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被俘后:老部下大张旗鼓写雄文“劝死”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因为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和他的不屈、节烈,另一方面,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

文天祥被俘后:老部下大张旗鼓写雄文“劝死”

  文天祥的死,一方面是因为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和他的不屈、节烈,另一方面,江南故国自己人对其殉国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终被押上刑场。

  从文天祥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尽快舍生取义了。

  喊出这种“心声”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庐陵(今吉安)的同乡王炎午。王炎午曾是文天祥军中的幕僚,却很快因为母亲有病而回归乡里,并“躲过”了在文天祥部队失败捐躯或者被俘的命运。

  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押送文天祥的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炎午将此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被押解可能经过的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等醒目处。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使用权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王炎午如此大张旗鼓地劝文天祥去死,是有着社会心理基础的。中国文化对文人的气节和女人的贞节的重视,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形成了一种高调的社会文化。但能够自觉实践这种气节观的毕竟还是少数,多数人并不去殉难,而是劝他人为了崇高的道德价值做出牺牲。这种高调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已存在,在其后更甚,但是像王炎午这样大胆地直接提出希望,形成对文天祥的道德舆论压力的,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终于杀身取义,壮烈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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