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龙的传人?

网上有篇文章叫《龙图腾是七零后》,有点儿标题党的意味,不过,如果我们大而化之一点,将抗日救亡时期闻一多等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但未能真正推行于民间的“龙图腾”,等同于“龙的传人”这个为全球大多数华人认同的身份符号,那么,确实可以说,“龙的传人”只是与我一样的七零后,比我还小五岁。

杨早: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龙的传人?

周星驰主演的《龙的传人》电影剧照

网上有篇文章叫《龙图腾是七零后》,有点儿标题党的意味,不过,如果我们大而化之一点,将抗日救亡时期闻一多等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但未能真正推行于民间的“龙图腾”,等同于“龙的传人”这个为全球大多数华人认同的身份符号,那么,确实可以说,“龙的传人”只是与我一样的七零后,比我还小五岁。

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正好经历了“龙”在中国乃至华人社会的全面回潮与建构的过程。1978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台湾一片悲情气氛,侯德健激于此,创作了《龙的传人》。不想这首歌很快传遍全球华人圈,引发强烈共鸣。只是,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明显被过滤了原初的情绪,而被传唱者与受众注入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悲情”。

我是在成都的小学课堂上学会这首歌的。对于我们这班小学生来说,“龙的传人”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固有的知识。中国不就是一条巨龙吗?所有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不都是“龙的传人”?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当然不知道“龙的传人”最早的政治挪用,是被当时台湾的代理“新闻局长”宋楚瑜用作向军训学生训话的题目,就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不知道罗大佑等献给世界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曾被国民党挪用作为选举口号一样。

1983年《龙的传人》作者侯德健回到大陆,这让大陆当局可以更方便地挪用这首歌,将之变成对全球华人的召唤,“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相辅相成,同样用一种神话的形式,遮蔽近代以来的整个民族的分歧与离散,整合全球华人的认同资源。1988年龙年春晚,之前在大陆经历亦有坎坷的侯德健现场演唱这首歌,是这种挪用与整合的巅峰。

仅仅指出这种挪用并非目的,我们更应该思考何以一首歌,一个说法,会有偌大的魔力?能够激发全球华人对于“同祖同族”的认同感,以至于2000年王力宏翻唱此曲,以ABC(America Born Chinese)的身份又赋予了这首歌新的识别意义。与侯德健版相比,王力宏版已经删去了“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姑息的剑”是政治审查的产物)那段悲情歌词,但增加了“别人的土地上我成长,长大以后是龙的传人”的“ABC宣言”,不管它是唱者的真情表白或是市场策略,王力宏版的大行其道,证明它作为一种叙事,在22年之后仍然有效。2012年王力宏受邀在龙年春晚上演唱这首歌,更增大了它在80后、90后中的影响力。

官方借用、市场流行、受众认可、渐成传统,《龙的传人》的经典化只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回头看,“日本侵华期间,出于爱国主义的时势需要,热心学术救亡的知识分子强行糅合‘龙’与‘图腾’二者,生产出一个唤做‘龙图腾’的想象共同体、一个有‘教育价值’的‘谎’”(《中国龙的发明》),卅年之后“中国龙”重登宝座,两者之间有无勾连?

而相隔卅年的这两次“中国龙热”,其文化心理基础,源自整个近代,西方一直将“龙”作为中国的代表,他们丑化也好,攻击也好,在这种他者不断的指认与形象化之下,中国人自己也渐渐接受了“龙”作为民族的共同象征符号。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里指出,在现代中国社会将“龙”视为封建帝王的标志,日益淡漠其符号意义的同时,欧美与日本的华侨仍在使用龙旗,并作为春节这一华人代表性节日的最佳符号。在海外华人社会中,“西方指认”与“自我认同”在“龙”这个符号上已经合二为一。当政治力量需要整合全球的华人认同时,还能找到比“龙”更顺手、更有影响力的符号吗?

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龙”没有反对者。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对“龙”的认识出现反转与颠覆,缘于1988年那部电视政论片,那里面找了好几个学者谈龙,对“龙”完全是否定性的描述:龙是凶恶的生物,我们民族居然用这么凶恶的生物当作图腾,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多么落后和野蛮!这种叙事当时也是哗一下就传播开了,大家觉得“龙”代表黄土文明,在与海洋文明的搏斗当中它必然会输。现在回头看来,如果把这些话画出来,就是西方近代漫画的中国版,就是一条老态龙钟、奄奄一息的龙,怎么样被西方远来的勇士,打倒、征服与改变的过程。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将整部电视片改名叫《龙殇》,黄河本身就是龙形象的一个源头。当时我年纪虽小,但是也感到很振奋,觉得是啊,我们应该拥抱蔚蓝色,我们应该抛弃封闭的、保守的黄土文明,去拥抱整个海洋。

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整个华人圈对“龙”的认知与传播,都充满着纠结而艰难的心态。因为龙纹在皇家生活中的广泛应用,“龙”被西方人视为中国的象征符号,后来又由于近代的中西冲突,被描绘成一种丑陋凶恶的生物,正如《中国龙的发明》作者施爱东的概括:到了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19世纪,西方漫画里的中国龙往往是各种中国元素的滑稽组合,象征着中国形象在西方主流社会想象中的变迁。“中国龙”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将中国的丑陋形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龙”,情绪十分复杂,各种文化心态战作一团,既有传统社会对权力的崇拜(明清时平民禁止使用龙纹,但百姓们会在死后往丧服里塞一套龙袍),又有对西方丑化“龙”的悲情回应(清末的留学生大抵对龙纹或龙旗深恶痛绝,认为是清王朝的象征),还有寻找“龙的传人”之类民族共同象征符号的冲动。

2000年之后,有学者陆续提出,不应该将“中国龙”与“Dragon”对应,而应该音译为“Long”,以区别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凶恶残暴的喷火龙形象。只是,考察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中国龙”想象,就会发现,西方社会并非因为“龙”与“Dragon”的互译才对中国发生恶感,而是对中国“野蛮”、“落后”的定位,让原本在西方社会颇为时尚的“中国龙”,演变成了被王子、骑士与女神用剑砍、用锤打,或一堆代表性动物(鹰、牛、熊……)蚕食瓜分的大怪兽。

这种种的细节与变化,在《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一书中,被梳理得近乎残忍的清晰。一位90后女孩问我:为什么要了解“中国龙”?仅仅是为了掌握一些冷门的知识吗?我说不是,如果你不了解这条“中国龙”,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游来,被斫杀至伤痕累累,鳞片间满是硝烟与血泪,蛰伏多年,突然又被人涂脂抹粉,奉上神坛,或是揭开疮疤,指为怪兽,你就无法了解中国。

近日《经济学人》有一期封面专题是“What China wants”(中国要什么),而配图正是一条中国龙,凝睇着前爪中抓着的地球。与近代西方漫画的中国龙相比,《经济学人》封面上这条龙不算丑陋凶恶,反而说得上威风凛凛,不过,中国龙锋芒毕露的眼睛、半张开的嘴、用力的爪,仍然表现出贪婪与兴奋。这条他者眼中的中国龙,正反映了当下西方对中国的重视、疑惧与不安。

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蔚华问侯德健:“你说中国人为什么对龙这么情有独钟?”侯德健回答说:“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龙是中国人自己想象创造的,希望中国人在龙年里有更多新的创造。”侯德健说的,也对也不对。“中国龙”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却在中西方大棋局的风云幻象里,不断地上演着“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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