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文坛轶事：黄裳用鲁迅的笔名发表文章

　　笔名的层出不穷、灿若繁星，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大奇观。正由于笔名之众多而复杂，其重合交错，乃是常见之现象。因此对笔名的辨别解析，须持审慎的态度，稍有武断，便容易张冠李戴，鲁鱼亥豕。笔名赵令仪，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赵令仪这个笔名，在现代文坛有相当的知名度，只缘它首先曾为鲁迅所用。1934年1月12日，鲁迅在黎烈文主编的上海《申报·自由谈》发表杂文《女人未必多说谎》，即署用此名。翌年5月20日在陈望道主编的上海《太白》半月刊二卷五期，他再一次用赵令仪的笔名发表了《论“人言可畏”》一文。

　　时过六年，1941年上海刊行的《宇宙风乙刊》又出现了赵令仪这一笔名，作者在该刊的第五十期、五二和五三期合刊、五四期、五五期，分四次连载了随笔《读书日记》。斯时鲁迅早已病逝数载，这个赵令仪显然另有其人。原来，他就是现代文坛的另一位名人黄裳。

　　黄裳无疑是鲁迅的崇敬者，他不但公开声称“二周都是我爱读的作者，但我敬重的是鲁迅”，并且袭用鲁迅的笔名以寄托自己的敬仰之忱。据我所知，黄裳曾经用过鲁迅的两个笔名。1942至1943年间曾用过楮冠一名，在上海《古今》半月刊发表了《蠹鱼篇》和《谈张之洞》两篇随笔。更早一些的便是用的赵令仪这一笔名。对此，黄裳本人曾坦言道：在周黎庵编《宇宙风乙刊》时，他曾经为之“写了一篇《读书日记》，署名赵令仪。文章是模仿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的，连笔名也是先生用过的笔名”（见黄裳《我的集外文》）。可见他对鲁迅的崇拜。

　　由于仰慕前辈名流而沿用其笔名，这在现代文坛不乏其例。如小说家王任叔有一个著名的笔名巴人，就是鲁迅曾经用过的。黄裳袭用鲁迅的笔名赵令仪也是一样，都不失为文坛的佳话。

　　但赵令仪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就在黄裳在上海撰文用过此名后的第二年，桂林出版的《文艺生活》月刊二卷二期又出现了署名赵令仪的作品，是一篇散文诗《去国草》。这个赵令仪也会是黄裳吗？

　　上海有一位青年学者宫立，自去年以来先后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文汇报·笔会》和《新文学史料》这样三个有影响的报刊。他断定这个赵令仪就是黄裳，而这篇《去国草》则为新发现的“黄裳佚作”。可即便在其中专题揭秘的《“赵令仪”是谁》（载2012年11月20日《文汇报·笔会》）一文里，作者也没有对此作任何的考证和辨析，看来其唯一依据的便是黄裳曾经用过这一笔名。然而，笔名的使用并无专利权，谁也无法垄断，黄裳能用赵令仪作笔名，别人难道就不能吗？

　　而且细酌之下，《去国草》的作者赵令仪，与黄裳的情况多有不合之处。当年《文艺生活》月刊在发表《去国草》时，编者在文前加有一段按语，云：“作者是我们赴缅部队中的一个政工人员，他在我们的部队将开出国境时，写下了这一篇文章。作者在写给编者的信中，曾这样说着：‘明天我们即入缅去了，可是大家对于祖国仍有太深的缱绻哩。’”由此可见，这位赵令仪乃是“赴缅部队中的一个政工人员”，而黄裳虽然也有投笔从戎的经历，但他却“被派在美军炮校中任翻译”（见黄宗江：《黄裳残笺简注》），并非“政工人员”。并且黄裳从军后辗转成都、重庆、昆明、桂林、贵阳及印度等地，却没有去过缅甸。此其一。其二，《去国草》的作者1942年4月就随部队离国奔赴缅甸，而其时黄裳还在重庆交通大学读书，他被征调入伍是在1943年下半年，应无可能提前一年写出这样辞国赴战的《去国草》。其三，《去国草》是一篇意气昂扬、豪情满怀的散文诗，其文笔和风格与黄裳的文字有明显的区别。

