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三个子女对“特权”态度截然不同

1937年，斯大林抱着女儿斯维特兰娜

    斯维特兰娜虽被称作“克里姆林宫公主”，但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却在与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角力，由此也决定了她人生历程的奇特和崎岖。

    “掌上明珠”的叛逆与情感坎坷

    斯维特兰娜生于1926年2月28日，是斯大林唯一的女儿，斯大林和妻子阿里卢耶娃把她视作掌上明珠。在父母的呵护和家庭教师的教育下，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在学前阶段便能读写俄语和德语，会画画和捏泥塑，且能根据别人的钢琴弹奏写出乐谱。

    1932年11月8日阿里卢耶娃自杀身亡后，斯大林对这个在6岁半便失去母亲的小女儿给予了更多的父爱。在家里，他常和她玩“命令”游戏：作为“女主人”的女儿给作为“第一秘书”的父亲下达书面命令，“第一秘书”则谦恭地表示“服从”、“遵命”、“马上完成任务”；倘出差在外，他便用工工整整的印刷体给她写信，给她邮寄她最爱吃的水果。在母亲去世后的整整10年里，这对父女的关系显得融洽而亲密。

    1941年冬，斯维特兰娜从外国杂志上得知了母亲死亡的真相——并非像家人一直告诉她的那样是因病而死，而是自杀。这件事对她震动很大，也改变了她对父亲的看法。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被摧毁了，也摧毁了我对父亲的意见、意志、每一句话的绝对服从……”

    由于这个缘故，也因为青春期来临，斯维特兰娜开始变得有些叛逆。1942年冬，16岁的她竟然爱上了40多岁的电影导演阿·雅·卡甫列尔。为了拆散他们，斯大林的警卫员鲁缅采夫对卡甫列尔提出了警告，并建议他离开莫斯科，到较远的地方出差。卡甫列尔虽当场骂了鲁缅采夫，但终究还是没有承受住压力，决定到塔什干去拍片子。然而就在他收拾好行囊，准备出发之时，却突然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被捕，后被流放5年。斯维特兰娜则遭到了父亲的严厉痛斥：“现在战争打得这样，可你却干出……”“也不看看你自己，可有谁需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的女人，你是个糊涂虫！”盛怒之下的父亲甚至狠狠地打了她两记耳光。自此，父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冲突接连发生。

    中学毕业后，斯维特兰娜打算报考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因为她喜爱文学，且老师也建议她学习语文。不料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你想当文学家？你就喜欢风流名士派！他们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人，你也想做这样的人吗？……不行，你必须受良好的教育，哪怕是考历史系也行。”女儿虽极不情愿，但为了不致与父亲闹僵，还是于1943年秋进入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

    次年春天，正读大一、刚满18岁的斯维特兰娜与她中学时期的同学、当时正就读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莫罗佐夫（犹太人）结了婚。对于这桩婚事，斯大林虽不满意，但也没有执意反对，只是说：“这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硬将他塞给你的。”“见你的鬼，愿意怎样就怎样吧。”不过他明确表示，决不允许她把丈夫带到家中。结果是，斯大林一次也没见过这位女婿。

    结婚第二年，斯维特兰娜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约瑟夫。她把孩子交给佣人照看，自己则继续读书。1947年春，这对结婚刚三年的年轻夫妻因感情破裂而离异。

    离婚后，斯维特兰娜又感到了孤独，而她那个不能与外界接触、犹如孤立城堡般的家更让她感到憋闷和烦躁。为了排解心中烦闷，她经常到原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日丹诺夫的家中做客，由此与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o日丹诺夫有了较多接触。1949年春两人登记结婚。

    两人的婚姻其实并无感情基础。他们虽互不讨厌，但也并不相爱。斯维特兰娜坦言，她之所以嫁给尤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以使我有可能进入另一个家，给我哪怕是一点点的自由，给我打开接近人们的大门。”而日丹诺夫家之所以愿娶斯维特兰娜，则不能排除她的父亲是斯大林的因素。当然，禀性耿直、满腹锦绣的尤里不是喜欢攀龙附凤之人，但他的母亲却非常市侩，而尤里在家里又恰恰唯母命是从。

