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中国根可以在日本寻找吗？

周作人先生在谈起日本观感时说:“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盂衣冠不相同也”，“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日本的衣食住》)虽然周作人旅日距今已经110多年，往日日本也与现今迥然不同，但是我仍然可以在日本发现那些在中国失落了的文化之根，使我惆怅，也使我惊喜。

【梁思成的叹息】

中国木结构建筑历史悠久，西安半坡村发掘的房屋遗址表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木结构房屋，基本上形成了用榫卯连接梁柱的承重框架体系，西汉时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完美结合的建筑体系，史称之为“土木之功”。这种斗拱式建筑形态既达到了良好的支撑力学的效果，又充满的美感，体现了浓厚的中华民族的建筑神髓。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有人说：研究中国唐朝及以前的木结构建筑只能去日本，使当时的中国建筑家梁思成很受刺激，他带着妻子和学徒们历经艰险的四处寻访，终于在五台县偏僻地区发现了晚唐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东大殿，20世纪50年代，文物专家又在五台县发现了南禅寺，大殿平梁上面有“因旧名（时）大唐建中三年……重建殿法显等谨志”的墨迹，推算其重建于中唐(782年)，但更早的木结构建筑却只能是日本的法隆寺了，因此粱思成对法隆寺充满了敬意。

梁思成出生在日本京都，直到12岁一直在日本生活，对日本的古建筑情况十分了解。据说，梁思成与古都奈良之缘也堪称悠远。孩提时代，父亲梁启超就曾带他去奈良的法隆寺游览，并买来一只乌龟让他放生。那时正值大殿重修，父亲便花了一元钱的香资将梁思成的名字刻在了大殿的一片瓦上，以求佛祖保佑。（见王升远：《中国建筑家梁思成挽救日本古都》）

1949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日本千年古刹法隆寺金堂被火烧毁了，他格外惋惜。当日本友人、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建筑家清水正夫来华访问，当他见到梁思成时，梁迫不及待的问法隆寺是否完全烧毁了，有无修复之可能。清水正夫答道：尚可修复，梁思成这才放下心来。“几年之后，清水正夫再次访华，梁恩成先生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他，梁思成先生再一次问法隆寺金堂的修复问题。当清水正夫说法隆寺金堂已经完全修复，并将表面烧损的木柱依然保留时，梁先生非常高兴地说：保存着火的痕迹，可以警示后人。”（见王铭珍：《梁思成先生的故事》）

法隆寺又称斑鸠寺，位于日本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按照日本的一般说法，法隆寺是日本推古天皇9年（601年），圣德太子在现在斑鸠町的位置上建立了斑鸠宫后，在斑鸠宫旁边建的寺庙。

圣德太子是日本第31代天皇用明天皇的二皇子、日本首位女天皇、日本第33代天皇（592年12月8日至628年3月7日）的侄子，推古朝的改革推行者。在法隆寺金堂安置的铜造药师如来坐像的背面有铭文，铭文的大意是：为了祈祷用明天皇的病自然痊愈，发愿建立伽蓝，不久用明天皇去世，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继承用明天皇的遗志，完成了该寺和坐像。

而考古研究证明，现存的法隆寺西院伽蓝并不是圣德太子在世时所建，而是7世纪末期到8世纪初建成，但是考古发掘也证明，在法隆寺西院伽蓝建成以前，有烧毁的庙宇的遗迹，在被认为是圣德太子主持建立的斑鸠宫遗址的法隆寺东院，也有以前庙宇的遗迹，以此可以推测现存法隆寺与圣德太子的关系。

法隆寺建成当时，正值中国初唐，但由于文化传播的非共时性，法隆寺在风格上直接承袭南北朝的建筑传统。

法隆寺由金堂及五重塔为中心的西院伽蓝和以梦殿为中心的东院伽蓝构成，西院伽蓝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群。

