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之侄和硕颖亲王萨哈廉

萨哈廉生前统摄的盛京礼部衙门图

    核心提示：

    太宗一生有15位兄弟，侄儿更是众多，而其待之最佳者就是代善之子萨哈廉。萨哈廉天资聪慧，通晓满、汉、蒙古3种语言文字，生前曾被太宗委以执掌礼部之大任，做事深契汗意，在众子侄中脱颖而出，称得上是太宗的股肱重臣与智囊人物。太宗有言，“启我所不及，助我所遗忘”，唯有萨哈廉一人而已。只可惜萨哈廉33岁即英年早逝，令太宗嗟伤不已。

    精忠膺主眷，少年心事当拿云

    萨哈廉是和硕礼亲王代善的第三子，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太祖时即因功受封为贝勒，参与议政。天命十一年(1626)太祖殡天之际，何人继承汗位成为关键所在。萨哈廉与兄长岳托共议后，一同来到父亲代善面前，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只有推举“才德冠世”的四贝勒(即清太宗皇太极)才能让人心悦诚服。于是，代善即向大贝勒阿敏、莽古尔泰及贝勒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提议由四贝勒即位，太宗遂成为天聪汗。故太宗继承汗位，萨哈廉与岳托一样，身负拥立之功。

    天聪年间，风华正茂的萨哈廉大展鸿图，是后金国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天聪元年(1627)，太宗攻袭锦州、宁远时，萨哈廉曾“披创”而战；天聪三年(1629)太宗亲征伐明，代善与莽古尔泰于中途密议班师时，支持太宗继续进军的行列中亦有萨哈廉；路遇金代帝陵时，又是萨哈廉奉命祭祀金太祖、世宗之陵。翌年，后金攻克永平，萨哈廉在驻守永平期间，秉承太宗恩养汉人的旨意，录用明朝归降道员白养粹、革职汉官孟乔芳、杨文魁等共同管理永平地方军政事务，并将造谣说后金意欲屠城的李春旺斩首示众，保得永平一方安定不说，还迅速招抚了迁安、滦州、建昌、台头营、鞍山堡等周边地区，显示出了卓越的管理才干。

    不仅如此，萨哈廉在治国方略上亦颇有建树。天聪五年(1631)三月，太宗下诏令诸贝勒议论国政流弊。对此，萨哈廉指出，“图治之道”，在乎用人。如果一国之君“诚能知邪正”，那么作为臣下的就会崇尚名节，尽心竭力去建功立业；反之如果邪正混淆，即使是忠臣良将，也会各自顾念其身家而不肯专心勤于政务了。同时，直陈太宗用人之弊，即所设八大臣中有不谙国事者，亦有只知奉承汗意者，恳请太宗“体察”“洞鉴”。关于司法，萨哈廉认为执法“贵乎忠直而明决”，建议太宗精兵简政，只设“听断”之贝勒1人、大臣1人及审事官4人“专任其事”，除了死罪、籍没以外，“俱委令断决”。对于军事管理，萨哈廉建议逢大规模之征伐战役，如果汗“亲在行间，诸臣自悉遵方略”，但如果另有派遣，宜选一贤能者为主帅，“给以符节，升以事权”，一切机务皆听总理，并限定自某品官以下有阻碍军令者，主帅可处以军法从事。对于采取此军事立法的原因，萨哈廉直言不讳地指出，后金国之八旗及两大贝勒(即代善与莽古尔泰)如没有汗的当面谕训，则“势难统御”，“我国虽一，而旗则分”，汗不可不察。萨哈廉之言真是说到了太宗的心坎上，故太宗欣然采纳其建议，特别是在军事管理上，兵权平时归上承汗意，总理各旗之兵部，凡出征则重新授予主帅以军衔印绶，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对于突破八旗旗际之间之畛域，使军权握于汗一人之手而无他人掣肘之虞，萨哈廉立下了无人能及之功。