    斯大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他一直希望两家能够结亲，这不仅是因为两家门当户对，日丹诺夫成为他的亲家有助于他权位的巩固，还因为他对尤里这个小伙子也十分欣赏。但他更希望尤里能上门做他的女婿，随着年事日高，他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已感到孤独。在得知两人将喜结连理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人在他的孔策沃别墅增建一层楼，以期两人能高高兴兴地住进去。不料女儿却坚决要求带着她的儿子约瑟夫住到日丹诺夫家，这让他感到有些委屈和伤心，愤愤地对女儿说：他家的那些女人会把你吃掉的！但女儿还是住到了丈夫家中，一年后生下女儿喀琪娅。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尤里在婚后仍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回家，也很少注意妻子的生活和情绪，而斯维特兰娜也考取了苏联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两人各忙各的，难得进行感情沟通，夫妻关系日趋恶化。1952年两人正式离婚。斯大林对此虽感到惋惜，却未加阻拦。

    与尤里离婚后，斯维特兰娜仍未与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住进了父亲另外给她安排的一套房子。这时她已很难见到父亲，1952年10月28日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想见到你……如果允许的话，如果这不会使你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我请求批准我在你身边度过11月的两天节日——11月8日和9日。”

    然而，1953年3月2日，斯维特兰娜突然被从课堂上叫到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身边。她后来写道：那几天，“我爱父亲是那样强烈和温柔，胜于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

    拒绝特权待遇，心境苦闷彷徨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为了安慰死者家属，于1953年3月21日作出决定，给予斯维特兰娜及其子女如下物质帮助：（1）把沃伦斯科耶别墅及其服务设施送给斯维特兰娜一家无偿使用；（2）给予每月4000卢布的临时生活补助；（3）可随时从部长会议汽车基地叫车。当天，斯维特兰娜致信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方面对政府的“同情和关心”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无权享有这些待遇，因而拒绝接受。信中只是请求，允许她在夏季的时候，在茹科夫卡苏联部长会议别墅区里租用2~3个房间，房租由自己支付。但苏联政府坚持认为，特殊待遇不能取消，只是鉴于斯维特兰娜在信中提到了在茹科夫卡别墅区租用房间的问题，决定把原打算让她一家免费使用的沃伦斯科耶别墅改为在茹科夫卡别墅区的一栋别墅。

    11年后——1964年11月17日，斯维特兰娜又致信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再次请求收回给她一家的特殊待遇。信中说，我们一家虽对政府给予的人道主义帮助一直心存感激，但“我们在道义上无权永远享受这种人道主义”。额外享有的这种权利，“使我在朋友面前很难为情，总之，在所有人面前都感到不自在”。考虑到一个月前赫鲁晓夫刚被废黜，斯维特兰娜担心刚刚上台执政的新领导可能会对她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产生误解，所以在信中又特别写道：我“不想让人把我的行动理解为某种示威”。“恳求您，阿列克谢o尼古拉耶维奇，正确地理解我，不要拒绝我的可能有些特别的请求”。

    尽管如此，柯西金在收到这封信后，还是派人同斯维特兰娜进行了这样的谈话：“我们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别墅还不要的事。相反，人家还求之不得呢！你们这是怎么啦？这造成一种印象，就像用这种形式向新政府抗议似的。”“当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再向你们收回别墅好了。现在你们尽管用，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斯维特兰娜一家只好继续使用该别墅。

    斯维特兰娜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文学和英语，后于1956年调至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从事历史、语言及儿童文学研究，1962年她又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在此期间她编写和翻译出版了多部著作。学识渊博且从小就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斯维特兰娜一直相信，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能够干出一番业绩。因此，她对政府强行给予她的某些“照顾”和“特权”一向采取抵制态度。

