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的背景、经过、处理结果及影响

所谓空印案，指明代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文书而引发的一起著名案件。

空印，指的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具体内容。这种做法在‌元朝时期就已经存在，明朝建立后也相沿未改，且一直未被朝廷明令禁止。

空印案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这一时期封建王朝中央政府依照 “钱谷册书” 核对钱粮税收、军需支出等事宜，用以管理百姓、征调徭役、征收赋税。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皇帝凭借统计文书了解地方财政状况，考察当地官员施政作为，决定官员升降。

按照明初法条规定，每年各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都需要进京向户部呈送账目，其中包括一年中的粮食、各类财政税款及各方面收支账本。各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所呈上的数据必须与户部的完全相符，才可以结项。如果有一项不符，整个账册便会被户部驳回，官吏需要回到任职地，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朱元璋时京城在应天府（今南京），各地官员来此上缴税款包括易损耗的粮食，账册和实物常对不上。因交通不便，往来路远，发回重造耽误时间，负责户部审核的官员会备有盖印空白书册，数目不对时使用。此做法自元朝就有，明朝初建也未被禁。

洪武九年（1376 年）也有说洪武十五年（1382 年），朱元璋发现空印文册，认为这是欺罔行为，下令严惩有关官员。主印官员被处以死刑，副手以下杖责一百，流放边疆，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

- 洪武年间，户部考校钱粮册书时，朱元璋偶然发现了空印文册这种做法。他对此十分恼怒，在他看来，这是官员们的欺罔行径。朱元璋对于这种自元朝时期便出现的官僚舞弊行为，决定实行严厉的惩处。于是，他下令将相关官员全部逮捕治罪。根据《明史・刑法志》的记载，主印官员被处以死刑，副手以下则杖责一百，流放边疆。当时的丞相、御史面对朱元璋的盛怒，都不敢谏言劝阻。

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疏劝阻朱元璋，认为空印文书难以被不法之徒利用，且是权宜之计，自前朝便有，不应以重罪论处。朱元璋看后更加生气，下令彻查幕后主使，最终未查到，郑士利被流放，其兄长也受连累被流放，空印案中的官员也未得到赦免。

- 同年星变，朱元璋下诏求百姓直言。浙江宁海郑士利欲借此上疏劝阻朱元璋。其兄郑士元因空印案坐牢，郑士利待兄出狱后呈上数千言上疏，其中详谈空印案。他认为朱元璋治罪空印官员是担心奸吏作恶，但空印文书难被不法之徒利用，且账目数字经层层核对，先印后书是权宜之计，前朝已有，不应重罪论处。且国家治罪需有法可依，而空印无确切法律，官员只是循例办事。朝廷培养官员艰难，希望朱元璋放过臣子。朱元璋看后更怒，下令彻查幕后主使。郑士利称只为国家，虽死无悔，无幕后主使。最终未查到主使，郑士利被流放，其兄也受连累被流放，空印案官员未被赦免。

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责一百，充军流放。入狱者数百人，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郑士利的兄长郑士元等官员皆被卷入此案。

空印案的结果可谓惨烈，众多官员的命运被改写。这一事件不仅对当时的官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和吏治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朱元璋通过此案，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完善了文书制度，同时也向官员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违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朱元璋在空印案后认识到文书制度漏洞，将有关条陈写进大明律法，制定十五条违反公文制度条款，详细规定文书各环节规范，完善文书制度，如明确格式、印章使用方法、审核流程等，杜绝空印文书出现。

空印案后，朱元璋设都指挥使司分散地方司法权及军权。都指挥使司为地方最高军事机构，将地方军事权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受中央直接控制，还分管练兵、屯田事务，增强中央对地方军事掌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稳定。同时，其设立使地方司法权分散，与其他两司相互牵制，对皇帝负责，加强中央对地方管理控制，巩固明王朝。

朱元璋对空印案严厉惩处，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责流放。这让官员们任职时只求无祸，不敢积极作为，采取保守做法，导致官场弊病丛生，如拖延政务、不作为乱作为，恶化了官场风气，对明朝政治稳定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