　　其实，在黄裳之后，署名赵令仪发表的作品，远不止《去国草》一篇，据我有限的见闻，至少还有如下一些：

　　诗《懑》，载1942年12月17日桂林《大公报·文艺》

　　诗《思念》，载1943年7月27日昆明《枫林文艺》第二期《生活与苦杯》

　　诗《断章之二》，载1944年9月重庆《火之源文艺丛刊》第二、三期合刊

　　随笔《鲁迅先生与戏改》，载1951年10月3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

　　倘若单凭黄裳用过赵令仪之名这一点，就判定这些诗文都出自黄裳之手笔，未免过于轻率。我们试读《懑》一诗，写的是惨遭日寇炮火轰炸的一位老人，诗中第一节如此写道：

　　那个老人， ／ 用那双手， ／ （像一双古老的树干， ／ 爬着一千条蛇； ／ 那么的一双手呀！）从塌倒的砖瓦里， ／ 从有烟的灰烬里， ／ 拾起那烧焦了的， ／ 他才三岁的孙儿 ／ 还没有烧尽的骨头。

　　不必多加评析，读过黄裳作品者谁都能看出，这样的诗句与黄裳充满书卷气的文字相去甚远。毕竟，作品是作者生活和性灵的反映，再杰出的作家也不可能是“百变金刚”。

　　说起来，我对笔名赵令仪的归属问题的认识也曾有过曲折。我和徐�翔编纂《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初版），也曾误将发表《去国草》的赵令仪，与黄裳混同一人。但书刚出版我便发觉似有不妥，便曾数次向黄裳本人直接请教。1989年2月13日，我将上述署名赵令仪的作品信息（包括篇名、发表时间和刊名等）抄录寄奉黄裳，请他作一鉴别。不久便收到他的回信，云： 钦鸿同志：

　　来信收到。

　　您开列的属名赵令仪的作品，除了《鲁迅先生与戏改》一文外，都非我作。秋远一名何时何处所用，已记不起了。

　　赵令仪首先在上海的《宇宙风乙刊》使用，记得文章题为《读书日记》。

　　又约1962年前后，我在香港新晚报写过不少短文，也用赵令仪名。又同时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写过不少文章，前后用了五六个笔名。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银鱼集》《翠墨集》中了，原用笔名一时查找不出。附闻。

　　匆复即请

　　撰安

　　黄裳

　　二月廿一日

　　黄裳本人的说法，纠正了我的误断，因此，在我的《笔名录》工作本上，早已对黄裳名下有关赵令仪的内容作了修改，并且一直试图追寻撰写《去国草》等诗文的作者——即第三位赵令仪。近几年，我在修订《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2012年初，我找到曾经编发过赵令仪诗作《断章之二》的原重庆《火之源文艺丛刊》的主编、老诗人李一痕，承他于1月10日赐函告知：

　　赵令仪，北京大学教授魏荒弩介绍给我，他是当年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过闻一多的课。他寄来诗《断章之二》，我发表在《火之源》二、三期合刊，以后失了联系。据说，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诗，做过笔记，详情我就不了解。黄裳我不了解。

　　李一痕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位当时在西南地区屡屡发表诗文的赵令仪确实与黄裳毫无关系，而是继鲁迅、黄裳之后第三位使用赵令仪之名的文学作者。

　　根据李一痕提供的线索，我果然在闻一多1945年的一次题为《艾青和田间》的讲演（原载1946年6月22日上海《联合晚报》副刊《诗歌与音乐》第二号）中看到了赵令仪的名字。该文的前几段是这样的：

　　（这是闻一多先生在去年昆明的诗人节纪念会上的讲演，在这讲演之前，两位联大的同学朗诵了艾青的《向太阳》和田间的《自由向我们来了》、《给战斗者》，听众们都很激动，接下来，闻先生说：）

　　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上，看出来。

　　（他念了一首赵令仪的诗，说：）

　　这诗里是些什么山茶花啦，胸脯啦，这一套讽刺战斗，粉刷战斗的东西，这首描写战争的诗，是歪曲战争，是反战，是把战争的情绪变转，缩小。这也正是常任侠先生所说的鸳鸯蝴蝶派。（笑。）

