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定居美国携99箱衣物 50箱或为旗袍

电影明星顾梅君与顾兰君

　　“沉静而又魅惑，古典隐含性感，穿旗袍的女子永远清艳如一阙花间词。”作家叶倾城聊聊数语，道出了旗袍女子温婉又略带魅惑的形象。自晚清至民国，旗袍风靡国人，1929年，被国民政府定为“国服”。

　　旗袍的源头是清代满族女人的长袍，右衽大襟，四面开叉，适应满族人骑射生活的需要。有清一代，旗袍的基本形制无甚变化，这与传统社会以服饰体现等级、威仪的礼节性要求有关，美感是次要甚至不被考虑的，所以老照片中，晚清的旗袍宽大直板，遮掩了女子的身材。

　　到民国，美感取代体统，旗袍因此脱胎换骨。改良旗袍吸收西方服装裁剪的优点，充分突出女性的胸部与腰际曲线，从此成为民国女性审美情趣的标志服装。

　　南京艺术学院夏燕靖教授对旗袍的历史颇有研究，他的研究显示，民国影星是推动与普及改良旗袍的重要力量。例如胡蝶，她穿旗袍总是袒露小腿和小臂，这在当时成为时尚，而且她的旗袍下摆和袖口都缀有“蝴蝶褶”，这类旗袍也被称为“胡蝶旗袍”。“顾兰君式”的旗袍也曾风靡一时。一张照片中，顾兰君旗袍开叉高到大腿根，袖口也有半尺长的大叉，开放度不输于现代女性。

　　女明星+改良旗袍，成为许多“娱乐新闻”的配方。1931年，著名的《良友》杂志摄影师动用大量社会关系，凑齐了包括袁美云、黎明晖、王人美、胡蝶、阮玲玉等八大女星拍摄合影，除王人美外，每个人都身着改良旗袍“出镜”，成为当时娱乐圈热议的焦点。1934年老上海的服装品牌“鸿翔”在上海百乐门舞厅举办时装表演会，胡蝶、阮玲玉等当红明星穿着旗袍上台“走秀”，成为民国影坛一大盛事。1939年，《良友画报》为难民筹集救济款而举办明星照片义卖活动，顾兰君身着高领盘扣无袖旗袍的照片，以6000元天价拍出，轰动一时。

　　与旗袍有关的最重要的时尚变迁或许是阮玲玉穿戴“义乳”。“义乳”，是20世纪初国人对胸罩的称呼。阮玲玉习惯将旗袍腰身改得细窄，以至于要吸口气才能系上扣子，要穿这样的旗袍，非得搭上“义乳”。阮玲玉穿戴“义乳”，为胸罩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星们塑造了银幕上一个个旗袍女子，而作家们笔下也有形形色色的旗袍女子登场。

　　《半生缘》里的曼桢，“新做的短袖夹绸旗袍，粉红底印着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一个活脱脱的少女呼之欲出；《色·戒》中王佳芝出场，身穿“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相映，”俨然一位精致、高雅的沪上少妇。今天的作家在写民国故事时，也往往借着旗袍这一符号，为人物性格做注脚。亦舒在《喜宝》中写勖太太，“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一丝不乱，镶滚条的旗袍套装，优雅的皮鞋手袋，颈项上三串珍珠，手上起码戴着三只戒指，宝石都拇指甲大小”。

　　在民国，旗袍对于普通女性，也是时尚消费的重要载体。胡蝶当选影后之后，许多杂志报刊对胡蝶的着装从头到脚为读者分析，重点自然是旗袍。还有很多杂志定期推介新款旗袍，如上海美亚织绸厂聘请多位中外模特，为其24套改良旗袍举行“时装秀”，并在杂志上刊登写真，时尚味道一点不输今天的《瑞丽》《ELLE》。除了“封面女郎”，月份牌上，药品广告上，甚至香烟盒子上，旗袍女子也比比皆是。人们对旗袍的热衷，催生了一批旗袍顶级品牌，如上文提到的老上海“鸿翔”旗袍，还有老上海“朱顺兴”旗袍等等。

　　旗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尚与气息，也暗含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宋家三姐妹——20世纪最耀眼的“女子组合”，出席重大场合时，都身着旗袍。宋美龄对旗袍的热爱超乎一般，在她的超大衣柜里，清一色全是旗袍，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旗袍，都编有号码，根据各种活动和场合，随时取用。1943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宋美龄以中国“第一夫人”身份访美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她身着旗袍，以流利的英语介绍中国的艰难抗战，感动了美国朝野，争得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进一步的支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91年宋美龄决定定居美国，随身携带了99箱私人衣物，据说其中至少有50箱旗袍。

　　回望历史，旗袍上的“革命”：从宽袖到窄袖；从长袖到短袖；从高领到小立领；从长到短；从低开叉到高开叉，是一个从保守到开放，从传统审美到现代审美的转变过程。旗袍的变迁，见证着中国女性追求美、寻求解放的历程，也是中国社会冲破传统藩篱、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