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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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争议和警示,他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人生,令人感悟和思考。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于江南西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字介甫,号半山。他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六品以上,掌管器械文物、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父亲王益,曾在福建、江西、四川、广东等地做州县官,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起码是“官三代”的他,自幼聪颖,勤奋好学,饱读诗书,挥笔成文。在随父亲四处宦游的日子里,他接触到了社会的现实,目睹了民间的疾苦,这为他后来驰骋官场、纵横文坛、头顶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等多种桂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他没有像一些官二代游手好闲、斗鸡玩狗。16岁时,他在随父进京时以文会友,结识了曾巩,曾巩将他的文章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大加赞赏。5年后,21岁的他便考中进士,被授予淮南节度判官,从此进入了他梦想大展宏图但却坎坷不平布满荆棘的官场。在淮南任满后,他主动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到浙江鄞县担任了知县。4年里,他在这个最接近老百姓的岗位上,兴修水利、扩办学校,造福一方。“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在任满回临川故里途经杭州时所作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借登高望远,不仅抒发了他兴奋愉悦的心情,更表达了远大的政治抱负,为后来的变法埋下了伏笔。

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在任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时,他仍然是勤政爱民,政绩显著。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唯才是举,先后向皇帝竭力推荐越级提拔,但都被王安石以祖母年高等借口婉言推辞。欧阳修不甘心,又以王安石必须以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司判官。由此可见,欧阳修对王安石是多么器重,多么推崇。可是随着王安石的变法,欧阳修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包括司马光等鼎鼎大名的人物。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卸任常州知州后,早春二月,他又任提点江东刑狱,也就是省级司法主管,不仅监察司法公正,还兼管廉政监察。10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在这个总领全国财赋的单位,他挥洒出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自己多年当地方官的亲身经历,尖锐地指出了国家积弱积贫、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的现实,系统地提出了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积弊、扭转积贫积弱局面、改革取士、重视人才等变法主张,并以尧、舜、商、周、秦、汉、晋等多种事例及言论,企望引起仁宗皇帝的警觉,但没想到,曾废除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庆历新政”的仁宗皇帝,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仁宗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他虽没有宋太祖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宋徽宗的多才多艺,但他却是宋朝十八帝中一位以“仁”著称的皇帝。在他执政期间,对臣民仁慈厚爱,使百姓休养生息,知人善用,名臣辈出,群星灿烂,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被誉为“仁宗盛治”。所有这些,也都是王安石后来呈给神宗皇帝《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所认可的。仁宗去世后,朝野上下举国哀痛,无不哭号。《宋史》曾记载道:“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就连辽国辽道宗皇帝耶律洪基也紧紧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嚎啕痛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仁宗皇帝之所以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我想,一是他满足于自己治理的国泰民安的局面。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弊端,但即使有些弊端,也不足以到大动干戈的时候;二是他的性格。变法必将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一向宽厚仁慈的他,不忍心下手。

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王安石真正实现变法的梦想,是神宗即位后。面对宋朝官僚机构臃肿、财政亏空、辽和西夏不断的骚扰、百姓赋税徭役的加重等内忧外患,神宗励精图治,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但这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助手,神宗久慕王安石的大名,看过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了解他的政治抱负和才能,于是,登基几个月后,即起用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的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期间,王安石作出了至今传诵的词篇《桂枝香·金陵怀古》,通过回顾六朝误国的历史教训,隐喻了他对北宋社会现实的不满,透露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又是几个月后,神宗又提拔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对王安石的器重,曾引起在朝老臣的不满。但神宗力排众议,又委以他参政知事的重任,并主持制定和推行新法的专门机构。王安石不负帝望,即上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阐释了大宋王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并指出眼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等等诸多领域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认为神宗“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期望神宗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振兴国家。“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他的这首政治抒情诗《春夜》,充分表达了他得到神宗赏识、看到政治的春天已经来临、欲将大展宏图、夜不能寐的激动心情。

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宋神宗

熙宁三年(1070年),职务与宰相相当的王安石怀揣多年的改革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影响之大、之广,拥护变法与反对变法的两派展开的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可谓前所未有。变法历时16年,客观地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势,加强了国防力量,彻底打败了西夏,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减轻了百姓负担,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是国家财政有了显著的改善,神宗刚即位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而变法后,国家的腰包鼓得“数十百巨万”,“可以支二十年之用”。

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然而,变法也并非十全十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使百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青苗法,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募役法,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可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但对贫困者却是沉重的负担;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的数量逐渐成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准,一些地方政府强制百姓修建水利,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等等。这其中,虽说有的是在执行中走了样,被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与王安石的一些失误也是密不可分的。他想让宋朝一口吃个胖子,却忽视了它的消化能力,积贫积弱的局面与他的宏图大略产生了较大的落差。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官,但绝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昏官,也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

