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神萧红写诗竟是汪国真体?

写诗的萧红喜欢摧残大自然,多是“红红的枫叶”“这边树叶绿了”“初放芽的绿”“树条是因风而摇的”之类,农耕民族一抒情,往往要拿植物做借口,不如此,就显得心灵不敏感、不诗意,目之所及,只有这么一点点公共空间,征用了几千年,自然再也翻不出新花样。

民国女神萧红写诗竟是汪国真体?

因《黄金时代》,“萧红热”果然来了。

在这个过度现实的时代中,民国女文青算是不错的补品:一是风干得足够久,因浓缩而养分集中,二是陌生化,能给刚开始阅读的人以发现新大陆的快感。

热,总离不开浅。毕竟有太多“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需要一个发泄的借口,他们并不关心文本,他们更关心说点什么,以使自己看上去与众不同。

女文青的妙处是,槽点足够多,比如相貌,比如婚姻,比如绯闻。

萧红写诗 质量不敢恭维

还好,萧红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至少比入门级的林徽因好得多。萧红也写诗,但质量不敢恭维。

我爱诗人又害怕了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是那么美丽,/水一般地,/花一般地,/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但又怕别人摧残。/那么我何妨爱他。

这,其实就是汪国真体了。

写诗的萧红喜欢摧残大自然,多是“红红的枫叶”“这边树叶绿了”“初放芽的绿”“树条是因风而摇的”之类,农耕民族一抒情,往往要拿植物做借口,不如此,就显得心灵不敏感、不诗意,目之所及,只有这么一点点公共空间,征用了几千年,自然再也翻不出新花样。

萧红的诗中没有上帝,没有永恒,没有辽阔,没有绝望,因为她从没看到过那些,也不知道它们还能感动心灵,所以谈到爱,已是极致的拔高,已是所能想象到的最遥远的乌托邦。

萧红有一首很奇葩的诗,叫《妹妹你是水》,她一遍遍“复踏”着:“你是清溪里的水”“你是温泉里的水”“你是荷塘里的水”……总之,容器决定了妹妹的品质。

之所以这么写,大概是一种发表策略。当时主流文艺界正高呼要学习古典、学习民歌,大量的伪民歌被生产了出来,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它结合了《诗经》的形式(据说,那是来自劳动人民的),又有《红楼梦》式的意淫,如此荤素搭配、髦得合时,编辑们再不看中,实在就是有眼无珠了。

萧红一生都在叹穷,穷使人敏感,也使人屈服,因为容纳了太多时代特色,萧红在诗歌中没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因为诗的空间太小,需要纯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此论其实未妥,因为忽略了诗歌与小说的区别,这两者需要的创作者并不相同,有的人这辈子只能做诗人,有的人只能当小说家。

显然,萧红属于后者,她的杂糅、含混与模糊,在诗歌是混沌,在小说则是多彩,萧红其实是不大分得清散文与小说区别的,可恰恰如此,她才能用极短的篇幅纳入极丰富的内容,她的故事编织很简单,弹性却巨大。

萧红写诗的缺点在点不透,而她写小说的优点在不点透。

在小说的世界里 萧红是一个幸运者

萧红所处的时代,人人都想写出清晰的文本,以成为“匕首与投枪”,写作者先定主题,再定写法,以斧凿为荣,作品固然更“有力”了,却也惊人地单调。《呼兰河传》之所以伟大,因为它是丰富的,反封建者从中看到了黑暗,革命者看到了压迫,文人看到了地方文化特色,女性看到了悲哀……难得的是,这种丰富绝非驳杂,不论你看到了什么,萧红都站在那里,你无法绕过她去。

在居高临下、大声吼叫之外,写作者也可以是一个呻吟着的弱者,也可以不跳出来教训一番,也可以对这世界束手无策。所以萧红是民国时期最优秀的女作家,她会一直被人们记住。

但,只有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理解萧红,才能真正明白她的价值,否则就会产生误读。毕竟萧红并不是为今天的读者而写作,她不熟悉城市生活,不知道每天有班上有月薪拿的人的痛苦,她写小说成名,实在也是为了能当上教授,能安定下来,可惜时代掀翻了她的书桌。

