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龙的传人？

周星驰主演的《龙的传人》电影剧照

网上有篇文章叫《龙图腾是七零后》，有点儿标题党的意味，不过，如果我们大而化之一点，将抗日救亡时期闻一多等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但未能真正推行于民间的“龙图腾”，等同于“龙的传人”这个为全球大多数华人认同的身份符号，那么，确实可以说，“龙的传人”只是与我一样的七零后，比我还小五岁。

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正好经历了“龙”在中国乃至华人社会的全面回潮与建构的过程。1978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台湾一片悲情气氛，侯德健激于此，创作了《龙的传人》。不想这首歌很快传遍全球华人圈，引发强烈共鸣。只是，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明显被过滤了原初的情绪，而被传唱者与受众注入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悲情”。

我是在成都的小学课堂上学会这首歌的。对于我们这班小学生来说，“龙的传人”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固有的知识。中国不就是一条巨龙吗？所有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不都是“龙的传人”？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当然不知道“龙的传人”最早的政治挪用，是被当时台湾的代理“新闻局长”宋楚瑜用作向军训学生训话的题目，就像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不知道罗大佑等献给世界和平年的《明天会更好》，曾被国民党挪用作为选举口号一样。

1983年《龙的传人》作者侯德健回到大陆，这让大陆当局可以更方便地挪用这首歌，将之变成对全球华人的召唤，“龙的传人”和“炎黄子孙”相辅相成，同样用一种神话的形式，遮蔽近代以来的整个民族的分歧与离散，整合全球华人的认同资源。1988年龙年春晚，之前在大陆经历亦有坎坷的侯德健现场演唱这首歌，是这种挪用与整合的巅峰。

仅仅指出这种挪用并非目的，我们更应该思考何以一首歌，一个说法，会有偌大的魔力？能够激发全球华人对于“同祖同族”的认同感，以至于2000年王力宏翻唱此曲，以ABC（America Born Chinese）的身份又赋予了这首歌新的识别意义。与侯德健版相比，王力宏版已经删去了“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剑”（“姑息的剑”是政治审查的产物）那段悲情歌词，但增加了“别人的土地上我成长，长大以后是龙的传人”的“ABC宣言”，不管它是唱者的真情表白或是市场策略，王力宏版的大行其道，证明它作为一种叙事，在22年之后仍然有效。2012年王力宏受邀在龙年春晚上演唱这首歌，更增大了它在80后、90后中的影响力。

官方借用、市场流行、受众认可、渐成传统，《龙的传人》的经典化只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回头看，“日本侵华期间，出于爱国主义的时势需要，热心学术救亡的知识分子强行糅合‘龙’与‘图腾’二者，生产出一个唤做‘龙图腾’的想象共同体、一个有‘教育价值’的‘谎’”（《中国龙的发明》），卅年之后“中国龙”重登宝座，两者之间有无勾连？

而相隔卅年的这两次“中国龙热”，其文化心理基础，源自整个近代，西方一直将“龙”作为中国的代表，他们丑化也好，攻击也好，在这种他者不断的指认与形象化之下，中国人自己也渐渐接受了“龙”作为民族的共同象征符号。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里指出，在现代中国社会将“龙”视为封建帝王的标志，日益淡漠其符号意义的同时，欧美与日本的华侨仍在使用龙旗，并作为春节这一华人代表性节日的最佳符号。在海外华人社会中，“西方指认”与“自我认同”在“龙”这个符号上已经合二为一。当政治力量需要整合全球的华人认同时，还能找到比“龙”更顺手、更有影响力的符号吗？

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龙”没有反对者。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对“龙”的认识出现反转与颠覆，缘于1988年那部电视政论片，那里面找了好几个学者谈龙，对“龙”完全是否定性的描述：龙是凶恶的生物，我们民族居然用这么凶恶的生物当作图腾，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多么落后和野蛮！这种叙事当时也是哗一下就传播开了，大家觉得“龙”代表黄土文明，在与海洋文明的搏斗当中它必然会输。现在回头看来，如果把这些话画出来，就是西方近代漫画的中国版，就是一条老态龙钟、奄奄一息的龙，怎么样被西方远来的勇士，打倒、征服与改变的过程。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将整部电视片改名叫《龙殇》，黄河本身就是龙形象的一个源头。当时我年纪虽小，但是也感到很振奋，觉得是啊，我们应该拥抱蔚蓝色，我们应该抛弃封闭的、保守的黄土文明，去拥抱整个海洋。

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整个华人圈对“龙”的认知与传播，都充满着纠结而艰难的心态。因为龙纹在皇家生活中的广泛应用，“龙”被西方人视为中国的象征符号，后来又由于近代的中西冲突，被描绘成一种丑陋凶恶的生物，正如《中国龙的发明》作者施爱东的概括：到了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19世纪，西方漫画里的中国龙往往是各种中国元素的滑稽组合，象征着中国形象在西方主流社会想象中的变迁。“中国龙”的每一次出现，都会将中国的丑陋形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龙”，情绪十分复杂，各种文化心态战作一团，既有传统社会对权力的崇拜（明清时平民禁止使用龙纹，但百姓们会在死后往丧服里塞一套龙袍），又有对西方丑化“龙”的悲情回应（清末的留学生大抵对龙纹或龙旗深恶痛绝，认为是清王朝的象征），还有寻找“龙的传人”之类民族共同象征符号的冲动。

2000年之后，有学者陆续提出，不应该将“中国龙”与“Dragon”对应，而应该音译为“Long”，以区别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凶恶残暴的喷火龙形象。只是，考察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中国龙”想象，就会发现，西方社会并非因为“龙”与“Dragon”的互译才对中国发生恶感，而是对中国“野蛮”、“落后”的定位，让原本在西方社会颇为时尚的“中国龙”，演变成了被王子、骑士与女神用剑砍、用锤打，或一堆代表性动物（鹰、牛、熊……）蚕食瓜分的大怪兽。

这种种的细节与变化，在《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一书中，被梳理得近乎残忍的清晰。一位90后女孩问我：为什么要了解“中国龙”？仅仅是为了掌握一些冷门的知识吗？我说不是，如果你不了解这条“中国龙”，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游来，被斫杀至伤痕累累，鳞片间满是硝烟与血泪，蛰伏多年，突然又被人涂脂抹粉，奉上神坛，或是揭开疮疤，指为怪兽，你就无法了解中国。

近日《经济学人》有一期封面专题是“What China wants”（中国要什么），而配图正是一条中国龙，凝睇着前爪中抓着的地球。与近代西方漫画的中国龙相比，《经济学人》封面上这条龙不算丑陋凶恶，反而说得上威风凛凛，不过，中国龙锋芒毕露的眼睛、半张开的嘴、用力的爪，仍然表现出贪婪与兴奋。这条他者眼中的中国龙，正反映了当下西方对中国的重视、疑惧与不安。

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蔚华问侯德健：“你说中国人为什么对龙这么情有独钟？”侯德健回答说：“十二生肖里，其他十一种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只有龙是中国人自己想象创造的，希望中国人在龙年里有更多新的创造。”侯德健说的，也对也不对。“中国龙”是中国本土的产物，却在中西方大棋局的风云幻象里，不断地上演着“变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