在早年他写的《游褒禅山记》一文中,他中感悟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意志坚定,勇往直前,勇攀高峰的精神,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凭借的外部条件;他也明知变法“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实际操作中按捺不住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冲动,加之用人不当,一些贪腐官员扭曲政策,执行不力,忽视了“足够的实力和可凭借的外部条件”,从而损害了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利益,引起了以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苏轼、苏辙等高官为首的反对派的强烈反对。高官们纷纷控诉王安石变法的十大过失,上疏神宗停止青苗法。在一片反对声中,王安石竭力反驳,无丝毫妥协退让。

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神宗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想听取大家的意见。王安石劝说无效,以生病为由,接着又提出辞官归隐,以此要挟神宗。神宗当然不想让王安石归隐,只好将反对派多名高官或贬或免。司马光也三次给王安石写信,一一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求废弃新法,恢复旧制。可被多位大臣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仍执拗不听,固执己见,在回信中不仅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且对士大夫阶层因循守旧的思想给以了严厉的批评,表明了自己坚持变法不容动摇的决心。我想,司马光肯定窝了一肚子的火。当神宗欲擢升他任枢密副使时,他趁机提出废止新法,可神宗没有答应。司马光遂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连上五封札子,意志坚定地拒绝了提升,自请离京15载,不问政事,潜心编撰中国最大的长达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作出了非常珍贵的卓越的贡献。

天时地利人和,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变法的逐渐流产,就是失去了这些重要因素。熙宁七年(1074年)春的旱灾,使大批饥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群臣纷纷将此与变法联系起来,以新法侵夺民利太甚,上天示警的“天变”为借口,上书给神宗,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抨击。反对变法的大臣郑侠绘画出图文并茂的《流民图》,以告急文件递交神宗,并上疏指出新法的弊端,力谏罢免王安石的宰相,并言道: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司马光也不怠慢,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接着,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这一连串针对王安石的诉状,加上原来众高官对变法的反对,王安石不承认错误,仍然坚持己见,执拗地向所有反对者反击,包括把矛头对准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的家族。已对变法产生怀疑的神宗,看到王安石如此强硬的态度,更是忧心忡忡。王安石也看出了神宗的左右为难,于是,向神宗打了辞职报告。神宗批准了他的辞职,改任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王安石虽然离去了,但接替他宰相位置的,是他极力推举的同年进士韩绛,另一任参知政事的,是他的得力助手吕惠卿。如此看来,这只是左右为难的神宗的权宜之计,王安石的新法推行还将继续。

王安石罢相不久,老天果然下雨了,印证了郑侠的预言。不知神宗和王安石作何感想。今天看来,下雨和预言是一种巧合,但无论是巧合还是预言的准确,郑侠早已被贬谪到了蛮荒的岭南。

翌年,“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官复宰相原职,但神宗对变法的支持力度已大不如前,甚至产生了动摇,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变法步履维艰,很难继续推行。不久,王安石长子病故,心力交瘁的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隐居江宁。他呕心沥血的法令也逐渐被废止。

神宗去世后,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据《宋史》记载:“(司马光)居洛阳十五载,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司马光的字)。”当司马光从洛阳来到京城吊唁神宗时,京城卫士一见到司马光,都把他认定为司马相公施礼。所到之处,百姓们纷纷请求他不要回洛阳,留下来做宰相,辅佐天子,救活百姓。可见让司马光任宰相的呼声有多高。

不亚于王安石执拗的司马光,多年前就对新法可以说是入骨的反对,甚至说“冰炭不能容器”。如今一上任,便召回了当年因反对变法而遭贬谪的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官员,并召回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大刀阔斧地开始废除新法。几个月后,元祐元年四月初六(1086年5月21日),为变法竭尽全力的王安石,耗尽最后的心血。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一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也紧随王安石其后,因病而逝。不知二人在另一个世界是否继续争斗。虽然争斗多年,但他们都是出于公心,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只是他们(包括所有反对新法的官员)的政治理想的不同,对国家利益的理念理解的不同。他们对对方的人格、学问、文采,都是非常敬重和佩服的。

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是也?非也?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从来没有停止。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变法不仅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也引起了激烈的“党争”,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云:“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近代梁启超先生评论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王荆公》,则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了案。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多人认可,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毛泽东在1915年6月给学长萧子升的信中提到:“(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个评价,我认为是比较中肯、客观、公正的。任何时候的改革,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尊重科学,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国富民强为准则,否则,则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王安石的官场沉浮

除了变法,王安石还是宋代文坛文学成就突出的重量级人物。他有力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扫除了风靡一时的浮华文风。作为唐宋八大家的一员,他留下了《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文集》等著作;留下了《游褒禅山记》、“春风又绿江南岸”等名篇佳句和论点鲜明、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说服力强的精华文章;也留下了练意深沉、委婉含蓄、修辞工整、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的“王荆公体”。他的作品文如其人,注重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露社会矛盾,为推动变法和完成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并巩固其成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总之,王安石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精神财富,也留下了不少争议和警示,他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的人生,令人感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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