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中国口述历史”第一人

唐德刚：走进口述历史的历史

　　晚年的唐德刚体弱多病，读书作文日益艰难，但依旧终日孜孜不倦地沉湎于历史研究。不幸的是一次女儿光佩帮他整理电脑里资料时，由于对中文不甚了了，竟一不小心把他数十年积存的史料全部格式化。

　　多年的心血瞬间化为乌有，旁人闻之都为其扼腕叹息，何况视之为生命的学者本人呢？唐德刚得知后恰如五雷轰顶，眩晕中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嘴中不断念着佛经来强忍情绪。片刻后他转念一想，顿时豁然开朗——“甑已破矣，顾之何益！”

　　之后再有人同情地关问此事，唐德刚总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就像那位不慎将甑摔碎的古人一样，连头也不回就继续前行。既然甑已摔破，再回头看也无济于事。

　　也许这正是一个史学家对人生的通透之悟。在他眼里自己的生命也像只甑，应该要跟这个世界做个了断，就不必再眷顾不舍了。

　　由于近年来他饱受肾病的折磨，几乎靠洗肾来维持生命。这种低质量的生活让他怨恨而无奈，在反复与老伴吴昭文商量后，终于在半年前说动老伴——放弃治疗。于10月26日驾鹤西归，享年89岁。

　　唐德刚生前将藏书悉数捐给家乡的安徽大学，他是有准备地走的。但我们却无法像那个担甑人，头也不回地让他消失在视野里。因为他就像一座丰碑屹立，是任何一个治近代史人无法绕过的；他的著作就像一座高山耸立，让无数后人为之倾倒。

　　唐德刚可谓是中国近代口述史学的开创者，他撰写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皆是民国史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他以通俗化历史写作驰名中外，所著的《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皆是引人入胜的雅俗共赏之作。

　　其著述文笔优美、议论丰富，典故皆是信手拈来，嬉笑怒骂间历史铺陈开来。其如行云流水的“唐派散文”，让多少读者钦佩不已。虽有人诟其考订偶有粗疏，行文不符合学院派标准，然而在学术八股化的今天，尤显得弥足珍贵。

　　半肯半不肯的小门生

　　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的一个书香世家。家学渊源让其自幼对历史兴趣浓厚，14岁时就已熟读《资治通鉴》。他于1939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此时正值该校的“沙坪坝黄金时代”，所以他能有幸碰到郭廷以、沈刚伯、顾颉刚、方东美等名师。1943年，唐德刚毕业后在安徽学院教了几年书，于1948年拿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官费留学名额，负笈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然而没等他书读出来，就已改朝换代了。他所学的西洋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去甚远，改换门庭也非一朝一夕之功。既然大陆已回不去，为了谋生的他索性改学建筑，准备日后以此谋生。没想到一年多后，他被哥大历史系选为助教，扔掉的历史书又重新拾起来。

　　唐德刚留校后陆续兼任哥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和副教授，一生最黄金的25年在这里度过。在这里他跟历史作伴，与古人为伍，几乎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一一地在黑板上擦过。这所大学给唐德刚学术事业提供了良机，最幸运的莫过于他参与了哥大的口述历史项目。

　　那会哥大教授亚伦·芮文斯开创口述史学项目，采访包括欧洲革命后流亡美国的各种政治难民。恰值中国政权更迭后大批民国要人移居美国，胡适、李宗仁、陈立夫、顾维钧等显赫的名字吸引了项目主持人的目光，于是成立了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唐德刚中英文俱佳，因此成为撰稿的不二人选。口述史学这扇神秘之门就这样被他不经意间推开。

　　唐德刚做口述历史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由此与胡适结下了师生之缘。

　　胡适此间乘桴浮于海，在美国过着流亡的寓公生活。胡适虽少年暴得大名，维持清名几十年不坠，然而一向却不治家产，大半生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到这时生活竟拮据地捉衬见肘。时值大陆开展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台湾当局也弃之于一隅让其靠养老金生活。胡适此时此刻已由一个叱咤风云的学界领袖，彻底沦为穷困潦倒的政治难民。唐德刚形容他“惶惶如丧家之犬”，足见其困顿与颓唐。

　　唐德刚就是这时候出现在胡适身边，成为胡适在一生最失意、最穷困时期收下的弟子。他们一位是常来哥大图书馆借书还书的落魄校友，一位是正在图书馆里推书车进进出出的打工仔，因为口述史项目而走到一起。唐德刚比喻这种师生关系为，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师生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当然不会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而是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情况自然大有不同……