　　几乎每个在座的人都是鸳鸯蝴蝶派。（笑。）我当年选新诗，选上了这一首，我也是鸳鸯蝴蝶派。（大笑。） 可见赵令仪即便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一定与闻一多走得挺近，不但听过闻一多讲诗，并且曾经颇受闻一多的赏识。

　　闻一多讲演中所念的赵令仪的诗，是长达四十三行的《马上吟——去国草之二》（原载1942年4月20日昆明《文聚月刊》第二期）。该诗开首就吟唱：“停马于祖国的边疆上，我们守卫着祖国的门”， 笔调活泼轻快，抒写了青年战士倚马持枪、保卫祖国边疆的战斗豪情，正是发表于《文艺生活》的散文《去国草》之续篇。闻一多选编《现代诗抄》的时候，曾将它全文收入，并且在编排上相当靠前，全书收录诗人多达六十五家，赵令仪被排在第十九位，而像王独清、沈从文、废名、戴望舒、林庚、徐迟、苏金伞、何其芳、艾青、穆旦、田间等众多知名诗人，均列其后。尽管闻一多1946年发表这篇演讲时观点有所改变，但对赵令仪的欣赏还是溢于言表。

　　当时活跃于昆明文坛的魏荒弩，晚年写的回忆文章《死者长矣——悼诗人缪白苗》（收魏荒弩《渭水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初版，第94－95页）里，也提到了赵令仪其人——

　　四十年代中期，闻一多先生忽然对抗战时期的新诗发生了兴趣，并多次发表精辟意见。有一次，闻先生在一个会上讲《诗与批评》，招来了不少文学青年去听讲。会后，友人赵令仪将所作的记录稿交给我，想在《枫林文艺》上发表。不巧这时《枫林文艺》正在停刊改组，拟议中的《诗文学》还没有准谱，我遂将稿子寄给了在重庆主编《火之源》的一痕。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为争取民主而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以朱自清先生为首的“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公开征集闻先生遗著，我便将发表在《火之源》丛刊（1944年9月1日）上的《诗与批评》寄给朱先生。从而，使闻先生的这篇讲话得以流传。

　　魏荒弩的这一说法，我在去年1月17日与李一痕通电话时，也听他说过。魏、李两位老诗人的回忆，进一步证实了赵令仪与闻一多关系之密切。闻一多论新诗的名篇《诗与批评》一文之“得以流传”，魏荒弩设法将它发表、继而又主动寄给“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固然重要，但赵令仪的记录更是功不可没，倘若没有他的现场记录，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可惜该文被朱自清等人编入《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没有注明系由赵令仪记录，致使他的劳绩长期湮没无闻。

　　至于赵令仪的其他情况，至今未能查到翔实的资料。即如是否西南联大学生的问题，当年与他有过交往的文友也说法不一。

　　李一痕回忆说是，而魏荒弩只提“友人”，未及其他。编发过《马上吟——去国草之二》一诗的《文聚月刊》主编林元，当年是西南联大文学院学生，他在回忆文章《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回忆昆明〈文聚〉杂志》（载1986年8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中，提到该刊的作者队伍时，把赵令仪列在“联大校外的作者”的名单里。

　　最近，我还求询过如今健在的当年西南联大文学院学生、老诗人许光锐和许渊冲。许光锐在电话里回答我“不知其人”，许渊冲则复信云：“我不认识这个联大同学，查了一下联大文学院同学录，还有参军的名单，都没有见到这个名字。”（2013年1月8日）另外，李光荣、宣淑君编著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12月版）一书中，有“赵令仪似是云大学生”之说（见该书第237页）。

　　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蒙树宏专门查阅过《云南大学校友名录（1923－1993）》，并没有看到赵令仪的名字。综合上述各种情况，我以为，赵令仪或者是昆明某个作者署用的一个笔名，或者是当时昆明某一大学的学生。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热爱祖国、富于激情并勤于写作的年轻诗人，在当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战大潮中，他曾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战斗诗篇，作出过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