西院伽蓝以灰色瓦顶与黑灰苍劲的古老梁柁椽檩为基本色调，原滋原味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建筑风格的五重塔层层飞檐向上大小降幂排列，托起九个相轮，神秘的向往和苍然古色在严整的建筑韵律中升腾，飘入蓝天白云后面那遥远的空灵。飞檐云拱勾心斗角，浸染千年风霜；苔痕�`迹暗黄深紫，诉说历史厚重，而木结构建筑上一道道细小、纷纭、深邃的层层叠叠的裂痕，仿佛把在海风中摇曳的遣唐使的神思娓娓道来……

法隆寺西院伽蓝位于南大�T对面稍微隆起的地方。从中门进入伽蓝，右为金堂，左为五重塔，外围有“凸”字形回廊。回廊正南面开中�T，中�T左右延伸出的回廊与后面的大讲堂左右相接，回廊途中“凸”字型的肩部东有钟楼、西有经藏。

以回廊环绕佛寺的主角——金堂与五重塔式建筑，是中国最古老的佛寺建筑形式，这和后世佛寺采取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的伽蓝七式截然不同，在中国，这样的佛寺建筑已经很难发现。法隆寺1949发生过一场大火灾，在大火灾以前，寺内所有建筑物都属早期的原物(虽在有的建筑物在公元708年被火毁过)，现在有的已经重建或经修复，但藏经楼、传法堂、食堂和东院的梦殿，均为8世纪前半叶的遗物。

法隆寺金堂（国宝）是重檐歇山顶佛堂。上层没有设房间，将屋顶设为二重是为了外观有气派。金堂外檐下面的立柱上支撑房檐的斗拱采用“云斗”和“云肘木”，这是一种既能分担梁与柱之间的压力而又美观的多曲�南北朝款式。此外，二层的�d字形高栏（扶手）及将其支撑起来的曲脚人字拱也很独特，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南北朝时代佛教建筑的特色。南北朝时佛教盛行，可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楼阁式佛寺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额上施一斗三升拱，拱端有卷杀（注[1]），柱头补间铺作人字拱，其中人字拱的形象也由起初的生硬平直发展到后来优美的曲脚人字拱，魏晋壁画对这些样式曾生地描绘了这些建筑样式，但是保存至今的这种古老的建筑样式，只能在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中�T、法起寺(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大字冈本，离法隆寺不远)的三重塔、法�寺(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三井)三重塔等处还能�到。

中国历来有“易性革命”的传统，因此当一个王朝代由于实施“恶政”而面临改朝换代时，其后人几乎都会遭到在“除暴政，承天意”的“大义名分”下的大规模清洗和清算，中国朝代更迭之时，末代皇帝几乎都死于非命，殷纣王于鹿台自焚，周幽王死于犬戎兵刀下，秦二世胡亥被逼死在望夷宫，汉献帝被曹丕逼迫退位，郁闷而死，唐哀帝被朱晃毒死，唐末、五代，前后80年，前后58个皇帝，就有42个死于非命，而宋帝�m年仅9岁就大海葬身，明崇祯帝煤山自缢身亡……此外，“易性革命”者往往“恨乌及乌”，将前代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晶作为前代权力的象征加以清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项羽火烧阿房宫，北周武帝灭佛，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大规模的文化破坏运动，使文化的承传与保存受到沉重的打击，也使其物质与文化的生产力受到了巨大破坏。

而日本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天皇在历史上虽然很少成为真正的政治权力的统治者，但是作为“民族的大祭司”的地位一直延续了下来，而日本文化的精华发轫于皇室，结晶于皇室，传承于皇室，皇室的绵绵不断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化及物化的文化——文物与遗迹的保存与继承。

欧阳修写过一首诗叫《日本刀歌》：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B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O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大意是：听说古代西域之国有世传切金断玉宝刀，削铁如泥。而现今的宝刀都出产于日本国，越地之商贾得之，以重金卖给了喜欢收藏的人。此刀为鱼皮香木鞘，黄铜如金，白铜如银，黄白相间，相映成辉，佩戴可以驱妖祛灾。之后欧阳修又描绘了传说的日本的风景，说其“土壤沃饶风俗好”，“至今器玩皆精巧”，“士人往往工词藻”。最后，欧阳修以刀抒怀，发出了自己的慨叹。欧阳修在诗中把日本称为“夷貊”，藐视之意当然不足取，但他慨叹中国文化为国人自己焚毁荼毒，而其精华流失到日本，在异国蔚为大观，因此“令人感激坐流涕”。