　　唐德刚早在中央大学时，自选的论文导师是顾颉刚，顾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后来唐德刚做了胡适学生时，胡适开玩笑地叫他“小门生”。唐德刚虽没有正式拿过胡适的学分，但却是其收山的私淑弟子，这是胡适之前学生中前所未有的。这种关门单传的授业方式，使他深得“胡门”精髓。唐德刚平生所写的第一篇考据文章《中国郡县起源考》就是受胡适影响，与胡适颇受蔡元培赏识的第一篇考证文章《诗经言字考》如出一辙。

　　胡适一生有三大好：安徽、哥大、北大，唐德刚与其有两大相同。他乡遇故知，唐德刚这位小门生深得胡适的欢心，成了胡适的“好跟班”，连师母江冬秀都啧啧称赞。唐德刚生性幽默不羁，也没忘不时打趣老师和师母——“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老太亦随之。”

　　唐德刚作为尊崇胡适道德文章的弟子，作为胡适晚年过从甚密的小友，并没以感情代替学理为尊者讳。他遍读胡适的文字，是乃师不疑处有疑的治学方法最佳诠释者。他不仅赞扬胡适的丰功伟绩，也指出其不足之处，真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一次在胡适家里，有人问唐德刚赞同老师观点吗？他答曰：“半肯半不肯。”别人疑惑为何不全肯？他答：“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全堂宾客闻之哄笑。唐德刚说这是老师自己说的，胡适在一旁也为之点头大笑不已。的确，此乃胡适引用唐代洞山和尚典故教徒的经典案例。

　　在《胡适口述自传》写作中，唐德刚确实身体力行此观点。此书先是以英语录音整理而成，为了使英译准确无误，师生俩是反复推敲。唐德刚为此书每一章写下隽永有味的注释，以杂文笔法借题发挥，可谓文献注释史上的创体。此举竟产生买椟还珠的怪相，注释部分的学术和史料价值几乎在传文之上，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

　　20年后此书译为中文在台出版。《传记文学》请唐德刚写篇短序，可他思如泉涌滔滔不绝，最后竟成了数十万言的《胡适杂记》。夏志清由此称唐德刚为“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大人物在他那里变成了“凡人”

　　给胡适做口述历史相对好办，毕竟胡适是经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本人就是有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的考据家；给李宗仁这样一介武夫做口述历史，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胡适中英文俱佳，哥大为了节约成本，师徒之间交谈全是英文，打印出来直接上交就可以了。而李宗仁一生戎马倥偬，只读过三年的“军事学校”， 上马可以杀贼，下马就不能草露布了。外语是一点也不会，文学历史一窍不通。李宗仁有时信口乱讲，直接写出去要被行家讪笑。

　　当时李宗仁由代总统变成了两头不讨好的寓公，左右两派华人们都不肯接近他。在李宗仁百无聊赖的真空状态下，唐德刚能陪他“闲聊”打发时日，自是欢迎之至。但李宗仁的谈话总是天马行空，唐德刚只能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做背景，烘云托月般把他口述的东西烘托出来。后来唐德刚也采用不经意的谈话，再广参史料独自整理。

　　这样工作无疑是浩大繁重的，但等到顾维钧的口述史任务摆在唐德刚眼前时，他还是没能经得起诱惑。唐德刚自幼就听过这位“铁狮子胡同的顾总长”，此人几乎是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外交史，搞民国史怎能和顾维钧失之交臂呢？

　　唐德刚和顾维钧一接触，发现他英文比胡适还牛。唐德刚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则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唐德刚都不懂。不过，顾维钧对唐德刚还是比较认可，因为唐对民国史倒背如流，顾讲上文他已知下文，不用多费口舌是小事，还屡屡帮他纠正记忆上差错。

　　顾维钧那时每年从海牙回纽约度假，数月前就盼唐德刚继续来做助手。然而，唐德刚离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后，录音稿最后由一位美国小姐整理，将他从前写得生动而精彩的情节删了不少，让后来的《顾维钧回忆录》可读性差去很多。

　　当然，不是给每个人做口述史都这么愉快而顺利的，唐德刚和陈立夫的合作就不欢而散。蒋家天下陈家党，陈立夫也是民国政坛要人，这时流落到美国来养鸡。唐德刚给陈立夫做口述史时，陈吃饭都有困难，所以，唐德刚一直为陈的“四大家族”帽子鸣不平。

