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司马迁悲《瓠子》而作《河渠书》

    《史记》里有一篇《河渠书》，是专门谈水利的。司马迁曾作过很多调查研究，考察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江河、湖泊和渠道，认为水利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他还亲身参加过抗洪抢险。如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巡游路过瓠子宣房这个地方，下决心堵塞瓠子河堤决口，动用了几万民工。汉武帝“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K决河”，派人到处收集柴草、竹子，加以泥石堵决，并即兴创作了《瓠子歌》给大家传唱，场面很动人。司马迁也在场，并和大家一起扛着柴草和竹子，参加堵口，“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这篇《河渠书》的写作动机也就产生在抗灾第一线。

    水涝干旱，是困扰国民的两大祸害。太史公时代，从上到下，深为此犯难，“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瓠子诗》)。那个时候，除了烧香进贡，祈求上天，别无他法，这给了巫师们大把赚钱的机会。西门豹治邺，破除“河伯娶妇”的鬼话，将装神弄鬼的巫婆扔进江河，让他们自己去见“河伯”。然后发动几千老百姓，开挖十二条渠道，把黄河水引来灌溉农田。当时工程浩大，劳动强度大，有些老百姓不能理解，加上劳累，难免有怨言。西门豹认为：“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弟思我言。”后来这个水利工程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丰收，辛苦没有白费。多少年过去了，人们的确不曾忘记西门豹。战国时期，四川都江堰闹水患，也有沉女以祭的恶俗，自李冰父子治理水患之后，就不再有拿人去祭江神的把戏了。当地百姓为李冰建庙立碑，以纪念他的功绩。至于他仗剑烧符，刺死江神，化为白牛，水害为之消失，则是神话附会，不足为信。

    禹抑洪水，西门豹引水溉邺，张汤作�J斜道，武帝亲自指挥瓠子堵决……还有苏东坡筑防洪长堤，挡住了洪水，救了徐州城，人谓之“苏堤”。十三年后，他又在杭州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一条长堤，也被百姓称为“苏堤”。这都是古代重视水利建设的实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体现政绩的主要标志。诚如太史公言：“用事者争言水利”。

    读《河渠书》，有几点感受。

    一是正确的政绩意识。“争言水利”，治理河道，是吃苦的事情，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有什么“提成”。组织几千人上工地，要花精力、花时间、花经费，目的只有一个：为百姓造福。尽管有些人不能理解，抱怨太苦太累，但以后看到水患制伏了，大家就会理解。心底无私，尽心竭力为人民办事，老百姓自然会有口碑。懒人、弄虚作假者、投机钻营者、指望高额回扣或高官厚禄者，都不是此道中人。

    二是正确的风险意识。风险未必由岗位决定，却常与实干相关。一个干事的村长，比一个不干事的乡长所担的风险大得多。这风险包括成败的风险、个人安危的风险、世俗阻力的风险，而不是现在所说的抵制贪腐的风险。在“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的时代，敢于破除恶俗，带领百姓在艰苦的环境下堵决、开渠、引水……使“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要担很多风险。贪生怕死、怕丢乌纱、蝇营狗苟者，亦非此道可容。

    三是忧患意识。《瓠子诗》写得好：“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没有忧患意识，就不会犯愁，也不会悲愤，从而不会产生动力。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权宜苟安，百姓即使住进“山庄”“楼阁”“别墅”，也不会有安全感。虚假的繁荣，就像餐馆里吃饭时的音乐，只能给人一种华而不实、曲浮于意的感觉。一心想明月清风，碧波荡漾，莲荷盈盈，舞榭歌台，高楼林立，通衢大道，高枕无忧的人，总会设法绕开此道。

    四是自然科学意识。不懂得自然科学知识，胡乱开发、“治理”，只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被视为世界水利文化先驱的都江堰，其无坝引水工程，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水利系统，历经两千多年不衰，其中奥妙，至今还有待研究。没有丰富的水利文化知识，李冰父子是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的。不读书，不钻研，整天泡在会议里，对自然生态环境知识一问三不知，对水利无所用心的人，如何指望他造福一方，做出不朽的政绩？

    以上四点，虽愚者之虑，或可有一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