    天聪五年(1631)七月，太宗设六部，才华出众的萨哈廉奉命掌礼部，负责后金国之典章制度与外交往来事宜。他不仅起草更定了后金国的一系列典章制度，而且还发挥其语言特长，或前往蒙古诸部宣示后金国之诸项法律礼仪，或处理国内汉官纠纷等，出力颇多。天聪九年(1635)，萨哈廉随多尔衮等招抚察哈尔林丹汗之嫡子额哲并获元传国玉玺归来后，即与诸贝勒大臣一道反复力劝太宗上尊号，即皇帝位，但太宗却以大业未成，受尊号恐上天降罪为由而固辞。又是萨哈廉看出了端倪，派希福、刚林等启奏说，汗不受尊号，臣日夜惶恐，思之原因，过失全在臣等，是臣等不修身养性，不为汗王尽忠信，行仁义，以致汗拒绝上尊号，如莽古尔泰、德格类等即曾犯上作乱。为此，臣等将立誓为证，恪尽臣道，竭忠辅国，请汗接受上天赐与的尊号。太宗闻奏称善，说萨哈廉“实获我心”。于是，在萨哈廉的主持下，以代善为首的诸贝勒各自立誓，跪焚誓词，均表示诚心拥戴——太宗称帝的条件成熟了。

    崇德元年(1636)四月，太宗改国号为“大清”，称“宽温仁圣皇帝”，但隆重的庆典仪式上却不见了萨哈廉的身影……

    意欲凌风举，无奈天公不作美

    从前文可知，萨哈廉作为太宗最亲近之子侄，对太宗绝对是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其实，就在萨哈廉点破太宗心事而带领众贝勒盟誓诚心拥戴太宗上皇帝尊号时，其已然患病在身，但为了完成太宗“抚有疆域，得膺大统”之心愿而强撑病体，勉力为之。关于这一点，太宗是知道的。当所有贝勒大臣的誓词拿到太宗跟前时，太宗即说“萨哈廉誓词暂存之，待其病愈，然后立誓可也”。因为依满族习俗，立誓需要说一些极端咒语，太宗唯恐对病中的萨哈廉不利，故表示出怜惜之意。史料中，关于太宗与萨哈廉叔侄间交往与感情深厚的事例很多。

    天聪五年(1631)的正月里，大贝勒代善遣萨哈廉向太宗进献了两匹良马。太宗亲自看视了所献之马后，遣人对萨哈廉说，兄长“以诚敬之心来献”，论情理我不能推却，但收下是收下，请你暂时牵回代养，等我“欲乘时则乘之”。聪敏的萨哈廉则回奏说，父亲得此良马后，认为汗才配拥有，所以才急令我来献“可充御厩”，现在汗命令将此马“养于臣家”，臣担心自家没有好饲料，“奈何？”一席话把太宗说乐了，于是，“纳其一”，并赐萨哈廉“绞金佩刀一口”。

    太宗最器重萨哈廉，但爱之切亦责之深，用“多情却似总无情”这句话来形容这对叔侄间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因为萨哈廉既忠心，又有才，其本人犯错是极少的，但萨哈廉也是代善之爱子，所以当代善有错时，太宗无法直斥其兄，是故每每都会指责萨哈廉，称其未尽进谏规劝之责，所以萨哈廉生前时常要为父亲罪，心理上不堪重负，也许这就是萨哈廉得病而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

    萨哈廉受父牵累最大的案子，就是其父代善争娶察哈尔林丹汗的苏泰太后未果，遂与心怀谋逆的莽古济(太祖第三女)格格打得火热而共同“怨望”太宗。太宗闻讯，遣人质问萨哈廉，说你父代善“自率本旗人任意行止，又将怨朕之哈达公主邀至营中设宴馈物”，萨哈廉你身掌礼部，“尔父妄行”，你为何知情却无一言谏阻？并因此怒闭大清门而罢工，请众贝勒另立新汗。诸贝勒在定议代善之罪后，同时议定应罚萨哈廉雕鞍马5匹，空马5匹，银2000两，夺两牛录属人。当太宗再次临朝听政后，萨哈廉依然受罚，只是免革其两牛录属人而已。时隔不久，莽古济与莽古尔泰等盟誓谋逆事发，刚刚受过责罚的萨哈廉怒不可遏地说，莽古尔泰等所行悖乱，该遭天谴–并未因个人私利受损而心怀不满，而是依然衷心拥戴太宗。

    崇德元年(1636)正月起，萨哈廉开始卧病在床，太宗不仅多次亲自探望，而且还遣人“时时存问”，如派大学士希福前往慰问萨哈廉说，朕是多么盼望你的病能快点好啊，可是你却不要因为朕如此切念而着急上火，千万要安心调养恢复健康，那才是真的爱戴朕。萨哈廉对此感激涕零，回奏说，蒙皇上如此恩眷，臣或生或死又有何憾？只是“当国家大勋垂就”之际，臣却不能“尽力捐躯”，反而缠绵病榻，真是恨事啊！太宗闻奏，十分伤感，恻然叹道，国家岂是坚兵利甲能治理的，他日大业成就，“无此明哲人，何以整理乎？”