    顺便指出，在对待自己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由此所享有或可能享有的特权问题上，斯大林三个子女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斯维特兰娜在谈到大哥雅可夫时写道：“任何人提到他是什么人的儿子，他都非常厌恶……他一贯真诚地拒绝由于他的家庭关系而可以得到的特权，所以他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特权。”二哥瓦西里则对他的特殊身份和享有的特权自负、喜欢得要命，并不惜一切手段加以利用，屡试不爽的利用结果又使他变得藐视尊长，目无法律，逞性妄为，骄纵无忌。以致在父亲去世后不久锒铛入狱。斯维特兰娜虽与大哥同父异母，与二哥同父同母，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却与大哥一致。

    从1953年春开始，由于斯大林的去世，苏联社会进入了“解冻”期，历史上的一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了平反，斯维特兰娜的一些亲戚也走出了牢房，纷纷向她诉说了自己的冤情和在监狱所受的非人待遇。这些都对她震动很大，她开始用审视的目光看待父亲统治下的那段历史。因此，1956年2月末，她在读过米高扬交给她的、尚未向各级党组织传达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她父亲的“秘密报告”后，并未作出如当局所料的那种激烈反应，而是平静地对米高扬讲道：“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像是真的……”一年半之后——1957年9月，她把自己的姓改成母姓“阿里卢耶娃”。

    在父亲去世后的10年间，由于当局对“斯大林问题”的热度始终不减，而在对他的评价上又忽高忽低，时褒时贬，斯维特兰娜越发感到了作为斯大林女儿的巨大精神压力，以致彷徨苦闷。1962年春，她在莫斯科东正教堂接受了洗礼，并坦言：“我感到这是我内心的需要，教条于我无大意义。”1963年，她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又向她的朋友作了这样的倾诉：

    和以往一样，我生活在父亲盛名的庇荫之下……一些人关怀，一些人憎恶，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对我抱有好奇心，应得的和不应得的烦恼和激动，以及那许许多多的受之有愧的向我表示的热爱和忠诚——所有这一切都从四面八方压挤着我……

    我继续过着奇怪的，无所作为的，具有两重性的生活。和十年前一样，我的生活仍旧是：表面是一回事，内心完全是另一回事。表面上和从前一样，我的生活是安定而有保障的，处于“上层”的大树和叔叔阿姨们的庇荫之下，然而我的内心生活，和以前一样，和他们在兴趣、习惯、精神、事业、语言、文字上完全格格不入，不过我今天的这种感觉比以前更加强烈罢了。

    出逃美国，被当局称为“歇斯底里病患者”

    正是在上述心境下，1963年冬，斯维特兰娜爱上了来莫斯科治病的印度共产党员勃拉哲士o辛格。辛格比斯维特兰娜大17岁，已近花甲之年，而看起来又比实际年龄老出不少，且病得“似乎一阵风能把他刮倒”。两人的结合固然令人意外，可更让人不曾料到的是，此事竟导致了斯维特兰娜与苏联当局一次又一次的冲突。

    1965年4月7日，斯维特兰娜开始与辛格同居。5月3日，两人来到了莫斯科的一家婚姻登记所，询问登记所需的材料和手续。不料第二天斯维特兰娜就被召到了柯西金的办公室。这位政府首脑对她劝阻：您，一位又年轻、又健康的妇女，难道就不能在咱们这里找一个健壮的年轻人？您要这个病歪歪的老印度教徒干什么？不行，我们大家都坚决反对。我们劝您别去办理婚姻登记，我们也不允许。“因为要是根据法律他把您带到印度去该怎么办？”

    1966年10月，病情急剧恶化的辛格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向斯维特兰娜表达了想死在印度的愿望，斯维特兰娜遂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请求允许她把辛格送回自己的故里，信中表示她在印度不会呆很久。代替总书记作答的是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又一次拒绝了斯维特兰娜的请求。

    当月31日，辛格在莫斯科病逝。11月3日，斯维特兰娜分别致信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请求允许她把丈夫的骨灰送到印度他的家人那里。信中保证：“旅行只需7~10天，不会再多。”除丈夫的侄子–印度外交部长迪内希在印度首都德里的家和丈夫在恒河岸边的老家卡拉康卡村外，“我什么地方也不去。除了最亲近的亲属以外，我谁也不见。我向您保证，从政治立场方面绝不会发生任何可受指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