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开启中国人的信仰传统？

关于杨鹏的新书《“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书海出版社，2014年5月），我起初的阅读兴趣，当然是要看杨鹏所考证的“上帝在中国”，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内容。比如说，上帝到底对中国人说过什么，中国人如何建立了对上帝的信仰崇拜。等我读完全书，我的想法变了。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上帝是否在中国的考据著作，不如说这是杨鹏写出的一种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分析框架。

事实大抵如此。杨鹏的确对商、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哲学流派进行了一种新的梳理和思考。在哲学史的意义上，杨鹏所采取的分析路线，是一种形而上的分析方式，他通过考证，认为无论是成汤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是周代的礼仪和颂歌，包括保存在《诗经》中的雅和颂，都存在着一种明显的中国式的对“上帝”的信仰方式。杨鹏的观点是，中国古典的哲学家们，和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一样，都曾经深刻思考过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命题。而更加重要的观点是，和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一样，中国文明早在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甚至比轴心时代更早，就已经建立了对上帝秩序的高度的信仰。

杨鹏就是这样展开他的考据和思考的。由此他认为中国商朝思想者的终极本原是主观能动的“上帝”，周朝的思想家的终极本原同样也是主观能动的“上帝”或者“皇天”。众所周知，孔子哲学思想的底色是“吾从周”，因而孔子的终极本原是“天”，而孔子所理解的天，乃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因此，孔子是一名古典的上帝信仰者，他的所有的思想都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基础之上。如果杨鹏的分析成立，那么我们有理由延续他的分析框架，比如把孔子的《论语》看成是一种基于上帝信仰的中国古典道德体系建构，把老子的《道德经》看成是一种中国式的自然法的秩序思考，把墨子的《公输·天志·兼爱》等诸多篇章看成是一种中国式的走向上帝国度的行动纲领，把董仲舒的“天道”概念看成是继孔子之后中国人试图恢复上帝信仰的一种艰难的努力。惟有出自荀子、在韩非子和商鞅身上集大成的法家思想传统，才完全摈弃了上帝信仰，由此成为中国专制主义、功利主义、短视主义和暴力主义的思想源头。

或许，比观点更加重要的，是杨鹏事关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分析框架，有着属于他自己的崭新的分析范式，或者说在哲学思想史的流变上，完成了一种崭新的范式转换。

这样的评价，源自于我借鉴了余英时先生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性观点。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启蒙价值自不待言，但有人批评他过多忙于常识的传播，以至于一生尚无思想体系的大建构。余英时就此发言，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乃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范式转换之作，其影响力可谓石破天惊，其学术意义远非一般在故纸堆里刨材料的所谓哲学家能比。我对杨鹏的这本《“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大体上也作如是评价。他是援引了欧美系统神学的一般原则，尤其是欧美系统神学中关于上帝的理解原则，来重新阐释中国古典哲学思想。

杨鹏的哲学分析的新范式，大概借鉴了欧美系统神学中三个基准性原则：第一，宇宙万物是惟一的上帝所创造，万有都出自他，这是宇宙的终极本原；第二，宇宙万物惟一的上帝，是主观的、人格化的上帝，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自由意志的上帝；第三，正是这个主观的意志自由的上帝，赋予了人类思想的能力和自由的权利，建构了上帝和人的关系，并成为人类社会一直以来都在兴旺发达的信仰生活和敬拜传统，人类是信仰上帝的人类，这是一个普遍的终极的秩序，没有人置身事外。

这当然是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中最一般的原则了，这意味着在分析方法的维度上，杨鹏建构了中国人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新的方法论价值。第一，杨鹏所采取的，是一种带有问题基准意识的方法，即他将基督神学思想的一般原则作为问题基准，然后在比较的关系维度上展开史料考据和分析。这不仅比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在材料里分析材料的方法要开阔很多，也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将欧美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作为问题基准原则的方法，要高出很多。理由在于，胡适所采取的，是马克思韦伯建构起来的价值理性分析；而杨鹏所采取的，则是人类关于上帝的信仰方法。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一门深刻的哲学体系，必须要依赖于背后的神学体系的推动。如果没有完备的神学体系作为支撑，哲学将变得零碎而且肤浅。也就是说，同样是哲学思想史的分析，胡适的分析方法是从哲学到哲学，而杨鹏则是从神学到哲学。第二，杨鹏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材料体系里，完成了一种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解释性工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阿奎那用基督教神学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从而确立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在基督教世界的地位。细读杨鹏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我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采用基督教神学重新阐释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并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纳入到了托马斯阿奎那所阐述的“一般启示”的神学思想秩序之中。