　　理解式同情是一码事，做客观历史是另一码事。由于陈立夫老是不满唐德刚纠结一些细节，最好合作只好不了了之。陈立夫日后自己操刀写成《成败间——陈立夫回忆录》。

　　给张学良做口述历史也大致相同。唐德刚跟张学良接触后发现，张的话可以听，但书却没法子写。因为张是大少爷脾气，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别人不能校正他。唐德刚有时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他说：“你知道什么？！”张是少帅，唐连少尉都不是，所以张说：“你要听我的话！”唐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就这样，张学良的录音至今还让唐德刚束之高阁。

　　当然，值得做口述历史的远不止这些人。国民党要人流亡国外的数不胜数，很多都想做口述历史，宋子文就是其中之一。宋子文是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本身就是一本活历史，最重要他还有整箱整箱的私人文件。但由于之前宋在当政时，开罪过哥大此项目主持人之一何廉，名字被无情的划掉。直到宋子文死讯传来，唐德刚不得不顿足长叹。

　　可能唐德刚与那些创造历史者有亲密的接触，因此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在他那里变成了“凡人”。他在讲述历史时总能娓娓道来，又有点江湖气的幽默油滑，每每皆能引人入胜。

　　第四类的口述历史学家

　　上世纪50年代哥大教授亚伦·纳文斯看到新发明的录音机，一时灵感大发组织实施口述历史计划，口述历史自此在美国方兴未艾。年轻的唐德刚因缘际会进入此行，加上他适逢中国的鼎革之际，又亲历民国以来的乱世动荡，一旦遇到那一时期的历史创造者们，自然能有与历史人物一样的悲欢荣辱的人生体验。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他喷薄的才气和生命的喟叹诉诸于笔端，所以能写下有血有肉的历史。没想到唐德刚一干就是一辈子，终生对口述史学情有独钟。

　　其实口述历史并非美国货，它是中国最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一。《史记》中最好的篇章，很多是作者口述的。美国人做口述历史的初衷是注重“内幕”和“秘史”，对一般尽人皆知的历史则主张不要。但唐德刚并不赞同此法，他认为给这些历史创造者写口述历史，应找出这类人物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的经过，把他们做整个历史的平行研究。

　　当然，口述史学并非单纯的文字采访纪录，它其实是一套系统而严谨的研究方法论，而不是受访者一家之言，要靠详实可靠的档案等相互参证和补充。在受访者出现回忆错误时，应予以指出并修正。

　　唐德刚自言，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足见功夫在诗外。

　　口述历史好在是活的史料，其它史料是死无对证的。活的坏处在于由个人好恶支配，只能作为史料的佐证手段，而不能是唯一的史料来源。这些年大陆口述历史蔚然兴起，很多只凭传主并不可靠的记忆，充其量只能算是政协“三亲史料”。

　　唐德刚除了口述历史外，其他研究也成就斐然，《晚清七十年》堪称代表。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提到中国史学有三大主流：第一是从左丘明、司马迁到钱穆这一脉相承的传统史学；第二则是在今日大陆一枝独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第三则是由19世纪的西方汉学逐渐现代化和社会科学化而形成的现代西方史学。但唐德刚却没法给自己归类，最后勉强说自己是第四派——综合三家、采长补短的现代派。其实不光是唐德刚无法给自己分类，海外和他同样最有影响的余英时、黄仁宇亦是如此。

　　黄仁宇是“大历史观”，把个人放到大历史下研究。他文笔纵横捭阖，一部《万历十五年》涉及整个明朝的政治体制。他和唐德刚在学术理念上，恰好南辕北辙。黄的大历史反对过度关注个人，更关注背后的政治文化架构。唐则关注个人的分析，把人物和整个历史做平行研究。

　　余英时继承乃师钱穆考据传统，对西方一些理论又能博采，做到了中西合壁。他研究问题集中于一点，深入阐发却又含而不放。尤其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几乎是运用了西方方法的当代朱熹。

　　唐德刚则自成一体，他让口述历史走向大众。史家“才、学、识”三才，在识上，他比不过黄仁宇；在学上，他比不过余英时。但他擅于挖掘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生动的叙述让历史变得形象实在。并从这些细节中论述历史发展的起起落落，无数细节的历史串起来显得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