萧红没有后现代情感,她不知道女性解放之路如此漫长,她所需要的幸福并不太大,如果处在一个尚能吃上饭、尚能当稳奴才的时代,她也许不会去写作。

现代人喜欢萧红,因为我们集体患有“传奇匮乏症”,生活太平庸太无聊,所以需要一次惊悚,哪怕是悲剧也行。让人们流泪的,是萧红的履历,并非她的小说。

应该说,在小说的世界里,萧红是一个幸运者。

现代小说的传统是从西方舶来的,做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这有点像外国人写唐诗,古代日本人、朝鲜人仿得比较像样子,比如山部宿祢赤人的“河滩清且澈,上植楸木林。夜深万籁寂,惊闻千鸟鸣”,放在王维的集中,能分辨出来的读者恐怕不多,但仔细玩味,“清且澈”多少显得不伦不类,似乎从容,其实局促,同样是虚字,“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中的“竟”“也”就显得更具风度。

这种具体而微的感受,并非天然得来,而是不断阅读沉淀的产物,任何一种文体传统,创造者都拥有天然优势,因为好坏的标准已经固定,则创造的方向自明。

作为跟随者,最大的烦恼在于模仿之路是走不通的,山部宿祢赤人已经仿得这么像了,在中国却寂寂无闻。后发者的宿命是创新,可麻烦的是,他们往往不知道创新的方向与边界在哪里,结果迷失在歧途中。

《呼兰河传》的流畅与自然大大超越了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小说进入中国后,会形成两大迷信,一是故事迷信,一是写实主义迷信。

故事是小说的原始形态,小说越发展,故事的地位就越下降,小说不仅要创造时间序列,更要创造价值序列,否则就无法超越“说书”的层面。可问题是,现代小说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恰恰源于它在故事方面的巨大优势,世界名著的早期汉译本无一例外略去了心理描写、背景描写等“冗余”,译者甚至会在原有故事的枝干上任意添加自己的创造(比如林琴南、苏曼殊之流)。“好小说等于好故事”,这在我们的阅读心理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既然小说没有自性,不过是故事的载体而已,小说家变成了“段子手”“故事会”,那么,“怎么写”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写什么”,有了这个前提,小说被现实收编成宣传工具,不过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们眼中的批判现实主义不再是一种审美范式,而是一个立场。

在这两重迷信束缚下,鲁迅是最可惜的牺牲品。鲁迅写作带有鲜明的明清小品文色彩,以犀利、幽默见长,写实则是其短板,他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远没有“我情愿大辟——就是杀头呀,你懂了没有”那么传神,其实,藏在鸟头先生、小丈夫、乌鸦炸酱面、咯吱咯吱背后的,才是真鲁迅,沿着《故事新编》的路走下去,未必不会写出巨著来,可遗憾的是,鲁迅始终自卑于“油滑”。

在小说艺术的殿堂中,“油滑”也是缺点吗?如果小说都不敢“油滑”,当我们陷入理性主义迷狂时,谁来唤醒我们呢?

贡布罗维奇、哈谢克都因“油滑”而成功,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上,东欧更靠近中心,所以作家更自信。鲁迅的才华是足够的,可除了现实条件不允许之外,也有自身不敢为的因素。

萧红的幸运在于,她没有这层恐惧与羁绊,她不需要顾忌自身的定位,也不需要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来思考,她只需将直觉全力发挥出来,所以《呼兰河传》的流畅与自然大大超越了时代,而更幸运的是,萧红死得足够早,她无需以“提高”“完整”之名去损害才华的结晶,相比之下,《青春之歌》《子夜》《骆驼祥子》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少作精彩,后来了了,这大概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作家的通例了,越积累越退步,越沉淀越弱智,恰好说明,我们与世界小说艺术的主潮是背反的,少接受现实的影响,反而更加接近小说的本质。

不长大,不老去,如一杯水免于尘埃的污染,也是幸福的。

年轻时对这个世界总有太多愤懑、太多不满,年龄大了,就会选择媾和,把有的小说扔向人生,甚至听不到回声,而萧红则不一样,她有一种干脆、明澈、清晰的疼痛,烂泥总是坚硬而长久的,玻璃总是明亮而易碎的,可你永远无法阻挡烂泥们心中对玻璃的向往,正如你永远不要期待烂泥成为玻璃一样。

喜欢萧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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