    同年五月十一日，太宗不顾诸王谏阻，又一次亲临探望萨哈廉。久病的萨哈廉已羸弱不堪，太宗一见忍不住潸然泪下，而萨哈廉也悲不自胜，泪流千行……“有顷”，萨哈廉病逝，时年33岁。太宗“不胜震悼”，诸王力劝太宗暂离萨哈廉病室，太宗“乃出”，可坐了没一会儿，又入室哭之，“举酒三奠，恸益甚”，以致萨哈廉的父亲代善都跪劝太宗还宫，太宗仍“不允”，“入哭者四，悲恸不已”，最后是诸王群臣皆跪，太宗方才起驾，但仍不入宫，而是在盛京宫殿之庭设幄而坐，“不御饮食”。代善又特遣人说，自己已进饮食，请皇上节哀。太宗才于当日戌时，入清宁宫，但令“辍朝三日”以示悼念。五月二十三日，因病而未得封王的萨哈廉被追封为和硕颖亲王。当日，太宗率诸王及文武大臣等亲往祭奠，太宗不仅亲自奠酒，而且再次“恸哭”，遣官宣读封册之文后，太宗“复痛哭三奠”。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萨哈廉死后，其墓原建于兴京(今辽宁新宾)城东南5里。康熙十年(1671)，清廷赐谥号“毅”，并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将萨哈廉之墓迁葬于兴京太子河南之平顶山下。乾隆十九年(1754)，入祀盛京贤王祠。目前，萨哈廉之墓碑现存于辽宁省本溪市平顶山碑林供游人观瞻。

    附记太宗诸子

    洛格洛格是太宗的第二子，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生，母为太宗的继妃乌拉纳喇氏，为豪格胞弟，卒于天命六年(1621)十月，年仅11岁，无嗣。洛博会洛博会乃太宗之第三子，亦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母为太宗的元妃钮祜禄氏，不幸于天命二年(1617)夭折，年仅7岁，亦无嗣。叶布舒太宗的第四子叫叶布舒，生于天聪元年(1627)十月十八日，母为太宗庶妃颜扎氏。因为庶出，故初封镇国将军，直至康熙八年(1669)，始晋封辅国公。康熙二十九年(1690)九月，叶布舒寿终正寝，享年64岁，史称奉恩辅国公，其后裔子孙无世职。

    硕塞硕塞为太宗第五子，天聪二年(1628)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母为太宗侧妃叶赫纳喇氏。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以军功晋封为和硕承泽亲王。顺治十一年(1654)十二月，硕塞薨逝，时年27岁，谥号“裕”。乾隆四十三年(1778)，其后世子孙奉旨承袭其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高塞高塞为太宗第六子，崇德二年(1637)二月十六日生，母为庶妃纳喇氏。顺治九年(1652)九月，受封辅国公。康熙八年(1669)九月，又晋封镇国公。康熙九年(1670)七月，高塞卒，时年34岁，谥号“悫厚”，其后裔子孙无世职。

    常舒太宗的第七子叫常舒，生于崇德二年(1637)四月十九日，母为庶妃伊尔根觉罗氏。初封镇国公，康熙八年(1669)九月，晋封辅国公。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常舒被因事革爵。康熙卅七年(1698)十二月，重授辅国公品级，翌年十二月，常舒辞世，享年63岁，其后裔子孙无世职。

    第八子太宗第八子，未有名。其生于崇德二年(1637)七月初八日，母为敏惠恭和元妃，即生前备受太宗宠爱之宸妃。此子虽被太宗开创先例，于大政殿颁布了有清以来第一道“诞育皇嗣”而大赦天下的诏令，立为嗣子，但崇德三年(1638)正月廿八日，此子夭折，史料上称年仅2岁。

    韬塞太宗第十子名韬塞，崇德四年(1639)二月初八日生，母为庶妃。初封镇国将军，卒于康熙卅四年(1695)二月，享年57岁。

    博穆博果尔博穆博果尔是太宗的第十一子，生于崇德六年(1641)十二月廿日，母为懿靖大贵妃，即麟趾宫贵妃娜木钟。顺治十二年(1655)十二月，受封和硕襄亲王，薨于顺治十三年(1656)七月，年仅16岁，谥号“昭”。无嗣，史称和硕昭襄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