闻名世界的六代皇都中国北京古城，其规格与布局与唐代长安城一脉相承，她以“布列有序，不爽尺寸，妙合化工，莫究窥测”，“三光临耀，五色璀灿，壮丽穹窿，莫磬名赞”的紫禁城为中心，以九门龙脉穿起数十处皇家园林和民宅四合院，辨方正位，为天下本；象天法地，坐北朝南；恢弘壮丽，鬼斧神工，堪称世界城建史的典范。为了保住北京旧城，梁思成等曾泣尽继血，奔走呼号，但是终于没有保住这座历史名城。

梁思成慨叹道：“我国各代素无客观鉴赏前人建筑的习惯。在隋唐建设之际，没有对秦汉旧物加以重视或保护。北宋之对唐建，明清之对宋元遗构，亦并未知爱惜。重修古建，均以本时代手法，擅易其形式内容，不为古物原来面目着想。寺观均在名义上，保留其创始时代，其中殿宇实物，则多任意改观。这倾向与书画仿古之风大不相同，实足注意。自清末以后突来西式建筑之风，不但古物寿命更无保障，连整个城市，都受打击了。”（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代序》）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就非常注意现代化建设与保护古城风貌的调和与统一，1919年（大正8年）颁布了《都市计划法》。为了保持都市内外的自然美，划定“风雅地区”和“美观地区”，在“风雅地区”内严格限制建筑物建设和树木采伐；在“美观地区”，不仅要保护原有的古建筑，新的建筑物也需和传统的古建筑保持色调和建筑风格上协调，如规定建筑房顶只能采用古式建筑的四面坡、人字形房顶和“歇山顶”结构（所谓“歇山顶”，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建筑方式之一，宋朝称九脊殿、曹殿或厦两头造，清朝改今称，又名九脊顶。为中国古建筑屋顶样式之一，在规格上仅次于庑殿顶。歇山顶亦有传入东亚其他地区，日本称为“入母屋造”，北京天安门就是歇山顶造），房顶要使用日本瓦或铜板，坡度也有一定的规定，由此使自然环境和城市结构得以延续，使古迹保护和现代建筑创新融合。以后日本又颁布诸多法律、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古都，如京都为了保护古都古老风貌又使其具有完备的现代都市机能，将城市分为三个区域：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区域、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和强化城市新功能区域。在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区域内，原则上禁止通常维修行为以外的历史建筑物的现状改变；在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内，改建、新建、土地开垦、树木、竹林的砍伐、土石取得等都需县知事（相当于中国的省长）或直辖市的市长的批准（历史风貌特别保护区域、历史风貌保护区域的制定，也在奈良、镰仓、大津等历史名城进行），在这样的地区，不仅古建筑受到严格的保护，新建筑物的高度、样式、以及广告的揭示也受到严格的限制，色彩也尽量和周围的古建筑保持协调，如麦当劳等红色门脸的连锁店，在京都市内要采用红褐色色调，而新工业和新建筑等主要在京都市西南部及卫星城里发展，这里对建筑高度和样式等基本没有限制，这个新区承担了京都作为国际现代化都市的机能。

1950年2月，梁思成曾和留学英国的建筑学家陈占详一起提交北京旧城保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建议在北京古城的西侧建立西区，并修建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让中国政治的心脏与千年古城共存，相信这种设想是受到了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护古城，融汇古今的智慧的影响，可惜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

从现代观光学观点来看，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与遗迹，不仅是文化财富，而且社会越是富足，人们越会在历史名胜与遗迹中寻根溯源，抚今忆昔，法隆寺所创造的非物质和物质的价值已是天文数字，时间是她以几何级数增长“利息”及她作为一种生产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注[1]：卷杀（或称收分曲线，英语：Entasisentasis）：为建筑学术语，指建筑构造中，出于美学上的考量而对柱、梁、枋、斗拱、椽子等构件从底端起的某一比例起始砍削出缓和的曲线或折线至顶端，使构件外形显得丰满柔和的处理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