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佚札考:北上任教或因避忌傅斯年

现在看来,陈寅恪最终未去李庄而改留成都,后来又选择清华而放弃史语所,至少包含了对傅斯年有所避忌的因素。

陈寅恪佚札考:北上任教或因避忌傅斯年

新发现的《陈寅恪致董作宾信札》

陈寅恪佚札考:北上任教或因避忌傅斯年

史语所王崇武写给董作宾的手札

嘉德2014秋拍广州巡展上,展出一封陈寅恪的佚札:《陈寅恪致董作宾信札》。据称,此件历经多次展览。经查对,《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版(三联书店2009年9月)仍未收录,可见是陈寅恪的一封佚札。嘉德对陈氏此札所作描述大体准确,释文则略有讹误,现重新整理如下:

彦堂先生左右:

前奉复一书,谅已达览。弟已与燕京大学、华西大学方面商询其结果,大意为暑假后公来成都教课,自极欢迎,惟须先与史语所方面交涉办好。孟真兄返李庄否?公与之商妥否?其意见、办法如何?乞早示知。

此间教会大学专任教授薪津及仓米(以人口多寡计,每人月一双市斗,十岁下儿童减半),合计目前每月约万元。(成都生活费用较李庄为高,燃料价尤昂。)若一人来此,则每月用五千元可勉强支持;若全家来此,则问题较复杂,大约以两专任之收入或可不致饿死。就弟所知者言之,非但大学教授有兼至三个者,大学教授同时亦兼中学事,盖非兼任则无以为生,(惟弟未兼事,苦可知矣。)故无人再追问兼职之事矣。伤哉!我辈之必归于淘汰可无疑也。

李庄同人近况如何?未暇一一问候,乞代为致意。

专此敬叩

撰安并祝俪福

弟寅恪拜启四月十三夕

孟真兄处或即以此函先交其一阅,因暂无暇作长函也。又申。

战时生活举步维艰

陈寅恪此函,末署“四月十三夕”,年份应在1944年。据他的三个女儿回忆,1943年12月下旬,全家来到成都,入住燕京大学代租的民居。随后,同样应邀来燕大任课的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携家人住进陈家楼下。寒假后,陈寅恪开始授课。当时,“物价持续飞涨”,“生活艰辛,困难很多”,唐�o“只得把作客穿的旗袍,送进了寄卖行”。(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o》,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因此,1944年1月25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写信时大倒苦水,继续希望对方体谅自己无法立即赶往李庄的苦衷:“到此安置一新家,数万元一瞬便完,大约每月非过万之收入,无以生存。燕大所付不足尚多,以后不知以何术设法弥补?思之愁闷,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陈寅恪集·书信集》,第94页)

2月25日一函,尤显凄惨:“弟全家无一不病,乃今日应即沙汰之人,幸赖亲朋知友维护至今,然物价日高,精力益困,虽蒙诸方之善意,亦恐终不免于死亡也。”战时成都电力不足,“三天两头停电”,陈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坚持备课并撰写论著,非常吃力”。1944年11月中旬,“不慎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更加昏花”。即便如此,教学、撰作并未辍止;11月23日,为华西大学教师蒋大沂入史语所事,向傅斯年写信推荐;11月27日,不顾“头目晕眩”,为校阅董作宾《殷历谱》书稿而伏枕作书。12月12日早晨,陈寅恪“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随即住院,数日后手术,未获成功,“左眼也丧失功能”,至此“双目失明”。在首次手术失败后,陈夫人唐�o为了是否需要二次手术而“踌躇难决”,曾于次年1月18日致函傅斯年伉俪,征询表妹及表妹夫的意见。

战时生活异常艰苦,虽然陈寅恪判断“成都生活费用较李庄为高”,但李庄的情况也不乐观。1943年,陈寅恪一家逗留桂林期间,听闻史语所同事李济的两个女儿相继病逝,原因之一是李庄“药物匮乏”。陈家的女儿们事后分析,“这个消息很大程度上影响父母对去李庄的考虑”。董作宾萌发去成都兼课的想法,同样与改善生活有关。之斋藏札另含同一时期沈从文致董作宾函三通,“主要围绕一个事情,即沈从文在昆明帮助董作宾展卖书法作品”,也可作旁证。

