是“吾从周”,因而孔子的终极本原是“天”,而孔子所理解的天,乃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因此,孔子是一名古典的上帝信仰者,他的所有的思想都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基础之上。如果杨鹏的分析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延续他的分析框架,比如把孔子的《论语》看成是一种基于上帝信仰的中国古典道德体系建构,把老子的《道德经》看成是一种中国式的自然法的秩序思考,把墨子的《公输·天志·兼爱》等诸多篇章看成是一种中国式的走向上帝国度的行动纲领,把董仲舒的“天道”概念看成是继孔子之后中国人试图恢复上帝信仰的一种艰难的努力。惟有出自荀子、在韩非子和商鞅身上集大成的法家思想传统,才完全摈弃了上帝信仰,由此成为中国专制主义、功利主义、短视主义和暴力主义的思想源头。

或许,比观点更加重要的,是杨鹏事关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分析框架,有着属于他自己的崭新的分析范式,或者说在哲学思想史的流变上,完成了一种崭新的范式转换。

这样的评价,源自于我借鉴了余英时先生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性观点。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启蒙价值自不待言,但有人批评他过多忙于常识的传播,以至于一生尚无思想体系的大建构。余英时就此发言,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乃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范式转换之作,其影响力可谓石破天惊,其学术意义远非一般在故纸堆里刨材料的所谓哲学家能比。我对杨鹏的这本《“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大体上也作如是评价。他是援引了欧美系统神学的一般原则,尤其是欧美系统神学中关于上帝的理解原则,来重新阐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

杨鹏的哲学分析的新范式,大概借鉴了欧美系统神学中三个基准性原则:第一,宇宙万物是惟一的上帝所创造,万有都出自他,这是宇宙的终极本原;第二,宇宙万物惟一的上帝,是主观的、人格化的上帝,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自由意志的上帝;第三,正是这个主观的意志自由的上帝,赋予了人类思想的能力和自由的权利,建构了上帝和人的关系,并成为人类社会一直以来都在兴旺发达的信仰生活和敬拜传统,人类是信仰上帝的人类,这是一个普遍的终极的秩序,没有人置身事外。

这当然是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中最一般的原则了,这意味着在分析方法的维度上,杨鹏建构了中国人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新的方法论价值。第一,杨鹏所采取的,是一种带有问题基准意识的方法,即他将基督神学思想的一般原则作为问题基准,然后在比较的关系维度上展开史料考据和分析。这不仅比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在材料里分析材料的方法要开阔很多,也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将欧美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作为问题基准原则的方法,要高出很多。理由在于,胡适所采取的,是马克思韦伯建构起来的价值理性分析;而杨鹏所采取的,则是人类关于上帝的信仰方法。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一门深刻的哲学体系,必须要依赖于背后的神学体系的推动。如果没有完备的神学体系作为支撑,哲学将变得零碎而且肤浅。也就是说,同样是哲学思想史的分析,胡适的分析方法是从哲学到哲学,而杨鹏则是从神学到哲学。第二,杨鹏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材料体系里,完成了一种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解释性工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阿奎那用基督教神学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从而确立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细读杨鹏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我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采用基督教神学重新阐释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并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纳入到了托马斯阿奎那所阐述的“一般启示”的神学思想秩序之中。

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托马斯·阿奎那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大家,阿奎那相信“任何能使人类认清真理的智慧都是由上帝先行赋予的”,同时也相信“人类天生有能力在没有上帝特殊启示的背景下了解许多知识,尤其是与信仰有关的事物上”。阿奎那的意思是,人类天然渴望认识上帝,这是一种普遍的集体意识,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体系,由此,阿奎那将上帝给予人类的启示解释为两种形态:一般启示和特别启示。所谓一般启示,人类透过观察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获得,正是这样的观察,激活了人类的逻辑思考,并进而发展出形而上学与科学。所谓特殊启示,是指上帝的话语降临到人类生活中,人类通过倾听和学习,通过一种与上帝同在的生活方式,深化人类的生命体系和思想体系。《旧约》和《新约》,正是通过上帝话语的方式,将人类带到智慧与自由的世界。

问题是,我对杨鹏的批评,也在这里。他的确在“一般启示”的意义上解释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将中国人的价值与意义放在上帝的秩序里进行观照,但他的确遮蔽或者忽略了“特殊启示”的秩序原则。有一些重要的经验,我们挥之不去,比如在事实的意义上,任何人都有对上帝的渴望,从玛雅人到非洲黑人部落,从目不识丁的农夫到学识渊博的学者,任何人都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层面,按照一般启示的原则,拥有一种对终极的上帝的敬畏与想象。区别就在于有的人听见并理解了基督福音,有的人至今听不见或者听不懂。这正是特殊启示的意义所在:上帝和人的关系,是上帝启示人,而不是人寻找上帝。几千年以来,基督福音首先启示给犹太人,然后通过一种传播的方式影响所有人,这形成了福音传播的一个路线图:保罗将福音传播到希腊,进而传播到整个欧洲;欧洲人将福音传播到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包括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也是欧洲人通过传播的方式,让少部分人倾听并理解了福音。

事实上杨鹏理解这一点,他反复提到了利玛窦对中国福音传播的贡献,而且他写作这本书的问题意识就是从利玛窦的中文圣经译本开始。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事实,福音不到,没有人认识上帝。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上帝概念,则表明中国人渴望认识上帝,不表明中国人已经认识上帝。无论是周文王,还是周公,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和墨子,他们都是上帝的渴慕者,他们饥渴慕义,可是他们没有听到,上帝没有对他们开口说话,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福音没有通过传播的方式来到中国。以孔子为例,“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知道上帝的伟大,但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听见上帝说话,这导致他的敬畏精神大打折扣,“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看上去孔子什么都敬畏,但这种宽泛的敬畏,事实上却是对惟一上帝的不敬畏。由此,孔子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犹太先知为上帝真理宁愿赴死的气度,而是变得八面玲珑、明哲保身。他琢磨春秋笔法,不直接说出真相,选择与皇权合作。这构成了儒家思想史糟糕的传统。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刘小枫有著作,名为《圣灵降临的叙事》,耶和华是降临,耶稣是降临。保罗把福音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一种信息的降临,否则欧洲、美洲,包括蒋介石时代的中华民国以及今天的韩国,都不可能内生出上帝的精神。无论今天的刘小枫状态怎样,但他在理解福音降临的意义上,比杨鹏高出一大截。杨鹏的缺点,正是在于不理解福音降临的秩序,他的学术价值,是要在传统思想里刨营养,通过对传统文献的浅挖深耕,找到中国人关于上帝的信仰生活。

这无疑于虚空,无疑于捕风。由此我产生一种毫无关联的联想。老子在留下5000言《道德经》之后,据说是西出函谷关,从此消息全无,直到如今。而《马太福音》里开篇几乎就写到了东方博士靠着星星引路,千里迢迢寻找基督耶稣的细节。我的意思不是猜测老子是不是《圣经》里写到的博士,而是想到,诸如老子、孔子、墨子这样一些了不起的东方思想家,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上帝的话语,可是他们寻找而不得。

今天的杨鹏博士,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随手就可以翻开福音书,如果杨鹏在“特殊启示”的神学思想史维度上理解了福音,他将最有资格接过孔子、老子和墨子的信仰传统,并有力量比这些古老的哲学家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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