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新长篇《大唐李白·少年游》由理想国隆重推出,并在北京举行首发式。这部小说是张大春继《城邦暴力团》之后的又一巨作,更是其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
李白,改变了唐诗,却错过了时代;而整个大唐,又如何错过了他?一个号称盛世,却以虚荣“摧残”着诗的时代,诗人何为?作家张大春融历史、传记、小说、诗论于一体的浩瀚大作回答了千年追问。
大唐诗歌:
改变命运的手段
《大唐李白》系列是作家张大春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以及大唐盛世兴衰的作品。首部《少年游》通过梳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为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师从之谜,勾勒出盛唐时代的斑斓世相。作者在小说和历史之间捭阖出入,不仅以诗句推理出当时文人笔下心绪由来的内外世界,甚至大胆替李白“代笔”,对其诗作进行续补、改写。虚实难辨,却精彩叫绝。
张大春表示,“大唐,文治武功的极盛之世,一个以无比的自信和激昂风采拥抱世界的时代。原本最自由的诗,却被赋予格律的法度,成为改变命运的手段。”
飘然不群的李白,心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理想,却为何没有科考资格,甚至隐瞒出身外出飘荡,注定与整个繁华世道错身而过?既然无从追随时代的格律,写诗随意的他,又如何作出无人匹敌的诗句以达天听,成就“高力士脱靴,杨贵妃斟酒”的荣光?日后名满天下的他,何以还是迷失了最初的自我?
盛世背后、盛名之下,常常被忽略的,是自由的重负。后人所景仰、企羡而追之不及的仙,不过是为俗世生涯所排挤在外的人;当现实的人生展开之际,诗句中的仙境,便也随着时代的种种限制,一点一滴地凋零了。
《大唐李白》:
沉浸于传统文化的小说
张大春是当代华语文学界无法忽略的重量级作家,莫言评价为“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梁文道称之为小说家中“武器最齐备的侠客”。早年以小说闻名于世,著有《小说稗类》、《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等。
近年来,张大春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引,埋首于故纸堆中,唐诺说“小说家张大春这几年其实已偷偷改了行,成了个写五言七言格律诗的老诗人”,很多人都怀疑他还能否重回小说创作。张大春自言,他有时也困惑,究竟多年的小说创作,是为了令自己能够进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世界,还是沉浸于传统文化之中,是为了更好地写小说?现在看来,这个疑惑也许已经有了答案,这就是《大唐李白》。
张大春告诉记者,《大唐李白》计划共四部,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大唐盛世的兴衰。张大春从2013年春节后开始写作该作品,8月,首部《少年游》即在台湾出版,受到读者热捧,多次加印。
出版方介绍,《大唐李白》是张大春对其“小说所能冒犯的还不仅是知识而已”这一理念的实践。写作之余,多面手张大春不忘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心中的乐府,那便是参与周华健新专辑《江湖》的创作。他笑言,在大唐盛世,诗词其实就是流行歌。
据悉,《大唐李白》后续三部分别为《凤凰台》、《将进酒》、《捉月歌》,预计2014年全部完成。
伟大在于结合底层声音
张大春表示,“现在围绕李白有很多争议。过去这几年,台湾特别流行一个说法:李白是中亚的吉尔吉斯人,所以台湾有一段时间推出了‘李白故乡观光行程’,一团又一团的人到了吉尔吉斯——一个原本不大会有人去的地方。”他说,“我觉得不得不先说明一下,李白至少他的父系应该是汉人,而且他的母系究竟是不是西域人,或者是不是流落到西域的汉人,这也有很大的争议,我也不做争辩。总之我想强调的是,他大概是在西元705年举家从顺义城经由安息督护府来到现在的四川,当时就是蜀地。”
他告诉记者,李白十七八岁血气方刚时,可能因杀过人而在一个庙里住过一到两年,这件事情很可疑,我们只能推导李白的父亲对这个寺庙有相当程度的资助,跟寺庙里某些重要的和尚也有私人金钱往来——这个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
“李白25岁出川,我的一个推测是:他不是为了考试而读书的,因为他是商人的儿子,在当时他没有资格参加任何一种形式的科考,因为商人是贱人,比农人还要低。”
他认为,“李白留下非常多的好诗,但也有肉麻的诗,甚至吹牛拍马的诗,但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是伟大的诗人,原因何在?因为他调和了民间语言,调和了流行的旋律和声腔,并且从最草根的歌楼酒馆的妓女、乐师、歌者这些人提供给的音乐刺激下,他恢弘了整个唐诗的格局,否则唐诗大概永远只是考试格律诗陈腐无比的作品。而成就李白伟大的那些音乐、歌者、乐师全部消失了。我们在李白的诗里面不应该看到李白只是一个天才而已,而是一个天才如何结合当时最底层的人留下的最自然天真的声音。”
《大唐李白》通过梳理李白留下的诗作及其萍踪游历,解开其身世之谜、发掘其盛名之下的真实自我,作者穷尽正史、传奇、笔记乃至佛经契券等种种文本,带出唐朝政治、经济、地理以及文化等各个面向的知识,对典章制度、社会组织、物用行止等进行了精妙地阐释;字里行间又处处融汇了自己对于诗的理解。
对话张大春:
我能做的是
细腻地去观察语言
广州日报:您觉得李白在那个时代中是随波逐流的人还是一意孤行的人?
张大春:迷恋权力也是随波逐流的方式。在永王叛乱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这个永王不是一个可以依托的对象。永王找了他,派人三次到庐山上请他。从来没有一个皇家的人对他这样礼遇,于是他做了错误的政治判断,恐怕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知道写到第四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替他找到最后他想要完成的一件事。
广州日报:您提到李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调和了语言,那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语言是不是退步了?
张大春:当下的网络语言比如“节操不见了”,这一类的,还有前几年的雷、�澹�在我看来都不构成任何语言走下坡的忧虑。因为它们很快也被新的语言替代,王家卫曾给我一个题目:让我想十个生活当中消失十年或者二十年的词语。其实,不光是我,还是我身边的人,到现在一个词都想不出来,后来,我勉勉强强想到一个词是“伟大”,但是我偶尔还是会用,比如:李白蛮伟大的。我们对那些消失的语词抱着凭吊之心只是怀念,还是要恢复它?我想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能做的就是细腻地去观察这些语言。
受不了现在年轻人的语言
广州日报:我2009年看您的《认得几个字》时特别羡慕,您和孩子一起吃饭用了两个小时。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这样的时间能不能保证?孩子越来越大,他们会不会对和父母交流有抵触?
张大春:我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改变,但是我的确跟他们吃饭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一个15岁,一个13岁,有各种学业上的压力,我没有办法让他们离开那个压力,除非我不让他们念书,自己在家教,但是他们一定会恨死我。
去年,我帮周华健写歌词,写完后我打印出来粘贴在书架上,正好看到儿子在写东西,我问:“你在干嘛?”他说:“我写歌词。”我说:“为什么我写小说你就写小说,我写歌词你也写歌词?你为什么学我?”他马上把笔一丢,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前两天我们两个吵架了,我到出门前还不太跟他讲话。
广州日报:我发觉台湾的年轻人似乎更会表达思想。您觉得呢?
张大春:在捷运、电梯、街上,或者在稍微密集一点的百货公司里听到年轻人说话,我是受不了的,语言极其苍白,很多垃圾话、废话,不具意义的象声词特别多,而且多半是没话找话说。我美国的朋友讲现在美国的青少年也有这种情况,有些词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可能有一千种意义。总之,语言不见得是有压制时才会倒退,它反过来可能会激励对语言的反思,有时候也会构成丰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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