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逃亡时 李鸿章对梁家照顾有周

    梁启超是旧时代的士大夫，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9月28日上午，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合肥晚报等媒体支持的新安读书论坛继续在合肥大剧院开讲，文化批评家解玺璋做客新安读书论坛，带来了题为《梁启超与新民说》的讲座，受到众多历史爱好者的追捧。

    出身贫寒却心系国家

    “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梁启超的心得体会，这一上台就有些紧张，如果讲得不好还请大家多担待。”解玺璋的开场白与他的人一样，谦逊和蔼又不失风度，随即便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既然说到梁启超，自然要先介绍一番。“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遗憾的是他只活到了56岁，如果再给梁启超十年时间，那些没办法完成的事情或许都可以实现，当然，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也许到那时他又会有新的想法和办不完的事情。”解玺璋首先说到了梁启超的家庭背景，他认为很多人对他的家庭背景理解有误。“梁启超的老家广东新会县的茶坑村，是南国边上的一个小村落，梁家虽然在村里比较富裕，但也不过是一般的耕读之家，默默无闻。”在解玺璋看来，梁启超不过是农家子弟，家庭条件十分一般。“梁启超父亲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七八亩田地，他父亲后来办了一个私塾，才勉强能维持家里的生活。”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此时，李鸿章任广东总督，对康梁遭遇很是同情，对梁家算是照顾有周。

    “他这样一个家庭，对他的成长非常有影响，跟康有为不一样。”解玺璋说，康有为出身官宦之家，带给他的是非常强的自信感，康有为曾说过，“我所有的东西，30岁前就确定下来了。”而梁启超从小培养出来的是不断往前走、往前追求、与时俱进的性格。“梁启超15岁中秀才，17岁中举，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给了他一种紧迫感。”解玺璋说，很多人认为梁启超善变，但他有一条是始终不变的，他希望这个国家好。“当时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局面，民族的危亡让梁启超深受刺激。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能够让这个国家好，他就服谁，他就接受别人的主张，因此，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来看待梁启超这个人物。”

    梁启超文笔具有“魔力”

    解玺璋是学新闻出身，却对梁启超这位历史人物情有独钟。

    梁启超最早与康有为一起在家乡办学，两人的办学理念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改变现状的进步青年，孙中山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孙中山在日本继续他的革命生涯，决定在日本成立一所学校，着力培养革命人才，他想到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可是孙中山手下懂教育的人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甚至也很少，所以他要求助于康有为，他给康有为写过信，联系过这件事。当时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孙中山希望，能由梁启超去日本办这个学校。康有为却说不可，因为梁启超主笔这个《时务报》，后面又在办《清议报》，这都是他们正在办的维新派的报纸，如果要他去参与孙中山带有很强的颠覆性的、革命色彩的这样一个培养人才的学校，不符合康有为的政治主见，所以说他就把梁启超给阻止了。”不过，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还是通过创办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来培植人才，推进维新事业。

    既然说到办学办报，自然要说到梁启超的文笔。以梁启超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民体的确立。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解玺璋坦言，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一读进去就会被鼓舞。

    新民说强调自由权利

    戊戌变法是梁启超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师从康有为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维新变法的最终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接受西方的思想，对中国的情况和西方从政治制度、东西方思想各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以期寻求救国之路。也正是在戊戌变法期间，他提出了他的主要思想——新民说。“梁启超读了很多日本人翻译过来的外国著作，这对梁启超起到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让他深刻认识到国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曾经作过一个恰当的比喻：“国也者，积民而成也。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欲其国之安享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意思是说，国民对国家来讲，犹如身体的四肢、五脏、血轮一样，如果四肢断了，五脏坏了，经脉伤了，则其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了。“开民智，兴民权，是梁启超《新民说》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宗旨。梁启超认为，只有一个有尊严的人才能够活得堂堂正正，但是尊严不是谁想要就有的，不是谁都能保住自己的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活得有尊严，就得有权利的保障。若没有了权利，人皆可欺，何谈尊严？何谈堂堂正正地做人？所以，要开民智，就得先兴民权。然而，权者生于智，智愚之分乃强弱之源。”在解玺璋看来，梁启超以其独到的眼光，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