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托马斯·阿奎那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大家，阿奎那相信“任何能使人类认清真理的智慧都是由上帝先行赋予的”，同时也相信“人类天生有能力在没有上帝特殊启示的背景下了解许多知识，尤其是与信仰有关的事物上”。阿奎那的意思是，人类天然渴望认识上帝，这是一种普遍的集体意识，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体系，由此，阿奎那将上帝给予人类的启示解释为两种形态：一般启示和特别启示。所谓一般启示，人类透过观察上帝创造的自然秩序获得，正是这样的观察，激活了人类的逻辑思考，并进而发展出形而上学与科学。所谓特殊启示，是指上帝的话语降临到人类生活中，人类通过倾听和学习，通过一种与上帝同在的生活方式，深化人类的生命体系和思想体系。《旧约》和《新约》，正是通过上帝话语的方式，将人类带到智慧与自由的世界。

问题是，我对杨鹏的批评，也在这里。他的确在“一般启示”的意义上解释了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将中国人的价值与意义放在上帝的秩序里进行观照，但他的确遮蔽或者忽略了“特殊启示”的秩序原则。有一些重要的经验，我们挥之不去，比如在事实的意义上，任何人都有对上帝的渴望，从玛雅人到非洲黑人部落，从目不识丁的农夫到学识渊博的学者，任何人都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层面，按照一般启示的原则，拥有一种对终极的上帝的敬畏与想象。区别就在于有的人听见并理解了基督福音，有的人至今听不见或者听不懂。这正是特殊启示的意义所在：上帝和人的关系，是上帝启示人，而不是人寻找上帝。几千年以来，基督福音首先启示给犹太人，然后通过一种传播的方式影响所有人，这形成了福音传播的一个路线图：保罗将福音传播到希腊，进而传播到整个欧洲；欧洲人将福音传播到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包括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家，也是欧洲人通过传播的方式，让少部分人倾听并理解了福音。

事实上杨鹏理解这一点，他反复提到了利玛窦对中国福音传播的贡献，而且他写作这本书的问题意识就是从利玛窦的中文圣经译本开始。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事实，福音不到，没有人认识上帝。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上帝概念，则表明中国人渴望认识上帝，不表明中国人已经认识上帝。无论是周文王，还是周公，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和墨子，他们都是上帝的渴慕者，他们饥渴慕义，可是他们没有听到，上帝没有对他们开口说话，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福音没有通过传播的方式来到中国。以孔子为例，“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知道上帝的伟大，但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听见上帝说话，这导致他的敬畏精神大打折扣，“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看上去孔子什么都敬畏，但这种宽泛的敬畏，事实上却是对惟一上帝的不敬畏。由此，孔子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犹太先知为上帝真理宁愿赴死的气度，而是变得八面玲珑、明哲保身。他琢磨春秋笔法，不直接说出真相，选择与皇权合作。这构成了儒家思想史糟糕的传统。

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刘小枫有著作，名为《圣灵降临的叙事》，耶和华是降临，耶稣是降临。保罗把福音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一种信息的降临，否则欧洲、美洲，包括蒋介石时代的中华民国以及今天的韩国，都不可能内生出上帝的精神。无论今天的刘小枫状态怎样，但他在理解福音降临的意义上，比杨鹏高出一大截。杨鹏的缺点，正是在于不理解福音降临的秩序，他的学术价值，是要在传统思想里刨营养，通过对传统文献的浅挖深耕，找到中国人关于上帝的信仰生活。

这无疑于虚空，无疑于捕风。由此我产生一种毫无关联的联想。老子在留下5000言《道德经》之后，据说是西出函谷关，从此消息全无，直到如今。而《马太福音》里开篇几乎就写到了东方博士靠着星星引路，千里迢迢寻找基督耶稣的细节。我的意思不是猜测老子是不是《圣经》里写到的博士，而是想到，诸如老子、孔子、墨子这样一些了不起的东方思想家，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上帝的话语，可是他们寻找而不得。

今天的杨鹏博士，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随手就可以翻开福音书，如果杨鹏在“特殊启示”的神学思想史维度上理解了福音，他将最有资格接过孔子、老子和墨子的信仰传统，并有力量比这些古老的哲学家们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