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谈父亲老舍:能偷听他说话是一种幸运

为了最大化地还原老舍作品的精髓,方旭以抽丝剥茧的手法改编剧本,整场演出100分钟,整个舞台只有方旭一人分饰多角,一幕布景,以不同的灯光和音效配合,带观众一起重回时局动荡的老北京。亲自为该剧出任文学顾问的老舍先生之子、当代著名作家舒乙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与历次改编相比,这部“独角戏”是最忠实于原著的一次。

舒乙谈父亲老舍:能偷听他说话是一种幸运

舒乙

  下个周末,独角戏《我这一辈子》将在广州大剧院上演。该剧改编自老舍创作于1937年抗战前夕的同名中篇小说,是其创作路上“第一个高峰”时期的压轴作品。多年来,《我这一辈子》曾以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多种形式呈现,2006年首次在中国大陆以话剧形式改编搬上舞台。但此次前来广州上演的“独角戏”,2011年由方旭改编及主演、北京明戏坊戏剧工作室制作,仍然是其中非常独特的呈现。

  为了最大化地还原老舍作品的精髓,方旭以抽丝剥茧的手法改编剧本,整场演出100分钟,整个舞台只有方旭一人分饰多角,一幕布景,以不同的灯光和音效配合,带观众一起重回时局动荡的老北京。亲自为该剧出任文学顾问的老舍先生之子、当代著名作家舒乙对羊城晚报记者表示,与历次改编相比,这部“独角戏”是最忠实于原著的一次。

  谈话剧

  这次改编的“调调”对了

  羊城晚报:《我这一辈子》讲旧时代一名刑警坎坷而艰难的一生,底层小人物无力把握改变自己的命运。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类似的“小人物”。

  舒乙:阳光下没有全新的故事,对于在社会底层挣扎的每个生命个体,除了服装、道具有所改变,命运与社会不公之间的冲突,从来没有改变,这也正是老舍先生作品具有的普世性。只有社会走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像《我这一辈子》一样的人间悲剧。

  羊城晚报:《我这一辈子》有过多次不同形式的改编,对张国立2001年执导并主演的《我这一辈子》电视剧你曾表达过不满,觉得“调调”不对。这是指什么?

  舒乙:《我这一辈子》反映的是社会变革与战乱横行的年代普通百姓的人生悲剧命运,看完后让人感到非常沉重。但在悲剧故事之外,我们感受到老舍笔下主人公的幽默与讽刺。老舍通过男主人公的经历与思想变化,带我们审视这个世界。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性格遭到了摧残与扭曲,在压迫下人们渐渐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从小说里可以看出男主人公是一个聪明、勤奋、善良、好学的人。但这一切优良的品质又有什么用呢?这些并不能让他摆脱自身的困境,走出悲剧的命运。每一次的努力与付出,最终全成了泡影。老舍先生告诉我们,如果你生活在黑暗与腐败的社会中,不管是我这一辈子,还是自己儿子和孙子的一辈子,通通都只能忍饥挨饿,通通都只能给别人当奴才。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也于事无补,除非这个社会变了天:变得光明与正义。

  此次独角戏《我这一辈子》的创作与历次改编相比,是最为忠实原著的一次改编,也是继石挥先生电影改编之后的又一个优秀的创作。我认为改编得很成功,对原著精髓把握得很准确。编辑和主演方旭对人物的把握细腻、到位、禁得起琢磨。

  谈老舍

  能偷听他说话是种幸运

  羊城晚报:您是从小就开始阅读父亲的作品吗?

  舒乙:我上学的时候,家里没有他的书。父亲总认为,作品写完,就像泼出去的水,他从来不收集自己作品的版本。有得意的作品写完,也不会给我们看,他肯定认为我们都是笨蛋。我后来总结他的想法,他一定认为好的作家必须是天才。有时候,他叫我“小乙”,有时候就叫我“傻小子”。

  我从1978年到1988年写《老舍传》,显然要把他所有的作品再读一遍。但我的偏重不是作品,是人生,而他的人生是大家所不熟悉的。这是有原因的:第一,他是穷人出身,没有家谱。第二,他有三段人生空白:24岁之前,他是不为人知的穷小子;英国5年,是他步入文坛的关键时期,但一点资料没有;在美国那几年,也没资料——因为他刚回来,就是抗美援朝,国内反美、仇美,一切与美国相关的话题都冻结了。一个作家,才活了67岁,有一半人生不为人所知。

  羊城晚报:父亲对你们兄妹的要求严格吗?

  舒乙:他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勤劳。那时候他名气大、岁数大,但他没有节假日,上午写作,下午办公,只要有工夫,就在家里练字。当时我们都大了,深夜路过他窗前,他还开着电灯,伏案工作。我们兄妹几个就讨论:了不起……

  他喜欢小孩。不会逼你做功课,也不会问你任何学习上的事情。在他身边生活很幸福,主要是你能偷听他说话,那是一种幸运。

  父亲写字极漂亮,但一笔画都不会画。报告听烦了,他在笔记本上画小人儿,那小人的五个手指头跟树枝子一样扎杈着。但是他对美术有极高的见解。家里来客人了,他爱跟他们谈画,一个小孩在旁边偷听到了,不得了地有用。他说过,评价一张画的好与坏不在技巧,在于有没有传递一点新的意思。

  羊城晚报:您父亲在家里是个怎样的人?

  舒乙:老舍先生很奇怪,他在家里话极少。后来妈妈说了多次:她新婚第二天,父亲就跟她约法三章——每天早上起来不要跟我说话,我绝不是跟你吵架,我得想我那两千字。因为当时他的标准是每天上午写两三千字。

  但家里只要一来人,他诙谐幽默得不得了。他是一个充满生活乐趣的人,比别人有趣,家里有花,有画,有好吃的好酒、好烟,好玩的东西,大家非常乐意来。往往吃饭之后有余兴,大家会表演节目。他会唱戏,会各种曲艺,会说笑话,玩意最多。很多作家,包括叶圣陶的日记里都写过:只要他在,谁都不说话,就听他说,看他耍,他结束了,才退席,绝不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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