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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