与傅斯年关系微妙

董作宾为赴蓉兼课事函商于史语所同事陈寅恪,陈寅恪热心而认真地作了回复。陈氏第一次复函不知是否尚存于世,暂且不论;第二函续报进展,既于信末宽慰“无人再追问兼职之事”,更于篇首提示“须先与史语所方面交涉办好”,尽早告知所长傅斯年的意见、办法。众所周知,史语所西迁李庄前后,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然而,除却有限的数次文字交锋,君子未出恶言,同寅、同道、姻亲的情义最终得以维护。陈寅恪佚札和相关信函(详后)的披露,为研究傅陈关系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材料,这大概是此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陈寅恪举家入川,没有应傅斯年的一再敦促邀约赶去李庄史语所,而留教于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个中缘由,就连其挚友吴宓的女儿吴学昭也认为李济丧女是主因:“主要考虑李庄古镇气候与环境,于寅恪夫妇病体极不相宜。该镇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李济君家两个上中学的女儿鹤徵、凤徵相继病逝,令人惋惜痛心。听说凤徵确诊伤寒,只因药物匮乏,无法救治。”(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这一说法,未必尽然。现在看来,陈寅恪最终未去李庄而改留成都,后来又选择清华而放弃史语所,至少包含了对傅斯年有所避忌的因素。

陈董之间、陈傅之间,围绕着董作宾赴蓉讲学一事,应该有多次书信往还,《傅斯年遗札》就收有这样一封信:

寅恪兄:

手书敬悉。转交彦堂兄一看,彼并无就华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罢论矣。彦堂正手写其文稿付印,岂肯中辍?至于援方桂办法一说,方桂之办法不适用于其他人或其他学校,便乞华西或其他学校无以此为言。一切乞告前途为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七月十四日,卅三年

此信是一份“抄件”,页末有那廉君附注:“董作宾赴蓉讲学事。”身为所长的傅斯年既已发话,口气不容商量,事情自然没有了下文。董作宾是否因为手写《殷墟谱》付印(次年4月出版于李庄)而甘愿放弃外出讲学,今人无从知晓;从上引傅函倒看得出陈寅恪对于友朋之嘱托尽心尽力,甚至“援方桂办法”为董缓颊。

傅函所谓“方桂办法”,陈寅恪佚札无一字涉及,应该是陈致傅另一函的内容。兹不嫌繁复,对其来由撮述如下:

李方桂研治“汉印语学比较语言学”,“近年研习已到一阶段,非兼治藏文藏语不可”,然李庄无此条件;李家“人口较多,兼有老母在堂”,“派其往塔儿寺一带调查”也不可行。于是,傅斯年和李方桂商议出一合规而变通之法:由史语所出面,以李“兼习藏语之便”,恳请中研院院长朱家骅“特许其暂住成都,兼在燕京大学任课四、五小时”,即李在燕大任“客籍教授”,由燕大“给以教员福利待遇”,而在史语所之待遇“仍旧付给之”,“惟依法生活补助费、米代金、研究费不得复领”等等。(《傅斯年遗札》)1943年11月,先由傅斯年与燕大校长梅贻宝函商合作方式;12月,朱家骅口头同意;至1944年2月24日,史语所正式行文呈报院长审批;2月28日,傅斯年一面致函方桂界定具体做法,一面再次为此变通办法给梅氏去信;3月1日至6月9日,傅斯年“在重庆住了三个半月”,其间,中研院总办事处于3月20日函准史语所“照办”。

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意欲兼职的院校,似乎不止燕大一家。《傅斯年遗札》所存1944年6月23日写给同济大学(时与史语所同在李庄)丁文渊校长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正是商议董氏在该校兼课之事,但情词较之致陈寅恪函大不相同:“彦堂兄事承兄关怀,至感至感!彦堂兄家口众多,此时所感之困难,远在我辈以上,每月入不敷出,自非了局。若能在此兼课,或为最便之法。敝院旧有兼课限四小时之规定,故四小时内,原无不可,(即四小时外,今昔亦不同。)至于旧有退还收入、扣车马费之办法,乃杏佛兄时所行,抗战以来,绝谈不到。此时绝非当年,要当以事理人情为重,故只惜贵校无文学院,所中同人不能多多兼课耳。(一笑。)一切乞与彦堂兄商量,弟无不同意也。”傅斯年月余后致陈寅恪函的强硬口吻,是否部分来源于已经有所预设,不便妄加猜测;但陈寅恪遭受的冷遇,以情理而言,可能会加深他的反感和避忌。

不留史语所与傅斯年有关

无独有偶,今年3月嘉德四季第37期拍卖会上,也展出史语所王崇武写给董作宾的手札。买家季凯最近撰文介绍此札(《新发现陈寅恪致董作宾的代笔信》,载《收藏·拍卖》2014年第10期),内容也涉及傅陈关系之演变。季凯的释文仅脱漏一字,为方便起见,仍照原札旧貌释读于下:

彦堂先生道鉴:

陈寅恪先生见告:以在京居处不适,仍拟返清华教书。此次来京,系坐飞机,行李全未携带。在渝有衣服数箱,均存本院总处,闻本所正进行包船,甚望过渝之时,为带南京,并望先生多多关照。

陈先生于先生近况打听甚详,谓近因目疾、胃疾及失眠病并发,不及写信,托代致意。

北平方面讯:傅先生下月一至三号来京,到即接洽复员船,事毕出国。

先生何时可来?企踵以俟。

专此,敬候

道安

晚学王崇武再拜 八月卅日

联大第二批船(自沪开津)在下月二十日左右北开,故对行李事甚着急。

此函写讫,又接北平信:傅先生买得十号机票。

季凯点明“此次来京,系坐飞机,行李全未携带”乃是唐�o由重庆飞南京,这一解读完全准确。当然,如能稍稍补入陈家三个女儿的回忆,足以更好地还原当时的艰难场景。

陈寅恪1946年为什么不留在南京专任史语所研究员而是北上清华任教?王崇武代为转述的理由是“在京居处不适”,女儿们怀疑“是否与父亲一贯不愿生活在政治中心有些关系”,季凯认为“除了陈氏本人曾在清华国学院任教的清华情结外,其实也和傅斯年的矛盾有关”。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再作申述,只想补充三个细节:其一,唐�o1946年3月16日致傅斯年代笔信有云:“寅恪来书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其二,同年6月12日,清华校长梅贻琦偕浦薛凤登门拜访陈寅恪;其后,梅校长返北平视察清华校舍,为回迁复校做准备;6月29日,再度上门探视陈寅恪。其三,8月9日,陈寅恪致函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历史系主任雷海宗,询问复员后住宅事项;8月13日,沈履致复,一一答疑释惑。

季凯的考释,笔者最认同两点:一是写作年份为1946年,二是此信同样传递出陈傅失和的若干信息。至于将此函命名为“陈寅恪致董作宾的代笔信”,笔者以为有待商榷——— 王崇武代陈寅恪传话、为唐�o请托的确不假,但通篇仍是以王本人的口吻叙事道情,禀报傅斯年行程也十分符合王年辈较晚、职级较低的身份。而“1945年5月以后,陈、傅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几乎完全中断”一语,更是欠妥。一方面,唐�o1945年10月4日函复傅斯年时就曾谈及9月间双方往来之事:“寅恪临行匆忙,未得亲自致函告知一切,而手书到时渠已离蓉。……陈��、劳�o两先生事,即请先生代寅恪作一提案,寅恪无不同意,此一向为先生所知也。今附上空白盖章信纸一张,乞为代办为感。”

另一方面,傅斯年1947年5月曾有公信致史语所同仁,询问对特别困难的李济、陈寅恪、梁思永等三人予以特殊补助有无意见。(《傅斯年遗札》)5月4日又特意致函陈寅恪,数日后委托余逊持函登门念给陈寅恪听,并笔录意见带回。这是《傅斯年遗札》录存的傅氏写给陈氏的最后一封信,内容均为陈寅恪及其家人最关切之事:一、史语所与清华大学协商,自本年一月份起,改由史语所对陈寅恪“支全薪”而由清华“支兼课之兼薪”,以保障陈收入稍多;二、史语所以美金百元补助陈养病,请陈在开列收据时言明此项支出属于补助“工作费”;三、同意为陈聘请助理或书记,预留名额;四、陈去年所借路费,已嘱相关人员会商如何报销。傅斯年为第一事而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专函,同时交余逊送陈寅恪阅定,并请陈氏在同意后转梅校长。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banquan@lishi.net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